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校吾师

一条小河从北向南流过小镇。河东傍着一条通往县城的渣子面公路，路过去是老街，河西隔着一条泥土小路排布着一溜机关单位，最北端是卫生院。一天，我跟着大人从卫生院家属宿舍出来，沿着泥土小路一直走到小镇最南端的小学，走进一间屋子。一个身着旧中山装的男人坐在一张桌子边，跟家里人说话，说到了我。那天，我入学了。

小学校是镇上所有机关单位中最寒碜的，围墙都没有，南面的田野一望无际，北面与农机站隔着一个水塘，西面是几户人家，他们在门口摆摊卖米花糖、水果糖、泡泡糖、桔子水等引诱我们，东面靠河边上有一块椭圆形土场，就是操场，它与轧麦场唯一的区别是在它的南头立着一个枯树杈子似的篮球架，连两个都没有。其他单位的房子起码都是砖瓦房，小学的房子一排八九间,只有老师们的两间办公室是砖瓦的,教室全是土坯墙麦秸顶，仅仅只在墙脚到我们膝盖高的地方才砌了几层砖头或石头。

我头一次入读这个学校都没呆满一个学期，因为大人们要分居闹离婚，我就跟着爸爸回庄，转到了一所乡村小学。

那所学校在我们庄西北方向的另一个庄子里，更加寒酸。围墙当然是没有的，教室减少到了只有四五间，墙也变成了纯土坯墙，从上到下一块砖石都看不见。木板门破烂溜丢，有也当无，窗户就是土墙上的几个洞，栽着几根木条。这几间土房子前面也有个土场，应该算是我们的操场，但是不仅没有标志性的篮球架，也好像没人叫它操场。那更是庄里人来往的通道，也是他们摊晒小麦豆子棉花的晒场，猪牛羊被牵赶着悠悠而过，鸡和狗也会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斗胆跑来遛弯，但是如果下课了它们还在，一场围追堵截鸡飞狗跳的遭遇战就会在土场上展开。

我们的课桌不是桌子，比镇小学短木桩子上钉着的木板条还不如，是用土坯砌成的长条形土墩，我们趴在那上面，念一天书，蹭一身灰。屁股下面坐着的小板凳是各人从家里拎来的，并且每天拎着来回，不然搁一晚上，第二天就没了。我们的黑板不是黑色的，也不是一块板，是用水泥抹在墙上的一块长方形，水泥一干，就可以在上面写粉笔字了。不过我们还是称呼它为“黑板”。

我们的上课铃尤其奇特，它是吊在土场一角一棵歪脖子树上的一块破犁头。上课时间一到，校长就会出现在树下，手里攥着个什么，去敲它。不过我们往往也不必听到那可怜的叮叮声，一看到校长站在树下，就慌慌跑进教室了。

这位校长是第一位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印象的老师，一个歪脖子树旁边总是披着外套的模糊身影。第二位是花老师，花老师年纪不大，住在我们庄西面的一个庄子。当我们每天沿着庄西头那条路兔子一样蹿着跳着去上学时，经常会远远看到花老师沿着他们庄后头那条路往同一个方向赶。有时我们会调皮的向着她的身影大喊一声：花老师。然后一蹲，让生机勃勃的庄稼遮住我们。也不知道她听见过没有，或听见了之后，发现了我们没有。我不记得花老师长什么样了，只记得一个小小身影匆匆走在生动的田野间，轻柔的衣角随风飘摆。

我在这所学校大概呆了一个学期多一点，又回到了镇小学，因为大人们又不打算离婚了。这时我对老师开始有了清晰的记忆。语文老师姓朱，性格开朗，整天能听到她哈哈哈的笑声在校园某处响起。朱老师还带音乐课，教我们唱：我去上学校，花儿对我笑······小螺号嘀嘀嘀吹······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她教唱很投入，一张大嘴有时候能裂到耳朵根，再加上她的大高个、大黑脸，可有喜感了。

