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静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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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老三、老四，算上我这个“老二”，大学四年同住一宿舍，按年龄大小这么叫。毕业好多年，怪想他们的。老四老三老大相继逝去，多少与我有些干系，至少欠他们几句话甚或一次应景的聊天，回想起来总有些愧疚。
老四特帅气，同学们说他像刘德华，永远真诚的大眼睛，好看的尖鼻子，略微自来卷的浓密黑发，一米八多的个头儿，加上经常锻炼造就的笔挺身材，即便把同一届大学同学都算上，其颜值形象绝对No.1。忘了谁说的，悲剧就是把美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老四很悲剧，走的时候再有两个月大学毕业，再有三个月香港回归；他刚过20周岁，学校举行的追悼会现场，老四帅气的遗像下端括号里有一行数字：1976.12～1997.4。
大学最后一学期，开学不久，大家都有些上火，不时咳嗽几下。可能是春节期间酒喝过量了，好东西吃多了。老四状态不好，一直流鼻涕。看着老四难受的样子，我立马想到一位表嫂。我过年回家赶上她生病住院，听表哥说她差点见阎王。一周过去了，我们仨不咳嗽了，但老四鼻涕照流，似乎有加重的迹象。开学后，我没见他整理过宿舍卫生。过去三年半，我们宿舍的卫生基本都是他主动整理，其次是老三，我和老大都轮不上。
老大关切地问：“老四，怎么搞的，刚回来就想家了？”
老三跟着调侃：“有美女想老四了！”
老大却说：“对呀，你们仨小子，马上毕业了，再没有女生来找，得请我吃大餐！”记得大学第一学期我们混熟之后，老大给我们仨提“要求”：“不要老看别人谈恋爱流口水，谁先把女生领到宿舍，我请客。”
一直到毕业，我们宿舍真没有美女光顾，可能是老大带头作用发挥好，大家都忙于学习，忙于保研或准备考研，没顾上这事儿。
“过几天我身体好了，我请，不能让老大白等四年。”老四说着，挤出一丝苦笑，看样子很不舒服。
老三像模像样地摸一下老四前额，煞有介事地说：“不发烧呀，吃点感冒清热颗粒。前段时间，我也是鼻涕兮兮，最后扛不住了，就吃那药。买同仁堂的，三天准好！”
一提到药，我又想到表嫂，起初也是流鼻涕，以为是感冒，随便吃点普通感冒药，不管用，后来又吃感冒清热颗粒，还是不管用，鼻涕都变色了，到医院一查——病毒性脑炎，医生说再晚一点就没治了。我想对老四说“别是脑炎？”话到嘴边又咽下。
周末，我从图书馆回来，路过大操场，看见篮球场边有个人捂着胸口瘫坐在地上，是老四。
“嘿，老四怎么啦？”
“打一会儿篮球，有点儿累。”老四苦笑着说。
“走，我扶你回宿舍。”
我扶老四站起来，要扶他走，他不让，而是把左手搭我右肩。北方三月天，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但我明显感觉老四身体有些虚。
回到宿舍，老四右手扶住床栏杆，左手从我肩上移开，一屁股坐床上。我倒杯热水，放老四床边凳上，不无担心地说：“你赶紧去大医院看看吧。”
“校医也这么说。”
“别是其他病？我有个表嫂，开始也是流鼻涕，后来——”
“谢谢老二，明天就去，真有点儿撑不住了。”老四说完，整个人躺倒在床上。我最不习惯老四说“谢谢”，显得生分。
第二天是周一，老四请假去市人民医院。
当天晚上，老四没回来。睡觉前，哥几个聊起来，都说应该没事，可能老四在外面玩上了。
周二一天，也没见着老四。周三上午，老大跑去医院。
晚饭后，我和老三正在宿舍待着。老大回来了，一进门，就冲我说：“老四说‘谢谢老二!多亏你提醒！’——”
