大将军韩信为何惨死

韩信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常胜将军，善打大仗巧仗，还著有兵法，参与整理兵书，搜集、补订军中律法，明代学者茅坤赞称“古今兵家者流，当以韩信为最”（《史记评林》卷九十二）。这样一位军事奇才，却死的很惨。韩信惨死表面上看是吕后所为，幕后主使实为刘邦，主因在于韩信的政治迟钝、战略短视和性格弱点。

韩信出道之前经历不太复杂。他很小就成了孤儿，家里穷，品行不太好，也不会什么营生，经常到别人家蹭吃蹭喝。曾经在一个亭长家蹭饭吃，一连蹭了几个月，把亭长妻子惹烦了，人家故意在韩信来之前把饭吃完，等到韩信来了也不给他做饭吃。韩信明白之后，一生气再也不去了。一天，他到水边钓鱼。水边有一群洗衣妇，其中一位看见韩信饥饿的样子，把自带饭食分给他吃，一连几十天如此。韩信高兴地对妇人说：“将来我一定重重报答您。”妇人很生气地说：“大丈夫不能自食其力，我不过是可怜你，谁指望你报答！”韩信受此激励，准备干一番事业。一天，他腰挎宝剑在大街上溜达，迎面走来一小痞子。后者对他说：“你虽然身材高大，还带把宝剑，其实内心胆怯。如果你是敢死之士，就拿剑刺我，否则从我胯下钻过去。”韩信注视小痞子一会儿，俯下身子爬了过去。街上的人都嘲笑韩信是胆小鬼，他们不知韩信“志与众人异”，不愿与小人计较。史书上没讲韩信跟谁学习、学什么。他在破赵之战中反常用兵，战后向手下将领解释获胜原因时引经据典，说明他不但熟读兵书，还有独到见解。韩信出道后的打拼，军事才能超凡，但其他方面的弱点也显露无疑。

韩信缺乏耐心。起初他跟着项梁、项羽，人家不听他的，说明韩信表达方式有欠缺。韩信发现项羽不是自己心目中的“大哥”，又不听自己意见，出走是对的。后来到刘邦这边儿，萧何极力推荐，刘邦没反应，他也不与萧何打招呼，就一走了之。假如他不跟项羽、刘邦，其他诸侯可能不会有看上眼的，最后只能学鬼谷子，到深山老寺收徒弟传授谋略。

韩信有些自负。韩信跟随项梁、项羽，经常提建议讲计谋，项梁听不听不知道，反正项羽一直不听。后来到刘邦那儿，抓住机会与萧何交谈，很有效果，萧何极力向刘邦推荐。再后来韩信等不及想一走了之，萧何来不及报告，“月下追韩信”，追回来之后继续推荐，还近乎逼迫式地要求刘邦重用韩信。刘邦确实高明，现场拍板“授予大将印”，正如他后来听从张良、陈平提醒而封韩信“真齐王”。这也是韩信后来不愿背叛刘邦的重要原因。韩信当大将军，战必胜、攻必取，一直打到项羽自刎于乌江边。正如司马光所言：“世或以韩信为首建大策，与高祖起汉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赵，胁燕，东击齐而有之，南灭楚垓下，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资治通鉴·卷十二》）有才能的人往往很自负，韩信也是如此。如果说他被刘邦诱缚后，声言刘邦“不过能将十万（兵）”，而他自己“多多益善”，带有无奈调侃之意；那么他被贬为淮阴侯，面对同样为侯的大将樊哙下跪迎送他时，发出嘲笑之语，实属不该。韩信被贬为淮阴侯后，经常称病不朝，整天怏怏不乐，而且羞与周勃、灌婴等人并列。一次经过樊哙家，樊哙跪拜送迎，还说：“大王乃肯临臣！”韩信出门后，就发出“生乃与哙等为伍”的嘲笑。樊哙、周勃、灌婴都曾在韩信麾下为将，尽管韩信由王贬为侯，樊哙依然称其“大王”，而自称“臣”。樊哙等人都是刘邦亲信，又都是侯，樊哙还是吕后妹夫，很敬重韩信，韩信却鄙视人家。难怪司马迁叹息，如果韩信懂得谦让，不恃才居功，可能会建立像周公、召公、姜太公等人那样的功业。