教数学的邢老师恰相反，整天脸阴着，也不大说话，打骂学生是常事。有一次全班测验成绩不理想，遭她集体惩罚。她叫所有人端着小板凳到那排教室西头空地上做题目，那里正是风口，还是阴天。严冬的风把簿纸吹得哗哗乱翻，我们的小手也冻得根本握不住笔，得用整个小臂压住作业簿，另一只手才能勉强往上面写字，还要时不时腾出空来抹一下吸溜溜的鼻涕。我们可怜巴巴地互相瞅来瞅去，每张小脸上都是濒临崩溃的哭相。好在教导主任闻讯赶来，又把我们叫回了教室。邢老师身体很差，这可能是造成她性格阴郁的重要原因，后来就停职回家养病去了，过两年，听说她去世了。有一段时间，每次看到镇上那个细高个的客车售票员，就会不自觉地想到邢老师。他是邢老师的男人。往返经过小镇的客车每天就三四班，车子将要来的时候，他就出现了，挎着小木箱，向在路边等车的人售票。车走了，他也就收工回家了。以前有时候也能看到邢老师挎着那个小木箱代他男人售票。

到此时，我一直都是个实打实的差等生，语文成绩勉强说得过去，数学是一塌糊涂。是新来的数学老师改变了我的命运。老师姓蔡，漂亮亮的一个大姑娘，白白脸圆嘟嘟的，樱桃小嘴，总是笑眯眯，一笑眼睛就眯成了两个弯月亮。有一次课堂上，我们正在做题目，她轻轻走来走去，突然停在我旁边，看了一会，然后蹲下来，抬头看着我和声细气的给我讲题目。我感动的差点哭出来，从来没人跟我这么亲切地说过话。从那以后，我上数学课就特别专心，整个学习状态也跟着改观，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到三年级下半学期，当上了语文科代表，期末还破天荒第一次被评选为优秀少先队员。这时候，蔡老师已经不带我们了，还教二年级，但是每次看到她，我都会毕恭毕敬跟她打招呼，她也总会笑眯眯地答应我。

三年级的数学老师是个老太太，姓王，戴眼镜，头发花白，衣着整洁朴素，头脸收拾得干干净净，像极了电影里的那种标准版老师。她原来在县城教书，老头调到我们镇任文化馆长，她也就跟着过来了。

王老师很和蔼，教的也好，深受同学们爱戴。有一次她病了，请假休养，经有的同学提议，大家一致同意集体探望王老师。我们每个人一毛两毛的凑了点钱，交给年龄大点的同学去买了水果、罐头、面果子，然后等放学去王老师家。这一切都是自发的，老师们知道了很支持，还建议我们可以打着彩旗、排着队过去，那几面彩旗平时都卷着靠在老师办公室的墙角里，是有重大活动的时候才会动用的。我们就这样排成两列，跟着招展的红旗绿旗，走过操场，跨过一座小石桥，沿公路向北浩荡挺进，招引的许多人站在路边瞧稀奇。队伍拐向老街，一会就到了文化馆。文化馆就是几间大瓦房，西头两间墙上挂着些字画和几把二胡什么的，东头两间就成了王老师家的居所。我们在门前整齐站好。两个同学拎着东西进去，不多会，一个姑娘搀着王老师出现在门口。我们一起喊：王老师好。王老师很激动，话都说不利索了：谢谢同学们啊······不用担心······我很快就回学校上课啊······下一个全校师生参加的周会上，我们班受到了表扬，大家很高兴，觉得真是办了件很光荣的事。

这期间那排老教室南边起了两排新教室，红砖红瓦，宽敞亮堂，里面还摆上了带抽屉的真正的课桌。我们班在最南边那排教室呆了一个学期，我坐在靠窗位置，稍一侧脸，窗外无际的麦田绿浪翻涌，直扑到眼前，金汁一般微漾着的几块油菜田点缀其中。风，裹挟着泥土的甘醇、青苗的甜涩、花儿的芬芳灌满整个教室。到现在我都认为，那是全世界最迷人的教室。

四年级的班主任姓李，有个很诗意的名字“树云”，白白净净、温柔可亲，说话细声细气，然而同时也是位很能耐的女性。她男人在县城工作，难得回来，她一个人照顾三个孩子，农忙的时候，还要下地干活。虽然那时候农村的老师基本家里都有田，都要下地，但当我听一个同学说他看见李老师在田里割麦子时，还是有点意外，我实在难以把她清爽的脸庞、娴雅的举止跟一个挥汗如雨的形象联系起来。

转眼到五年级，我碰上了一件倒霉事。一天，班里一个女同学跟老师反映，说昨晚放晚自习回去时，半路上被人骚扰，虽然黑咕隆咚的不能确定是谁，但指出班上一个姓Z的男同学有嫌疑。女同学和Z同学都住在镇西头，两人上下学确实有一段同路。Z同学被叫到办公室，过一会，回来了，我又被叫了去，说是那位Z同学否认是他，但是指出很可能是我。这简直莫名，我上下学路线跟他们完全两个方向，怎么可能大半夜穿过半个镇子去骚扰别人，而且我一路都有其他同学同行作证。然而那位姓胡的班主任言辞之间，简直就是认定了我，叫我好好想想。

