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雨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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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到黄家镇，访到几个当事人。
一个是七十多岁的老头。姓黄，满脸浮肿、气喘吁吁，是黄家镇的原镇长。寒暄过后，他说：“你们问吴正华，这个人很有故事。当年高中毕业没有找到事情干，回家牵牛犁地，就闹了笑话。走在母牛后面，不经意间看到牛尾巴下面那个部位，脸涨得通红。于是想了个措施，摘了一柄荷叶用吊绊子草系挂于牛尾，别人见了感到奇怪，问他搞的什么名堂？他红着脸说是非礼勿视、为牛遮阴，别人听了愈加笑得厉害。于是，人们便送他一个外号‘吴勿视’。后来代课后，还开口闭口《增广贤文》，最后是我签字解聘他的，当时我是镇长。原因是什么呢？他是一个老封建，一直想要一个男孩，多次违反政策。没买票就上船、未婚先孕不说，有了大桂还顶风作案生二胎，挨了一个警告处分，起名吴楚芬。没消停几年，又处心积虑、偷偷摸摸藏在山洞里生第三胎，男娃带把的，叫什么洞生。简直是无法无天，明火执仗地与政策作对。”
“您老介绍的这些情况，非常好！”原来吴正华的两个孩子的名字还有来头，楚芬就是“处分”的谐音，洞生就是在洞里出生的嘛！我点点头，示意他说下去。黄镇长受了鼓舞，脸红筋涨地继续说：“这次满意了，但按政策必须解聘。计生办要完成任务，出了处理意见。学校刘校长以吴正华学生成绩好，连续三年全县排名第一为由，不理会不表态。一方步步紧逼，一方迟迟不作决定，双方陷入了持久战，拖了好几年。后来遇到大突击，不解聘不行！”
我明白了，我到吴楚芬家吃年猪肉的时候，估计就是大突击吴正华要被解聘的时候，难怪他的脸色由晴转阴，特别难看。
“话说回来，我现在也觉得处理得有点过分。”见我陷入沉思不吱声，黄镇长又说：“我明白吴正华教书是好样的，心里过意不去。可不解聘行吗？不行！”据他说，当时他看了吴正华的名字一遍，又一遍，点点头，又摇摇头，最后终于签上自己的大名。签字后无名火起，一把抓起签字笔，“嗖”地甩出门外，百步穿屎，落进一堆比狗屎还臭的鸡屎里。他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感谢您老为我们提供情况，您老慢走！”送走了黄镇长，我想象着吴叔离开三尺讲台，回家种地，是怎么样的心情？他会不会像《人生》里的高加林一样，万念俱灰？在我们到他家时，他雄心勃勃喂鸡，不知结果如何？
第二位，是女干部，保养得好看不出年龄。据小谢介绍，这人姓卿，以前是黄家镇妇联主任，在黄家村当过两年驻村干部，了解吴家的很多情况。
资深美女，况且是干部嘛，脸自然亮点，话也自然多点。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张口，我就插不上嘴。“我告诉你们，我对黄家村可是有感情的。黄家村是我的第二故乡！刚到时，我看到那儿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树，炊烟，人家……山上山下，风景秀丽，是世外桃源。但是，等我走进去一看，才发现绿树掩映间，还有几处破败的房屋。特别是吴楚芬家所在的黄家寨，在高高的山上，地势险峻，交通闭塞，就是卖一头肥猪，也要请几个壮汉抬下山去买。四周的沟沟峁峁、高坡底坎，全是稻谷、玉米、红苕等传统作物，投入大、收入少，一年四季脸朝黄土背朝天，只能糊嘴嘴，存不了几个钱。”
“你说的对，我的老家也是这样的！”我抿了一口茶，眼前浮现出父兄锄禾日当午的情形，任她说下去。“驻村，高跟鞋是不能穿的。整天走村串户，爬坡上坎走山路，穿高跟鞋无疑是自己找罪受！走夜路是家常便饭，半夜三更还在山路上，四周黑黝黝、阴森森的，让人的头皮发麻。但你只能往前走，大起胆子、目不斜视地往前走。如果你忍不住回头看，就表明你心里害怕，自己吓自己，保不准会失魂落魄、大病一场……告诉你们，我还抬过死尸，血肉模糊、鲜血淋漓的死尸。这死尸，就是吴楚芬的姐姐，吴大桂。”
“吴大桂！”我眼前浮现出吴大姐提回力鞋给我穿的情形，迫不及待地说，“她怎么死的，你快说！”
“怎么死的？神仙土压死的！”据卿主任介绍，吴大姐在修路时事故身亡。什么叫神仙土？当时没有挖土机，修路全靠人力，钢钎铁锹挖方，撮箕扁担、肩挑背磨运土。大家为了省力，只挖底下部分，使上面的土在下面挖空了后塌方。这种方法，事半功倍，很省力，但是非常危险，躲不赢就惨了。
当时的黄家寨，风景秀丽不假。但主要问题是交通不便。特别是每家每户每天都到烧的煤炭，不通公路，汽车运不来，全凭肩挑背磨弄上山。特别是从梯田中间上山的那几里路，步步石梯，肩上挑的煤炭常常压得人汗水直冒，踹不过气。吴大桂这个姑娘，一听说要修路，仿佛打了鸡血一样，积极得不得了。这能改善黄家寨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
吴大桂巾帼不让须眉，比一帮男子汉还强，事事冲在前面。结果躲闪不及，上面的岩石呼啸而下把她砸死了，哼也没有哼一声。脑袋被砸得稀巴烂，血肉模糊地停在那儿，没了生气。卿主任到时，已经裹了白布，直挺挺地躺在乱石上。但她抬着时，殷红的鲜血仍然顺着指缝往下淌，淌得满手都是，稠稠的，红红的，很是骖人。事后，她用香皂搓了七八次、开水烫了四五次，也没有洗干净，始终觉得有一股异味，不敢用手拿东西吃！