我随口问道：“老大，什么情况？严重吗？”
“不严重，还有救。”老大一脸惯常的严肃。
“别说那么邪乎，整具体点！”老三微笑地望着老大。
“没事吧？”我急切地问，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老大一边翻弄老四床上的书，一边说：“能有什么事！不过输几天液，老四觉得寂寞，让我给他捎本书，就这本《平凡的世界》。他说看看书，时间过得快一些。”老大拿着那本书冲我晃了晃。
老四平时最爱看《平凡的世界》，还向我极力推荐。老四说他不仅佩服小说写得好，还感动于作者的牺牲精神，为了写完这本书，命都不要了。
周四，老大又去了医院，很晚才回来，步履沉重，鞋子、衣服也不脱就躺倒床上。我没问什么，老三也没言语。
周五，老大吃完早餐就出去了，午餐时也没见着人。晚饭后，我和老三回到宿舍，老大正躺在床上，神色疲惫。
老大从床上坐起来，说：“哥们儿，我们一起去医院吧。”
“怎么啦？”我和老三几乎同时问。
“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老大显得有气无力。
我们仨在学校大门口，坐1路公交车去市人民医院。在医院，我们一直走到重症室，不能进去，透过玻璃窗向里面看，病床上躺一个人，鼻子、手背上插着管子，眼睛闭着，是老四。敢情老四病得不轻。后来听老大说，医生说老四已是病毒性脑炎重症，中枢性呼吸衰竭，多脏器功能障碍，生命垂危。重症室外一男一女，50岁左右的样子，是老四父母，脸上满是悲哀和无奈。老大和他们简单说了几句，他们冲我和老三点了点头。事后了解到，我们赶到医院时，老四已被医生确定要走入另一个世界了。
学校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悼会，算是老四遗体告别仪式。起初学校只想搞个捐款活动，给老四家人添些经济补偿。老四父母说，他们的儿子是他们村民国以来第一个大学生，能上大学很知足，捐款一分不要，给那些贫困生吧。学校以前有过类似事件，家长即便不闹一闹，多少也会提一些额外的要求。据说，对于老四父母的表态，学校领导非常感动，临时决定举行追悼会，我们系的师生现场参加了活动。
老四走了，他的完美形象，临走时的模样，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毕业后，同学们本省的大多留在本市，像老大老三，少数人如我分到县里；外省的也有好多留在本市。市里同学举行婚礼，我都尽量参加，通常和老大老三坐一桌，经常在现场遇见辅导员。但我发现，老大从来不理辅导员，即使辅导员敬酒，老大也装作没看见。一次同学聚会，我问老大这个事儿。老大随口就说：“这狗日的，我恨不得宰了他。”
原来，当年老四住院治疗几天后，医生说，情况很严重，本市医院都不具备救治条件，以往发生类似事件，可以由单位出面申请用直升机，两小时就能送到北京，也许还有救。
老大说，那天中午，他找辅导员，透过门缝看见他躺在床上。老大反复喊“报告”，不断敲门，这家伙就是不动。等到下午，又去找，请求辅导员报告校卫生处，这家伙就是不吭气。
老大跑到校卫生处，卫生处的人说分管学生大病救治的校领导出国了，让辅导员打报告，他们好向领导请示。卫生处的人还透露，分管领导是辅导员亲戚，让辅导员通过私人关系说，可能更好办。老大返回来，又找辅导员。辅导员依旧不说话，一直磨叽到时间过去。
老大恨恨地说：“我都跪下了，他也没反应。他奶奶的，什么东西！”
老大接着说，他要保送研究生，需要参考辅导员意见，份量很重。他托在市里上班的亲戚请辅导员吃饭，辅导员声明喝茅台，并强调准备两瓶；饭桌上，茅台没喝，饭后被辅导员拿走了，说是送给校领导。老大还说，因为这个缘故，在救老四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尽最大努力，如果撇开辅导员，直接找系领导或校领导，或许能有转机。