韩信懂得感恩。他一当楚王，就赶紧找来当年救饥解饿的洗衣妇，硬给人家一千金，这些故事还衍生出“一饭千金”“一饭之恩”等成语。他还找来当年逼其胯下受辱的流氓，任命其为楚国负责抓捕治安的中尉。知恩图报、有恩必报、以德报怨，就做人而言是优点，但在政治角斗场上，过分拘泥私人恩怨，则容易被人利用，以此为重大决断的立足点极不明智。政治斗争以目标效果为出发点，而不以道德选择为根本遵循。因为感恩，他不反刘邦，以至于先被刘邦诱捕，后又被萧何说服落入吕后圈套。韩信感谢完两个“恩人”，还找来当年的亭长，给了人家一百钱，并挖苦人家“你是个小人，做好事不能到底”，显得有些小心眼。一个战功赫赫的大将军如此有闲心，亲自处理这些琐事，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韩信拘泥个人恩怨，对当年落魄时的遭遇念念不忘；二是韩信过于自负，以己度人，因而不愿相信可能的糟糕结果。以韩信非凡的军事智慧，假如在政治斗争上费些脑筋，结局至少不会那么悲惨。楚汉决战前后，至少三次有人劝韩信另作打算，他都没有实质性动作。

第一次，武涉游说未果。韩信受封齐王之后，项羽最为倚重的大将龙且死于与韩信的交战，项羽便派遣与韩信老家不远的盱眙人武涉游说韩信。武涉说，现在汉王刘邦“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即刘邦志在一统天下，而且这个人不可信，你韩信“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擒”，不如联合楚王项羽“三分天下王之”，当个能够左右形势而又独立的诸侯王。韩信听后，先表示感谢，尔后说，我以前侍奉楚王，官位不高不说，我提出的建议谋划他也不用，因而离开他归顺汉王，汉王“授我上将军印”，给我数万人马，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把自己的食物分给我吃，对我还“言听计用”，我因此才有今天，汉王“深亲信我”，我背叛人家不好，我至死不背叛汉王，请为我回话谢过项王。韩信这番推托之辞说得很得体，但说话只是一方面，场面上的话多是说给别人听的，意思表达到了，没有明显漏洞就行，要达到其他目的另说。武涉的游说可以不听，关键是韩信应该考虑楚汉争霸以后自己的处境。韩信可能没有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或者只想好的一面，而没往坏处想。

第二次，蒯通游说未果。武涉游说之后，又有齐人蒯通来游说。蒯通觉得“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便来游说韩信，称自己学习过相人之术。韩信就问，先生说说看。蒯通回答说，（人的面相）“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韩信称好，让蒯通给自己相面。蒯通示意韩信屏退左右，只剩下他们两人后，便说，看您的面相，最多封个侯，而且危险不安定；但看您的后背，贵不可言。尔后又解释说，天下大乱之初，英雄豪杰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最后形成一定气候，而且大家的忧虑集中在灭秦上。如今楚汉争斗，使天下多少无辜的人身首异处、数不清的父子尸骨暴露荒野。楚汉双方正处于胶着状态，项羽前进不得，刘邦欲战不能。天下百姓心怀怨望，而又找不到依靠。楚汉双方的命运系于你韩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尔后再视形势而取天下。最后蒯通还说，“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请您好好考虑一下。天赐良机不抓住，必受其害；时候到了不决断，就会遭殃。韩信如何作答呢？他又整出原先对付武涉的那套说辞给蒯通，汉王给我很高待遇，给我车坐、给我衣穿、给我肉吃，“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人要知恩图报，我怎么能背利忘义呢！蒯通接着给韩信举两个例子，一个刚发生的，常山王、成安君在同为布衣时结为刎颈之交，后来前者背叛项羽而投靠刘邦，借助汉军杀掉成安君；一个是先前发生的，文种、范蠡与勾践的故事。蒯通说，您自以为对汉王好，想建立万世之业，这是一种误解，常山王、成安君从刎颈之交转而反目成仇，是因为“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以交友而言，您和刘邦不如常山王和成安君。以忠信而言，您与刘邦不过是文种、范蠡之于勾践，而且这两人“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现在您“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王项羽，楚人不信；归汉王刘邦，汉人震恐”，您想安稳吗？可惜“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非常危险。韩信最后感谢说，请先生不要再说了，我将考虑这个问题。过了一段时间，蒯通又来找韩信，劝其不要犹豫、早做决断。韩信还是不忍心背叛刘邦，又自以为功劳很大而刘邦终究不会夺占齐地，并再次感谢蒯通。韩信与蒯通的交集就此结束。蒯通说“后背贵不可言”之类的话可以不信，估计韩信也不会太在意，但后面的话，对形势的分析还是很到位的。武涉的游说多半是为了项羽，而蒯通的游说则是对韩信真诚的提醒。韩信不论背叛刘邦与否，至少应该反思一下自己在刘汉集团中的处境。之后不久，刘邦听从张良建议，把韩信召来，指挥垓下战役，战役一结束，通过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韩信兵权，接着又改封其为楚王。韩信似乎很麻木，已经成为刘邦的重点怀疑对象，还那么尽心地指挥打仗，打完仗又安然于兵权被剥夺，并接受新的任命。他改任楚王之后，先想到的是赏赐当年救饥的洗衣妇，帮助当年侮辱自己的流氓就业，有空儿就带着一大帮子列兵在封国内巡行，说明心情不错，毫无身处危险之感。