当时修路是义务，乡亲们投工投劳，自带工具，还要自带伙食。死了人，怎么了得！自然是群情激愤，要求赔偿。领导们不敢去，害怕挨棍子，躲了。卿主任是驻村干部，躲不脱，只好大起胆子上。她和财政所的汪所长，一起到黄家寨处理善后补偿事宜。
事情的焦点在补偿金额。死者家属，也就是吴正华要求补偿两万，说是吴大桂已经定亲，收了两万元彩礼，嫁妆都办好了，本来打算下个月办喜酒。现在死了，婚结不成了，但彩礼钱还得退还人家。办成嫁妆了的彩礼钱怎么还？这是个问题！没有人光是嫁妆，对方是一定不会要的，只能还钱。但两万元，对于吴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字。一家老小守着土地种包谷、红苕，背点粮食换盐巴钱，再喂猪牲口卖了钱，就没有其他门路了。对于当地村民来说，有一两千块钱就是“老肥头”了，更不要说两万元。
但镇上只能赔偿一万元。黄镇长说了，不能再多了！谁心软，多赔的钱就算谁的，在工资里扣一分也不能少！
“当时，我的工资是四百多元，我哪敢多赔钱。可是死者家属，一个五十多岁、脸色蜡黄的烟包老头，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求我们，弄得我鼻子发酸，想哭，心里矛盾极了。”卿主任自个儿扯了一张面巾纸，抹起了眼泪。“磨叽到半夜，他见我们始终不松口，竟然扑通一声跪了，一脸扑在我的泥古臊呆的水胶鞋上颤抖着哀求，一定要多赔点，多赔点呀！在他悲痛欲绝、断断续续的话语中，我领悟到他说的是如果多赔点，他可以再想办法凑一点，还可以退还大桂的彩礼。如果凑不齐，对方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提刀动斧、杀人放火、“遭人命”的事都会干！
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扶起他，告诉他我会尽力想办法。于是，我私下和汪所长商量，能不能再考虑考虑。汪所长说，领导说最多赔偿一万，我就只拿一万，多一分钱都不行。我问他，多赔偿千儿八百的，从我的工资里扣，可以不？汪所长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见我一脸的不高兴，汪所长又说：妹子，你别怨我做得凶，我这是为你好！你想想，多赔一万你不吃不喝要扣两年，工资扣光了你拿什么生活！我无言以对只好作罢，铁着心肠继续与吴正华泡蘑菇。”
我能说什么呢？我抽了一张面巾纸递给卿主任，示意她把眼泪擦一擦，继续说下去。“天快亮时，双方达成了协议。还是一万元，只是领导承诺在税费减免、民政救济等方面予以考虑。协议拟好了，吴正华必须在上面摁手印。我看见，吴正华额头上冒汗、眼中出水，大颗大颗地往下滴，一双手害了鸡瘟寒一样，抖个不止。一边将抹了印泥的红红的手指颤巍巍往协议上戳，一边说大桂啊，你倒好，一死百了，可我怎么办呀！在他的语气中我感觉到了绝望，一种痛彻心扉、无奈其何的绝望！”
我抽了一颗烟叼在嘴上，没有点，听她继续说下去。“可我能做什么呢？我只是一个工作员，做不了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也就是在那一刻，我发觉了自己的渺小、无能。放在现在，我自己掏两万元赔偿也愿意！我现在每年工资收入有十来万，一家三口就是三十万。房子就不说了，车子就有三辆，一人一辆每天开着上下班方便。你再看我这个包包，买成差不多两万元，还不是什么大品牌……”
见她要噼里啪啦说下去，我害怕她从包包又说到首饰、衣服、裙子、鞋子，于是打断了她：“吴楚芬呢？你对吴楚芬熟不熟悉，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她的情况？”
“吴楚芬？吴楚芬不是和黄家军结婚了吗！听说是被逼的，很不愿意，寻死觅活，闹得满镇风雨。全镇的人都知道，难道你不知道？”见我摇头，她递给我一个信封，说是当年吴楚芬交给她的求援信。我看了看，里面装着几页本子纸，正是我们读书时做作业用的那种。她说：“作为妇联主任，我接收了材料，但没有提供什么帮助。按理说，妇联是妇女的娘家，应该为她提供帮助。你是知道的，当时乡镇中心任务那么多，仅仅计生和税收两项就忙得扑爬里拜的，‘妇女权益、不容侵犯’等口号只是挂在嘴上、贴在墙上，事情多了，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管！”
“仅仅是因为事情多，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管，就这么简单？”我问道：“作为妇女同胞们的娘家，连进村问问情况，宣传一下《婚姻法》的时间也没有？”
“实话告诉你，我当时有点冲动已经走到半路，但是黄镇长派人追来，命令我马上回来什么都不能管不要管！其他的情况你们自己去猜，我只能说这些……”说着，卿主任站起来，抓紧她的价值近两万元的包包，娉婷地走了。
我埋头看当年吴楚芬写的求救信。看着，看着，就睁不开眼睛；看着，看着，就觉得有千斤巨石压迫我的胸口、有万条蚂蚁吞噬着我的心。
吴楚芬不但没有读幼师，而且被抢亲，年仅十八岁就为人妻为人媳。录取通知书是到了的，吴楚芬在信中数次提及。但因为吴大桂的死以及由此产生的纠纷，她并没有走进学校的大门，实现“领着一群小鸟飞来飞去”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