同学们听了都很气愤，一惯稳重的老三拍了桌子，酒杯都震倒了。
没过多久，听说辅导员调离学校，通过老爸当副市长的同学，去了市反贪污受贿局，同学们都觉得可笑。
印象中老三、老大婚礼，我都没见着辅导员，应该是没给他发请帖。我结婚时，联系辅导员，说明邀请之意。他哼哼叽叽，拉着官腔。我立马挂断电话，心说不来最好，果然当天他没来。没过几年，他女儿结婚搞宴请，有同学短信联系我，问能否参加，我只回一个字“不”；同学又问“礼金交否”，我摁住刚回复的短信，点击了“再次发送”。
一天晚上，我正在办公室加班，老大来电话。他很兴奋地说，辅导员被一撸到底；紧接着绘声绘色地讲述事情缘由，说这家伙到一个偏远县城检查工作，吃饱喝足接着玩，被人举报抓了现形。
老大可能说累了，故意反问我：“嘿，哥们儿，怎么没一点儿反应，是我讲得不够精彩？”
我用力吐出一个字“该！”
倘若老四地下有知，也算是一点慰藉。当然，把老四之死与这种小人联系起来，很不靠谱，有污老四的完美形象。不能把责任归罪于不靠谱的人，也不能把希望寄托于不靠谱的人。
对于老四，相比老大的自责，我也很惭愧。不就多句话吗，如果我早说出来，起码可以加速老四就医。后来，我又犯过类似错误，同样没有尽早说出该说的话，发生在老三身上。
老三特优秀，不只在我们四人当中，放在全部同期同学中他也是。他就是个子低一些，一米六多一点，这可能是他的唯一缺点。有位伟人说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老三就是这样一个人，做什么事情都努力做好，谁有困难找他，他都尽力给予帮助。
老三很会说话，这一点我最佩服。大学四年，包括毕业后这些年，我没见老三说过错话。同学们争吵，他在现场，一两句话搞定。搞活动只要他在，说话既得体，又能活跃气氛，同学们很认可。有次同学聚会，我向他请教如何说话，他先是谦虚一番，尔后说：“说话是说给别人听的，尽量照顾到别人的感受和面子，多给一点期望值就OK啦！”
人经不住吹捧，老三也不例外。那天酒喝高了，兴致很高。老大来了一句：“整个实例，不能光有理论？”
老三思考片刻，说：“比如陪老婆买东西，老婆看上一双鞋，200块钱，征求你意见，你应该怎么说？你说‘太贵了，我看商场门口摆的断码鞋，质量也不错，一双才几十块’，可以想像老婆会是什么反应？”他停顿一下，看看大家都盯着自己，接着说：“假如你说‘楼上有一双类似款式的鞋，2000多块，我觉得更适合你穿，咱买那一双吧’，你老婆可能照旧买那双200块钱的鞋，但心里肯定乐开了花儿。”同学们都笑了。
如果说心肠好、会说话是软指标的话，老三硬指标也杠杠的，他的总成绩年级排名四年始终第一。从个人发展来看，他也是我们那批同学中的佼佼者。老三大学毕业顺利保研，在本校读完硕士，留在校招生办，后来又在本校读博，博士毕业后不久任研究生处副处长，再后来又代理处长。我坚信，老三完全是干出来的，他有这个实力。他上学期间的“当官”经历足以证明，入校之初任宿舍长，尔后一路“晋升”，历任学习委员、副班长、班长、学生会学习部长、副主席，同期同学中第一个入党。凭老三的能力，他这个代理处长用不了多久就能去掉“代理”。即便不能马上转正，他也是我们这些追求当官的同学中进步最快的。这样优秀的一个人，在一次意外车祸中不幸身亡，令人惋惜。令我内疚的是，这次车祸发生在我提前“预知”的情况下，而我没有坚定地告知老三本人，还对老三媳妇说了谎。
在哥儿四个当中，我和老三交集最多。毕业我分到县城，但三年后我又考上本校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和老三在同一个单位工作。