我放学跟家里人一说，家里人立马找去那位女同学家，要她说清楚，据说大吵了一番。而女同学的爸爸就是小学副校长。第二天，校长又把我叫到办公室，这次已经不是了解情况，当着所有老师的面，声色俱厉一通骂，甚至威胁：可以开除你。面对威严的校长的斥骂，我完全懵了，唯默默低头，啪啪掉泪。接下来的几天，我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中，魂不守舍。每周一早上，全校各班都要集中到操场集体做早操，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觉得所有人都在看我笑话。伤心透顶，泪眼婆娑。这时候，是李树云老师，她已经不带我们班了，众目睽睽之下，慢慢穿过队伍，走到我面前，轻声说：没事，别多想，啊，该干啥干啥。我永远不会忘记。

几天后，胡班主任在课堂上说了这事，给我的定性是“一时好奇”，也就是说认定了是我干的。我所能想到的，一则是家里人得罪了副校长，二则那个嫌疑更大的Z同学之所以会被轻易开脱，是因为他爸爸是镇武装部长，三则胡班主任和校长不敢得罪Z部长，也想给副校长扳回面子，于是顺手栽到我头上。尽管如此，学期末评选先进时，我的得票数仍然高高在上，是三好学生称号的当然获得者。之前四年级的两学期我都是三好学生，还是班长。然而那一次我得到的是含金量稍低的优秀少先队员称号。我还是感到些许安慰，这样的票数说明同学们是绝对信任我的，而制造冤案的胡班主任和校长、副校长也到底还得认可我一个先进称号。

那位Z同学，从那以后看我的眼神总是一瞥一溜。其实我也认为他做出那种事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自己说清就行了，为什么要嫁祸给我？我可从未得罪过他。我唯一能想到的是Z同学的嫉妒。他的学习成绩和在同学中的声望跟我相距甚远，但是他却一直莫名对我不服气。于是情急之下，为了脱身，不自觉的就把我拖了进来，——是这样吗？即便如此，我对Z同学也并无多大意见，我可以谅解一个少年面对突发严峻事件的慌乱和那点阴暗心思，我不能谅解的是胡班主任、校长和副校长对我做出的明显违背常识的事实认定。

一方面，一个小镇基层官员的权威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几个成年人出于自身的利害权衡对一个无辜少年的伤害、一个同龄人出于嫉妒心理的低劣行为；另一方面，来自李树云老师的金子般的关慰和同学们纯真的信任，——若干年后我才发现，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就是从这事悄悄开始的。

升学考结束后，我回庄在爷爷奶奶家住了段时间。庄里有两个伙伴也是那年小学毕业，有天要回趟学校，说是数学老师要给他们讲升学考卷子。我很奇怪，开学就进初中了，小学老师还管什么。但一个人呆着也无聊，就跟去了。那所学校在我们庄东南面的一个庄子里，跟我以前读过的那个乡村小学面貌差不多，依然那样的土坯房，门前一个土场，土场边上还堆着两个麦秸垛。我们走到学校时，门还锁着，加上别庄来的学生，一共十几个人，站在土场上等。老师是从田里直接过来的，一大早已经下地干了会活了。身后跟着他的媳妇和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媳妇和小男孩都有点害羞，看着我们不说话。老师叫他们先回去，一边就开门，让我们进教室。他姓余，三十左右，皮肤黝黑，个不高，裤腿卷着，露出两条沾着泥巴的小腿杆，标准农民派头。我心里嘀咕：这也是老师？他开始讲了。一会儿功夫，他慢慢走来走去的泥腿子还是泥腿子，黑色的手指头却染成了粉白色。我被感动了。一个乡村教师，工资少得可怜，大热天的，干完农活直接从田里赶来，假期里给已经毕业的学生讲卷子，图什么？孩子们能理解他的苦心吗，一个班才来了十来个人。

卷子是全县统一，我考的也是这个，有一次他问大家问题，我见没人吱声，不自觉就答了出来，他笑眯眯看着我，夸了我两句。将近中午，讲完了，孩子们呼隆隆先出了教室。我回头看，余老师安静的锁门，然后弯下腰，默默收拾他放在门外墙根的农具。