第三次，应对刘邦巡游。韩信改任楚王第二年，汉高祖刘邦用陈平的计谋，“伪游云梦（湖北潜江县西南），会诸侯于陈（河南淮阳）”，准备诱捕韩信。陈地处楚国西界，韩信作为楚王不能不去，几经犹豫之后，决定前往陈地拜见刘邦。这里得说一个人——项羽的部将钟离眛。钟离眛与韩信私交很深，俩人老家离得很近，又一起参加楚军。钟离眛在楚军骁勇善战，让刘邦吃了不少苦头。汉四年十月，项羽领兵离开荥阳，东攻彭越，刘邦趁机攻取成皋、敖仓，楚军几乎全线溃败，唯有钟离眛成功坚守荥阳。汉五年十月，刘邦统领汉军主力追击项羽，被钟离眛大败于固陵城下。项羽死后，钟离眛逃回老家，正好在韩信辖区，故而投奔韩信。刘邦听闻后下诏抓捕钟离眛，韩信一直没有回应。刘邦这次游云梦，有人建议韩信杀钟离眛献给刘邦，以解祸患。韩信找钟离眛解释，钟离眛很生气地说，刘邦之所以不攻打楚地，是因为我在你的地盘上，如果你抓捕我以献媚刘邦，今天我死，随后就是你死，最后骂韩信“公非长者”，自刎而死。韩信赶紧捧着钟离眛的脑袋前往陈地，结果一见面，就被刘邦手下武士绑住，放到后面车上。这时候韩信才清醒了，说：“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韩信起初收留和后来抛弃钟离眛，固然不妥，但关键是如何应对刘邦的怀疑，韩信似乎一直在被动应付，甚或心存幻想。

韩信怨恨项羽不听自己的任何计谋，而他自己也是不听劝的主儿，至少在对待刘邦的怀疑这件事上，谁的意见他都没听，从行动上也看不出他采取有效的攻守之策。这就是人性的弱点。韩信对项羽的认识很到位。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后，两人有一段对话。刘邦说：“丞相（萧何）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韩信表示感谢后问刘邦：“今东乡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项羽）邪？”刘邦称是。韩信又问：“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说：“不如也。”韩信再拜刘邦，并用祝贺的口气说了一大段话，大意是：“我韩信也认为大王不如项王。我曾经在他手下做事，请让我谈谈他的为人。项王发起怒来，千人皆废，但不能任属贤将，只是匹夫之勇。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温和，人有疾病，流着泪分食物给病人，但对有功劳当分封的人，把印玩烂了却舍不得授予，这是妇人之仁。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违背义帝立下的盟约，而封亲信为王，诸侯们都不服。各路诸侯看到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也都回到自己的地盘，把原来的国君驱逐，自立为王。项王大军所过之处，没有不被残破毁灭的，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只是暂服于他的威强。项王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因此说其强大很容易变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大王入武关，秋豪无所害，废除秦朝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秦地的老百姓没有不愿意大王为秦王的。按照诸侯约定，大王当王关中，关中老百姓都知道。大王被入驻汉中，秦地的老百姓没有不怨恨的。今大王举兵东进，秦地可传檄而定。”刘邦大喜，自认为与韩信相见恨晚，赶紧按照韩信的计策进行部署。这就是司马光所言“首建大策”。韩信认为，项羽是“匹夫之勇、妇人之仁”，而且不懂地理、背信弃义，必败。相比之下，韩信对刘邦的认识很不到位。刘邦“勇悍仁强”不如项羽是真，可他玩弄背信弃义远超项羽。韩信不愿相信刘邦跟自己玩阴的，因而对自身处境的认识很不到位。天下初定，既是帝王论功行赏之际，也是大将考虑自保之时。韩信“名高天下”，必须考虑自保之策，无非以下选择：一是功成身退，不问政事；二是改为闲职，不问军事；三是居守一方，卓然独立；四是再进一步，争夺天下。