起初，我也想保研，但总成绩不理想，不算群众评议，与第10名很接近。当时的保送名额10个人，按总成绩名次排，前7名读本校，其余3人即第8至10名上外校。平时参加集体活动不积极，也不善与人交往，群众评议肯定上不去，而群众评议在总成绩中占有一定比例。还有辅导员的意见，也很重要。当时老三建议我找找他，我没有直接找他，而是托人找了。这人和我一个村的，是辅导员之前任助教时所在教研室老主任。毕业前夕，我向老主任提出这个想法，他没有推辞。据老主任说，辅导员也是本校毕业的，毕业留校他起了关键作用。老主任后来跟我讲，这小子太滑头，说了几次，就是不吐口。从老大保研外校看，还是有变通空间的。但我无法使之成为可能，主要是看不惯辅导员那付嘴脸，懒得直接找他。
大学四年，好多同学领教过辅导员的“厉害”，请假回家都得意思一下，入党更要加重“表示”。我们那会儿，想当官的居多，哪个不想入党。但我百分百地相信，老三入党肯定不用求辅导员，在事关各种推荐的学生投票中，从第二学年开始，好像没有哪次他不是第一。如果辅导员“威胁”老三，以老三的性格可能会顺水推舟表示一下。
我分到县城后，工作两年觉得没劲儿，准备报考母校研究生。复习应考期间，老三帮了大忙，给我找了好多专业书籍和英语辅导书、模拟题。英语资料是他用过的，但很整洁，他让我凑合着用。他帮我联系教授，考前在学校临时找个房间，请教授对我进行了几天一对一辅导。那是研究生扩招前一年，报考人数较往年增加很多，录取名额却没有明显增加。我考研成功，老三功不可没。再次入校后第一个周末，我请老三吃饭，他征求我的意见，又喊了几个相熟的同学。餐后我结账时，老三已提前买单。
我读完研究生，听从导师建议留在校机关，经过这一蹉跎，个人进步就慢一些。大学毕业刚8年的时候，老三已代理处长，我刚调正科。
上半年开学后不久，一天晚上，我正在办公室加班，手机响了。老三媳妇打来的，说：“那谁，方便吗？给你说点事儿。”我在哥儿几个当中的排行，女同志自然不愿意叫。老三媳妇是他邻家女孩，也是大学生，但人比较传统。平时交往也多，可能太熟了，一紧张反而想不起名字了。
“我就在办公室，你说！”电话挂了，一会儿办公桌上座机响了。
“旁边有人吗？”老三媳妇的声音。
“没别人，就我自己。”
“那什么，拜托一件事。我刚才做一个梦，我家那位要出事。”
“出什么事呀，弟妹可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怎么也迷信？”
“不是迷信，跟真的一样，昨晚我就做过同样的梦，不敢跟他说。让他少加班，他也不听。”
“别急，说具体点。看看我能帮什么忙。”
“就是——，梦见他晚上加班，回家的路上，在这边公寓楼旁边那个十字路口，被车撞了。麻烦你赶紧告诉他，让他回家走人行道，千万别在大马路上走。”
“哈-哈-，弟妹真会开玩笑，大晚上能有几辆车，再说车速都比较慢。老三马上升处长了，干劲足着呢！”
“什么处长，就是受苦的命。看你们那些处长、副处长，一个比一个悠闲，谁像他！你一定要跟他说一说，拜托啦！”
“我马上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回家小心！”
“谢谢！你也早点休息。”
老三媳妇挂电话，我立马拔老三办公室座机——没人接，拔手机——不通。我放下电话，用手机拔打老三的手机，还是不通。过了一会儿来个短信——加班，有事发短信。
明白了，这几天考研复试。每年这段时间，老三包括他们处的其他人一般都不接手机。我心想能有什么事儿，接着整手头的材料。过了一会儿，我准备休息，老三媳妇又来电话。我没多想，随口告诉她已和老三说过。
半夜里，我睡得正香，手机响了，是老三手机。接通后，听到的是老三家小孩的声音：“伯伯，我妈请您来我家楼下。”
“怎么啦？”手机挂了。
我穿衣下楼，快步往老三宿舍楼下走。借着月色，望见楼下马路边，站着几个人，有几个女同志在安慰老三家小孩。小孩哭得挺伤心。我走过去，小孩抬头叫声“伯伯”，哭得更凶了。现场找了个比较熟一点的男同事，了解大致情况。老三被车撞了，已送医院，老三媳妇跟着去了。有位老妇女恨恨地说：“大晚上的还开快车！”另一个说：“还是酒驾。”又有人说：“小点声，听说是老校长家的孩子。”