度过一个没有暑假作业的逍遥暑假，我们进了镇中学。中学面南，两排高大的法桐树夹峙,一条主路从大门口延伸进去，东侧是两排青砖青瓦的老教室，再过去是以一个满蓝篮球场为主体的操场，还连着一大块草坪，比小学的操场像样多了。西侧是红砖红瓦的新教室。路尽头是一栋在建的教学楼，停停建建好几年了，到我们初二时才完工。那栋楼只有三层，第三层也只有两间教室，大半面积空成了天台。但这是全镇第一座像模像样的楼房，站在楼顶上俯瞰这个灰不溜秋的小镇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楼北面是连着围墙的老师宿舍，后头有个水塘，水塘北就是卫生院家属宿舍。我有时候站在家属院里，看着老师宿舍的一扇扇后窗，会悄悄想他们在干吗。

开学头一天，第一节语文课预备铃一响，大家赶紧进了教室，老实坐好。这时一个大男生不紧不慢来到门口站住，左看右看，也不进来。我想：这小子找揍吗？第二遍铃响了，他才进来，走上讲台，——原来这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刚从师专毕业，一脸学生样，姓马名岱。他原本不叫这个名，因为读《三国演义》，读到马岱在魏延后头一声大喝：吾敢杀汝。手起刀落，斩魏延于马下。读得他激动万分，于是就把名字改了。

马老师才华横溢，琴棋书画四样除了不会弹琴，其他都拿得起，下棋的名声不久传遍全镇，经常有人慕名找他对垒，学校里的宣传字画也多出自他手。业务水平也高，上课从不看参考书，只拿一本教材，并且也就翻一下，说一句：大家翻到第几页。然后把书往讲桌上一扔，袖子一捋，就滔滔讲起，绝不会出错，我们听着也得劲。每次语文测验、作文比赛什么的，我们班几乎都是同年级优胜。

马老师经常给我们介绍教材之外的文学名篇，给我们念“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指导我们成立了一个文学社。社名朝霞，社刊名《未名珠》，我是社长兼社刊主编。《未名珠》是一张单面油印小报，刊载的都是文学社成员自己的习作，也会选用班里别的同学和别班同学好的作文。稿酬是赠送一期报纸，报纸零售价五分钱一张，跟街上卖的油条一个价。我们自己排版，一笔一划在钢板上刻蜡纸，用学校印卷子的手动滚轴油印机小心翼翼一张一张印《未名珠》。因为蜡纸是不同同学刻的，一张《未名珠》展开，上面几种字体，颇有意思。

我跟马老师有过一次不愉快。一个暑假，他和其他几位青年教师打算搞个补习班。决定这么做的时候，已经放假了，那时侯又没电话，同学们住得也分散，就叫我帮忙去通知同学，看能不能招到人。我叫了镇上几个同学，骑自行车去附近几个村子把消息告诉或请人带话给同学，几天下来，招生了七八个，人数太少。于是迟迟开不了班，而补习费却已经交了上去，同学们就想退出，跟我说。人大多是我找来的，我当然不好意思，跟马老师说了几次，但是钱一直没退，课也继续不开。一天，我带了几个同学直冲到老师宿舍要钱，发生了冲突。后来钱就退了。

整个初中时代，马老师一直带我们班，深受学生尊重，对培养我的文学兴趣也起了很大作用。那次事件在我们的关系中只是一个插曲，他对我的影响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但是当时农村教师待遇实在低，学校里有好几位青年教师后来离开了教育领域，马老师也考了公务员。

我跟老师之间的不愉快还不止这一次。

教历史的是教导主任，姓魏。历史课大家都不大当回事，魏老师教得也马虎，通常就是捧着书在讲台上走来走去，翘着下巴念一遍拉到，根本不管下面在干吗，实在太吵吵了，他才说一句：小点声。我是个凡事认真的人，觉得他这也太糊弄了。那时候县教育局每学期都会来学校视察工作，每次都会开学生代表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本校老师是不参与的。当然大家也都是说些不痛不痒的事，只有一次，有人点名指出希望某老师上课能认真些，这人就是我，被点名的就是魏老师。第二天，这事就在学校传开了。到下节历史课，魏老师向全班同学表示接受意见，以后会改进上课方式。从头到尾没提我的名字，也没看我。当时我看着他尴尬的表情，突然又心生同情：一门中考也不会考的副科而已，较什么真呢？之后他上课确实认真了点，但也只是认真了一点而已。