前两种选择为退守之策，但成功与否不在韩信，而在于刘邦多大程度上相信韩信没有严重威胁，这恐怕很难做到，因为世人皆知韩信的煌煌战功。刘邦的铁哥们儿、猛将、舞阳侯兼妻子妹夫樊哙，在韩信被贬为淮阴侯后，依然下跪迎送韩信——你已不是王，我依然尊称你“大王”。这种敬重发自内心，既是生死场上积淀的真感情，也是对韩信军事才能的高度认可。对韩信如此敬重和认可的人远不只樊啥、周勃、灌婴。刘邦岂能不知？

再说第三种选择，居守一方。乱世之中偏安一隅是有前提的，即自身足够强大，而其他外部势力争斗不止。其实韩信有两次机会，当齐王之时，时机最好；当楚王之时，条件尚可。先说第一次机会，韩信身为齐王，索性让楚汉战争一直打下去，只要一直打下去，自己就是安全的，最多简单掺和一下，保持他们争斗的态势；即使楚汉两方有了闲暇，动了心思来攻齐，以韩信的能力，保持稳定守势应该不是问题。假如真如此，此“三国”（楚汉齐）可能比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更有看点。韩信有无此心？显然是有的。韩信灭齐之后，即向刘邦提出“假王”齐地（代理齐王）的要求，包括楚汉决战之前的迟疑拖延，即便本人没有长期偏安的意思，却制造了保存积攒自身实力的印象，至少给了刘邦这样的印象，这是刘邦在大战过后即解除韩信兵权的首因。之前，当韩信帮助刘邦开辟北方战场，接连破魏、下代、灭赵、降燕，取得一系列辉煌胜利，每次胜利后，“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即用韩信练好的精兵应对正面战场。从楚汉战争之初，刘邦一直在享用韩信正确的战略擘画、合理的用兵方略，也不断争夺韩信调教出来的精兵，后者更显示了刘邦对韩信始终存在的提防之心。楚汉决战前夕，韩信率30万大军参战，彼时汉军总兵力约五六十万，而项羽军约10万人。韩信的队伍在当时最有战斗力、数量最大，他之前向刘邦提条件，暴露了己方想法，尔后选择继续服从服务于刘邦，却没有采取任何防御措施。韩信的加入和有效的现场指挥，最大限度地使楚汉决战快速以汉胜楚败而结束。楚汉决战即垓下之战后，刘邦立马解除其兵权。这应该是刘邦对韩信充满疑心第一次明显的展露，此时韩信应该深知刘邦对自己的怀疑。再说第二次机会，韩信被改封楚王。汉朝初立，除汉高祖刘邦外，还有包括韩信在内的七个异姓王。楚汉决战结束韩信被夺去兵权，又被刘邦改封为楚王。这个时候，如果韩信只是偏安为王，长期坚持是有可能的。两年后，有人上书说韩信要谋反，刘邦召集部下商量对策，将领们多主张出兵讨伐韩信。刘邦单独召见陈平征询意见，留下一段有趣的对话。陈平问：“陛下精兵孰与楚？”刘邦答：“不能过。”陈平又问：“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刘邦答：“莫及也。”陈平说：“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窃为陛下危之。”（《史记·陈丞相世家》）陈平说的很直白，刘邦兵不如韩信强，手下将军用兵不如韩信强，攻打韩信无异于儿游。在汉初七个异姓王中，韩信无疑最有实力，而且举世公认。凭借韩信的实力和威望，假如心理上始终戒备，军事上充分准备，外交上联合其他异姓王，即便不能长久偏安，也不会那么轻易被刘邦制服。刘邦到死，才灭了七个异姓王中的六个。刘邦“伪游云梦”诱捕韩信后，随即押送洛阳，尔后贬其为淮阴侯，闲置在长安。可以想像，严密监视之下，无地无兵，形同软禁，居守一方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最后一种选择，再进一步，争夺天下。这一选择是主动进攻之策，风险也最大。结局就是，韩信要么战死，要么像武涉和蒯通所说——楚汉两败俱伤，自己出来收拾残局，没准儿还能成就韩家天下。武涉表露这层意思，蒯通则直接点明。曾读一些文章，说刘邦早已布局，使韩信在楚汉决战后无法真正称王称霸。刘邦提前布局是肯定的。但局是人布的，不是固定的，也是可以改变的。如果韩信有宏大志向和强烈意愿，刘邦未必是对手。刘邦早有布局，而韩信可能连类似想法都没有。军事奇才往往专注打仗，他可以围绕作战问题思考到己方军队可能面临的所有困难和机会，尽可能最大限度地保存己方实力并争取最大的作战效益，却唯独不考虑个人安危。正如孙膑不怀疑庞涓、吴起没有谋划他侍奉的楚悼王死后自己何去何从？韩信也是如此，他一直没有认真谋划自身安危。刘邦一步步压制他，他一直被动应付。刘邦把他由齐王改封为楚王，他没有谋自己；再贬为淮阴侯，他没有谋自己。到最后，翻身机会越来越小，韩信可能也没感觉了。