我陪老三家小孩走回老三家，照顾小孩睡下，给老三媳妇发短信——小孩已睡下。手机来短信——谢谢。我没走，就躺在老三家客厅沙发上。第二天醒来，想给老三媳妇打电话，觉得不妥，发短信，好长时间没回复。小孩醒后，穿衣洗脸，吃面包喝牛奶。我送小孩去校院一角的幼儿园。
我跑到校门口，拦辆的车赶往医院。手术室外，老三媳妇蜷缩在椅子上，目光呆滞。旁边站着老三岳父岳母，其他几个人有些面熟，应该是开车撞老三的一方。几个小时前手术就结束了，老三伤势太重，没抢救过来。
接下来，学校派人轮番劝说老三媳妇，不要追究老校长孩子酒驾撞人，老三媳妇这边力主报警法办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确定私了。赔偿方面，学校出点儿，老校长家出点儿，加上保险，一共70万。我们同学也捐了款，每人最低二百，多者不限。老大跟我说九九归一，我们俩人各捐900。
葬礼一结束，原来的同盟成了谈判的双方。事件缘于孩子。老三岳父代表老三媳妇，老大则成了老三父母的代表。老三岳父找到老大，提出从70万取30万给老三父母，条件是孩子交给老三父母。可以理解，毕竟自家女儿还年轻。老三父母却说，孩子跟着妈好，钱一分不要。经过老大劝导，老三父母说，孩子他们可以带走，但钱一分不要。老三岳父还以为嫌钱少，说只要同意带孩子，给60万都行。老三父母又说，女孩子在城市生活更需要钱。一来二去，搞得老三岳父不好意思了。老大又一番开导，老三父母勉强拿了15万，说给孩子存着，将来上大学、结婚用。
同学们捐款将近三万块钱。老大召集本市同学碰了个面，确定把钱给孩子。老大好说歹说，老三父母才接受了。还有一张写着捐款人姓名及数额的单子，上面有同学的手机号，是老大提议写的。老大告诉老三父母，孩子大了，有事可以打这上面的电话。
以前，老三和我一块儿去办公区，我总是走大路两侧的人行道，老三往往走大路。人行道是砖砌的，比大马路高出一截，每隔一小段距离栽有一棵“无头树”，高两米多一点，经过修剪后，只有顶部有些枝叶紧紧凑在一起，真有点“断头”的意思。树之间是灌木，我以为是万年青，老三纠正说是迎春花。老三问我，为什么不走大路。我开玩笑说，怕被车撞着。其实，我走人行道，只是习惯而已。那天晚上，如果老三一直沿着人行道走，走到公寓楼楼梯口，都不用接触大路；即便他上自家楼前走大路向楼拐角延伸的部分，也不会发生大的意外，车速再快，拐弯肯定要慢下来。或许他一直走在人行道上，快到楼前的时候，才走到大路上。
老三走后好长时间里，我每每独自一人走在上班路上，都感觉到迎春花在向我倾诉哀伤，无头树在向我问罪。什么迷信不迷信的，如果对挽救好人生命能起一点作用，我又何必吝惜那自以为是的“多此一举”？由此我特别崇拜孔圣人。老人家不语乱力怪神，是否也体现着一种态度，即在人们没有完全认识宇宙、穷尽世间万象之前，可以包容他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行为理念。
记得小时候，有一亲戚因连续饮酒导致鼻子流血不止，在送医院救治的同时，亲戚家人找了个看风水的，说把家里老人须发烧成灰，在当地神庙里拜一拜，借点仙气，让病人吃了就好了。亲戚家人赶紧忙活，以最短时间弄好发灰送到医院，放在水里让亲戚喝下，血还真止住了。现在想来，发灰肯定不起作用，可是大家皆大欢喜，不也挺好！
老三媳妇所说的梦，真是她的梦，还是请高人看出来的？假如我把她所说的梦境如实传达给老三，哪怕只是发个短信，结果又如何？每想及此，加之事发当晚还对老三媳妇撒谎，我就万分愧疚。我提醒自己，下次一定要稍微在意一些。谁承想，没过几年就有了下次，我又没太在意。这次与老大有关，我也因此欠了老大一个天大的人情。
老大特勤奋，同学们普遍这么认为，每天晚上学习到深夜。在我眼中，老大事事要强，常常要强得有些超出自身能力。