初二时的英语老师姓张，他爹是副校长，挺不错的一个老头。但他可不咋地，讲课一般，还经常迟到，有时甚至要我们派人去找他，还有时没到下课他人就没影了。大家都很有意见。有一次他又迟到很长时间，我实在受不了了，一则我是个要学习的学生，二则作为班长我觉得我得做点什么。于是决定写份请愿书给学校，要求调换英语老师，同学们纷纷表示等写出来都签名支持。然而请愿书完成后，不少人却退缩了，签名不到全班人数一半，和我一起商量写的同学也有点后怕起来。我一不做二不休，说：我负全责。把自己名字单独签一行，前面再加上：主笔人。中午，我和几个同学到老师办公室，老师们已经走了，门锁着，我们把请愿书从门框上丢了进去。

几天后的晚自习课，魏老师突然走进教室，用他上历史课时的派头一边在讲台上慢腾腾走来走去，一边抬着下巴慢腾腾说：同学们反应的情况，我们了解了，有的确实存在，影响不大好，但是学校师资力量有限，不可能换老师，我们也跟张老师沟通过了，相信他以后会有所改进。云云。我盯着他看，可以确定他从头到尾没看我一眼，但是我很清楚，从头到尾他都在注意我。下节英语课的时候，张老师站在黑板前，两手撑着讲桌，半低着头，说：以前确实比较懒散，同学们的意见提的很对，我一定改进工作。后来他果然再没迟到过。到初三，英语改由一位新来的陈老师教，陈老师不修边幅，整天头发支楞着，跟触了电似的。但他水平确实高，人也很有趣，这是大家公认的。

若干年后，跟一位好久没有联系的女同学聊到往事，她突然说了一句：你那时敢想敢做，可是我们的榜样啊。一瞬间我才发现，在三年初中同窗的眼里，我给大家留下最深印象的可能还不是一个好学生形象，而是一个刺儿头。而敬爱的老师们却从未计较过，我几乎毫无影响的每学期都从他们手里接过各种奖状。那年中考，我考取了县二中。这成了镇上的一个大新闻。之前，我们那个镇初中已经连续两年无一人考进县重点高中了，我是三届学生中出的一根独苗，总算给老师们挣了点面子。这算是我的一点回报吧。

二中40年代初就建校了，是县里历史最悠久的学校，面积也大，气派的很。有一个全县唯一的标准足球场，三四个满蓝篮球场，四五个半篮篮球场，一排乒乓球台子。每天下午一放学，那里龙腾虎跃狼奔豕突，可热闹了。篮球场北面，曲尺形主教学楼巍然耸立。学校大门内还有个像模像样的礼堂。曾经在里面为一位老革命办过一场纪念书画展，老革命是同盟会早期会员，跟秋瑾是同事或同学。里面有幅他的照片，老长的胡子，面容沧桑的像历史教课书，我当时看着，想：他跟秋瑾相从时，是怎样的一种风华正茂呢。

新班主任也姓马，教数学，三十左右，潇洒干练，衬衫下摆总是整齐地束进皮带，精神抖擞。他是我遇到的唯一一位用普通话上课的老师，我永远记得他嗓音洪亮地讲康托尔集合论时的昂扬风采。

因为是第一学期，大家来自全县各处，互相不熟，班干部无法通过选举产生，由班主任指定。我又成了班长。这有点意外，我中考总分在班里排名第八，不算顶尖，马老师之所以选中我，可能也是觉得作为所在初中学校三年出一个的独苗实在稀奇吧。

可是突然，种种原因之下，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开始困扰我：为了不给家里带来负担，我是不是该退学了？我陷入严重的焦虑和苦恼之中，学习状态一落千丈，期末考成绩简直丢死人。然而没想到下学期选举班干部，我的票数又是全班最高。选举结束后，我到办公室找马老师，说：我想放弃当班长。他想了想，说：既然同学们这么信任你，你还是干吧，自己也振作点。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我几乎每学期都是班长，学习成绩和综合表现始终是同学榜样，也自认为对得起老师们的信任，唯有高一的同学们和敬爱的马老师，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愧对。

暑假来了，我的学生生涯结束。一列绿皮火车从宿州火车站出发，载着我去向远方，开启了我自谋衣食的人生新篇章。吾乡吾校吾师自此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