想当年，韩信投奔刘邦之初，因犯法当斩，行刑之时，他抬头仰视，大叫：“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刘邦的亲信夏侯婴恰好在现场，惊异于他的言语和气貌，不但释放了他，还向刘邦推荐。像韩信这样的人，因为要活命，要成就大事业，当面临生存抉择之时，他会动用所有可能的智谋韬略来积极应对。反之，他可能连一个脑细胞都懒得浪费。韩信为战争而生，为大战而生，大战结束了，斗志和活力也没了。樊哙下跪迎送，他还有心思嘲笑人家，可见其孤傲，更遑论危机感。聪明的智商还在，但已不再设防，否则怎能因萧何几句话而被赚到吕后那儿。

关于韩信之死，《史记》描述了韩信参与陈豨谋反的一些细节，《汉书》也有类似描述。贬为淮阴侯的韩信策动即将担任赵相国的陈豨谋叛，并商定一个在边地举兵，一个在京师响应；后来陈豨反叛，韩信称病不跟随刘邦出征，一面派人与陈豨联络，一面与家臣密谋准备夜间在都城长安“诈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这些情节可能都是演绎前人传说，细究起来经不住推敲。韩信提醒陈豨可能是真，而劝其谋反甚或合伙谋反应该是假。一个善打大仗巧仗的大将军倘若真的谋反，即便密谋轻易泄露的可能性存在，大将军本人轻易落入对手圈套的可能性很小。抑或司马迁想为刘邦开脱一点逼杀功臣的罪责。在一人家天下的古代，信息极端封闭、舆论极端可控，韩信一孤家寡人，吕后可随时除掉他，即便没有萧何协助，冠冕堂皇的理由和随时致其于死地的手段很多。龙困浅滩遭虾戏，况且吕后、萧何非等闲之辈。处于严密监视之下的韩信，手里无兵，活动受限，仅靠几个家臣奴仆，能有多大作为？假如他有反击的可能性，刘邦怎能安心平叛，动身之前“邀请”韩信同去，韩信称病不从，这才是刘邦启动杀机的真实起因。刘邦终下杀心，才有之后的萧何帮吕后诱杀韩信。正如吕后处置另一大将彭越一样，杀之是奉刘邦之命，将其尸体制成肉酱遍赐诸侯才是吕后的创意。历史记载反映重大历史事实，事件本身是真的，相关描述都可能是另有意图的涂抹粉饰。

刘邦得知韩信已死后的反应，司马迁的描述大体正确。刘邦平定陈豨造反，凯旋归来，听说吕后已解决韩信后“且喜且怜”，喜的是最危险的人物没了，怜的是大汉王朝“守四方”少了一位韩信这样的“猛士”将才。这就是人性的复杂性。刘邦不择手段、善于变通甚至不讲情义等品性，韩信也有，却多用在研究军事和指挥打仗上，没有用在政治斗争和自我保护上。

王朝体制下，只会打仗的将军不是明智的将军，如果再有明显的性格弱点，下场一定很惨。在政治角斗场上，吕后比韩信强太多，她诱骗韩信到长乐宫，当即命武士将其绑缚，并迅速斩杀于长乐宫放编钟的房子里，紧接着又灭掉韩信三族，可谓干净利索。韩信临死前说：“吾悔不用蒯彻（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封建王朝皇帝一人家天下的政治生态，是韩信难逃兔死狗烹之厄运的主要外因。韩信功高盖主而不知自保，既无政治野心又缺乏政治手腕，是其坐等受死的主要内因。

备注：以上引用未注明处皆引自《史记·淮阴侯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