学的好不如分的好。那会儿上大学包分配，除了准备读研的，没几个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我们大学读的专业是新闻传播学，上学期间老师鼓励我们投稿发文章。我也尝试过几次，都未中。倒是有一篇小稿子，是老三在自己姓名后主动署上我名字，说以后找工作也许有用。老三发稿远不如老大多。老大什么稿都写，小诗、影评、广播稿，还参加新闻写作函授班、评报班，在报纸上刊发个读者来信都要宣扬一番。前些年，我常在报刊上见到老大名字。他工作很忙，还坚持写稿，其勤奋其要强可见一斑。
我考研时选了个与新闻传播学不沾边的专业，研究生期间勉强发了几篇应景的稿子。在校机关工作，偶尔写过关于本单位活动的报道，处长改来改去，最后定稿几乎就是我写的初稿，也算没白瞎了曾经的新闻写作训练。单论写稿发稿，同学当中老大无疑最勤奋最高产。
老大的勤奋可能和他自身基础差有关。上大学时，老大显得最“笨”，几乎所有课程他都学得很吃力。平时交流起来，知识基础一般般。自从第一门主课考试勉强及格之后，每次考试前他都找人。开始他还躲躲闪闪，到后来也不遮掩了，通常考前外出买礼品，晚上再到家属区。据他自己透露，他是冒名上的大学，那人是他同村本家，家里穷交不起学费。经本家同意后，老大家里找人改动档案，他才上了大学。
老大研究生毕业去了本市的省医院，单位不错，但他找对象倍受打击，比老三和我结婚都晚。老大虽然个头儿不低，但颜值欠佳，眉眼结构乍看面目可憎，嘴有点歪，头发稀疏。不知道见了多少对象，基本上见一次面就没了下文。有人劝他从老家找个，他觉得自己好歹也是个研究生、国家干部，怎么也得找个城市户口的。后来任院长秘书，经院长介绍，才有了现在的媳妇，本市户口，其他各方面条件一般。
老大发展势头不错，老三走的时候，他也副处级干部有段日子了，职务是院办副主任，非常有实权的岗位。只过了两年时间，又要升职，据他同单位的研究生师弟说，命令很快要宣布。假如真是这样的话，老大是我们搞行政的同学中第一个调正处的，可惜命令尚未宣布他就走了。
工作在同一个城市，聚会见面很经常。但我发现与老大有些生分。经询问老三才知道，老大怀疑我举报他，使其最终未能保研本校。老大虽然总成绩排名靠前，但一门主课刚过及格线是个硬伤。保研要求有一条，主课必须全部良好以上。辅导员跟老大说，有人向学校举报他成绩不合格。老大最后保送到本市另一所大学读研。老大怀疑我举报，因为我成绩靠前，也想保研，并且熟悉他的情况。我有点怀疑老大的智商，假如是我举报为什么我未保送上；举报人可能是我，为什么不会是别人；既然辅导员能忽悠他买一次茅台，这又何尝不是再次索要茅台的托辞，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当年保研名单公布时，距离毕业只有十来天时间，大家没什么反应。没有保研的都已找到“下家”，谁有闲心管别人的事？
有了隔阂之后，彼此之间再也不像以前那般亲热，只剩下表面上的一团和气。当然，我也没有刻意避开老大，只是再相见彼此话少一些。一次聚会，酒喝多了，有人说还是一个宿舍的感情深，毕竟“同居”四年，年轻时能有几个四年？老大醉眼迷离地盯着我，又看了看老三，端起酒杯，大声说：“来，咱哥仨喝一个，噢——还有老四。”他确实喝高了。
老大刚当医院院办副主任不久。一次聚会上聊起我媳妇，我说正在找人从县城往市里调。饭后，老大拉着我和老三坐他车上，邀请我俩到家里一坐。在他家，他拿出两条中华烟和几瓶酒给我，还不无调侃地说：“老二就是‘二’，别人都找我帮忙，你从来不找我，就当我帮弟妹了。”
老大当领导之后发福不少，显得人高马大。他往我手里塞东西时，身体的气势，手上的力度，似乎都不容我拒绝。我正在犹豫如何推托，老三抢先把烟酒接过来，望着老大微笑着说：“恭敬不如从命，反正老大家里不缺这些，等我啥时候需要我也来拿。”
回学校的路上，老三说老大变了。我特别能理解，要强者难免虚荣。
亲戚还要常走动。老三走了以后，我和老大的聚会越来越少。这主要是我这方面缺乏主动性，加上个人进步有些慢，又很宅，老大自己也比较忙，我和他的交集就少了。偶尔电话聊一会儿，都是老大打给我。
一天中午，我突然接到老大手机，问我是否有空儿，想和我坐一坐。我有些诧异。正课时间，我对去外面吃午饭非常无感，一般都在单位饭堂就餐，尔后回宿舍躺床上看书或眯一会儿。片刻犹豫后，我说：“有事儿吗？”似乎有些不妥，又赶紧说：“你有好事，是不是又高升了？”
“也不全是，好久不见了，想坐一块儿聊聊。”老大语气很平很轻。
“噢，下午我们有活动，得早点儿上班，晚上行不行？”
“好吧，那就算啦。”老大语气依旧很平很轻。
“我下午真的——”手机已挂断。
我很少说假话，对同学更是如此。只是参加工作后，才慢慢说一些推托的话，这还是跟一些老机关学的。但我只偶尔为之，没想着会用到老大身上。城市不大，我们距离也很近，乘公交十来分钟就到老大单位。
当天晚上，手机顽强的铃声把我惊醒，我拿起手机，都十二点多了，是老大的研究生师弟的电话。他在老大单位心理门诊上班，姓平，非常安详的一个人。手机送出平医生平静的声音：“老哥，给你说个事儿，老大跳楼了，正在抢救，可能快不行了，你看是不是过来一下，主要是安慰老大家属。”据平医生讲，老大是他们导师的开门弟子，加上老大五大三粗，年龄也大，师弟师妹都“老大、老大”的叫。因为老大的关系，我们几次饭局接触后，很聊得来。
我答应平医生后，放下手机，感觉浑身乏力。忽然想起老四、老三，怎么又是医院，那么年轻就——。夜深人静，手机通话效果也好。老婆不但被惊醒，连老大跳楼的信息都听真切了。她催促我：“赶紧去吧，多拿点钱，预备凑份子。这么晚了，别开车，大门口打的吧。”
我赶到医院，按平医生提示走进医院招待所一个大房间。客厅很大，沙发上坐着几个人，还有十来个人站着，有平医生和本市几位同学，其余的我不认识。客厅两侧各一个大套间，一个套间床上躺着老大媳妇，双手捂脸，旁边几位应该是她亲属。另一个套间一老一少俩女的，老妇女快60岁的样子，闭着眼斜靠在床背上，应该是老大母亲，旁边坐一年轻人可能是老大妹妹。
老大是晚上9点左右，从自家房子窗户上跳下去的。他住医院家属区一座楼房的四层，当时媳妇带刚满两周的女儿在外面。听平医生说，老大头先落地，身体没出什么血，发现时快没气息了。医院第一时间进行抢救，只是给家属以心理安慰而已。老大老家就在市附近，他妹夫开车送老大老妈和妹妹连夜赶来，老大父亲早已去世。
有位带眼镜的中年男子，是帮老大保研的那位亲戚，上大学时见过几次面。老大亲戚示意我们坐下，然后大致说了一下事情经过，请大家帮着在后事处理上出出主意。医院不想把事闹大，想多出点钱，赶紧火化。另有一青年男子，操着老大老家的口音说：“真傻，跳楼也得在办公楼跳呀。我姐夫是医生，前年从他们医院办公楼跳的，现在我姐住着医院房子，没事儿找医院领导闹一闹，就给个信封。”老大亲戚白了他一眼。一位在法院工作的同学提议，是不是报警，立案调查一下。那位亲戚说：“调查啥，他跳楼前还跟人打手机，就他一个人在家，不可能有人推他的。”大家一时无语。那位亲戚忽然对我说：“你是我家孩子最好的同学吧，你说几句！”
我犹豫一下说：“还是跟医院谈谈赔偿吧，让老人孩子多得点实惠，具体数目多少，我也拿不准。”
“有道理，这位大兄弟说得在理。”那位亲戚表扬了我，可我一点儿感觉也没有。尽管经济补偿很实际，但人都死了，一个年轻的生命结束了，总该有个令人信服的结论。老四是病死的，老三是被车撞死的，老大呢？
法院的同学讲了一些具体意见，其他人也随声附和。黎明时分，那位亲戚去隔壁房间，里面有医院方面的人。亲戚再返回来，先到老大母亲床前，凑上去说了几句。老大母亲一直闭着眼，没言语。亲戚又到老大媳妇那边，和老大媳妇家里长辈模样的人说了几句，回到客厅对我们说：“上午9点，医院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辛苦大家参加一下，凑个人气。”
我们走出房间，跟着平医生到一楼餐厅，大家各自简单要了点吃的，围坐在一个大桌子旁。我和平医生坐一块儿，他先与我耳语一番，然后说：“我们是不是每人凑个份子，大家看多少合适？ ”大家都看着我，我想起了老四老三，说：“老四走的时候，我们都捐几十，那会儿我们还在上学。老三走的时候，我们定了个最低限额。现在我建议也来个最低限额，老人孩子怪可怜的，最低限额定500吧，多者不限。外地的同学，到时候我来通知。大家看行不行？”
大家没有异议，有的开始往外掏钱。我跟平医生说：“麻烦找张白纸，记上捐款人姓名，到时候咱俩把钱一并交给老大母亲和媳妇。”平医生找来一张A4纸，在场同学分别写下名字和捐款数额，在我提示下又写了各自的联系电话。我出门走的急，随手把老婆包里整钱零钱全拿上了，数了数那些整钱，正好一千，便在纸上自己签名后面写上“1000元整”。遗体告别仪式现场，又来了一些同学。仪式在医院住院部地下一层大厅里举行。老大仪容很有神采，比平时英俊了许多、安详了许多。仪式结束后，遗体被抬出住院部大楼，放到一辆依维柯上，准备送火葬场。老大母亲被人搀扶着，哭得那个痛。我清楚记得，昨晚老人家还是一头黑发，今天头顶部分都白了。老大媳妇也被人搀着，双手托着老大遗像，眼睛闭着，面无表情。老大孩子没出现。
过了没几天，一次朋友聚会，正好和平医生相邻而坐。酒酣耳热，不管他人频繁碰杯，我和平医生正好尽兴聊天。聊了没几句，就扯到老大身上。平医生说，那晚上快九点的时候，老大打他手机，想找个地方喝喝茶。他正陪人吃饭，而且是自己做东，只好回复说等饭局结束再联系，就把电话挂了。说到这儿，平医生端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
“他有可能死于自杀以外的原因吗？”我提出了一直困惑的问题。
“有许多传闻，这几天还有人在说，说得最多的是老大与一小护士关系暧昧，有的说不只一个，不好收场，因此就——”平医生停顿片刻，又说：“有这种可能，但我不信。老大是一个正直上进的人，特别看重职务和名声。最大的可能性是，他心理上出了问题。”
“他进步那么快，心理上会有什么问题？”
“年初院长调职到省政府任职，没带他过去，是个打击。这次调正处，据他前些日子跟我聊，院常委会开过了，结果已上报，应该很快就会宣布，他的新任职是保卫处长，与他理想中的院办主任差距太远。”
“不理想也是正处呀，可怜的老大，不知道同学们多么羡慕你！”
平医生又说：“我们研究生读的专业是心理健康，导师曾提醒老大，说他知识基础差一些，不可太要强。老大也跟我聊过，自己很清楚这一点，但内心里又想事事争第一。这种心理不修正，很容易产生极端行为。调职不如意，很可能是迫使他忘记老母亲，忘记妻子幼女，不顾一切跳楼的最后一棵稻草。”
我正想着如何接话，平医生微醺的双眼盯着面前的酒杯，仿佛自言自语：“老大最后联系我，这是多么大的信任!这些年，我不知道修复过多少人的心理疾患，可偏偏把师兄给忽略了。可怜他的小女儿！……可能一个人大限将至，最先想到的还是好哥们儿。”
我一时无语。
聚会结束分手时，平医生突然问：“那天，老大给你打电话了吗？”
“嗯——，没有。 ”
回到学校，我没有回宿舍，而是走进办公室，取出一张宣纸铺在桌上，用两块镇纸两边压住。拧开一得阁墨汁瓶，凑近砚台，手一哆嗦，墨汁流出许多。站在桌前，拿起毛笔蘸饱了墨，用力写下“死生由命”四个大字。坐下来，想起平医生的问话，不免生出一种负罪感：感觉老大掉入深水，一边往下沉，一边向正在跟前的我求救，而我慢悠悠把手伸过去，老大已没入水中……恍惚间，原本静寂的楼道里似乎有响动。我赶紧把那张宣纸塞进抽屉，犹如考场作弊被人察觉而匆忙掩藏小抄。
最近一次同学聚会，有位从事新闻行业的同学说，我们这波同学，最帅气的、最优秀的、最勤奋的都走了。大家稍加反应就明白了。聚会回来，我匆匆写下这些文字，只为缓解对老四、老三、老大那份不为人知的愧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