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烟枪

有人叫我老烟枪，依据是烟龄长，从12岁接触第一支烟并吸得咳嗽连连，到62岁戒掉最后一支烟为止，有着半个世纪的资历，有的夫妻相处还没这么长呢；再就是抽烟惹过祸，患过严重“烟醉”，这在几亿烟民中实属罕见。

在我的食烟（闽南话的叫法）经历中，抽得最利害的时段是在有了工作后，每月有了固定收入，买得起香烟的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市场上虽然有五花八门各种品牌，我抽的是经济型香烟，如云南玉溪卷烟厂的红塔山、红梅牌，一包两三角钱，北京烟厂的“大前门”每包也就三角五分。接着，70年代抽上海卷烟厂出品的“大前门”，日久成朋友，我还是比较喜欢抽这个牌子的。到80年代末，社会上烟茶酒成了过年过节送礼歪风，求人办事用烟搭桥铺路拉关系，好烟好酒供不应求，市价飙升，让人咋舌。干部袋子里的香烟也随之更新换代，追求档次，我也从中认识了最高档的中华牌软包。一个晚上，一位农企老板上我家还带来两条中华软包香烟送我，被读高中的大女儿看见了，平时教育孩子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加上女儿极反对我抽烟。大人有大样，第二天我即将香烟完璧归赵，老板问：“这是为啥？”我说：“总不能在孩子面前违纪吧，昨晚你走后，我被家人批斗了。”

有一年春节，有一位老板朋友送给我一盒“熊猫牌”的顶级香烟，还配送一个打火机，我舍不得抽，作为收藏品，两三年后发霉了才扔进垃圾桶。那时还有一说：“抽什么牌的烟能体现你身份。”不是官大，就是你掌握了实权。换言之，不是公务员就是企业的老板了。我有时参加迎接贵宾或上级的领导，偶尔也会带上中华软包。因为没有实力，我身上要带两种品牌的香烟，高档的香烟放在右边口袋，普通香烟放左边口袋。这样做虽然很不合时宜，但总要考虑经济的允许，不出纰漏也不为过，见机行事嘛。有一次接待中央部门领导，省厅领导陪同，来的领导中有一位酷爱抽大烟的，而且很看重香烟的牌子。我从来没有接待过这样的大官，一时心惊肉跳，默念着右袋子，手却不听使唤地伸进左口袋，抽出的是大前门香烟，那位领导连看都不看一眼扭头避开，我的脸刷一下红到耳根了，恨不得地面有条缝可以钻进去。

有人说：“瘾烟就像瘾鸦片。”此言不虚。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从市直机关抽调下村参加路线教育工作队。棋逢对手，村委主任高大炮是当地出了名的抽卷烟高手，村民送他外号“高烟炮”，这下子真是“老烟枪”遇“高烟炮”了，有得一拼。我们刚到村，高大炮迎接，行起闽南人见面的礼数除打招呼，最能表示敬意和礼节的就是敬烟。主任从袋子里拿出香烟，弹出一支让我自己抽出，我捏着烟使劲在大拇指的指甲上磕了磕，让烟丝沉实再将过虑咀含在嘴里，他啪地打开手里的打火机，凑近给我把烟点上。食烟人敬烟成了一种礼仪，高主任先敬以为礼到。

一天召开村委干部会议，我和高大炮相邻而坐，身上和手提包里带来四包上海卷烟厂的“大前门”。中午饭后再抽一支，四包大前门一扫而光。下午会上，高大炮赶紧送上烟丝和卷烟的烟纸，没有留下空档。卷烟还要花时间把烟丝放在卷烟纸上，像包春卷似的将纸卷起来，成了喇叭状，划根火柴点着了就抽。你一根我一根，会议室烟雾弥漫，他足足带了一斤切得很细的烟丝，到了会议的尾声，烟丝被我俩全部烧掉了。散会后，晚餐我没有胃口吃饭，面红耳赤，头皮麻胀，昏昏沉沉，胸闷想呕吐，又迟迟吐不出来。高大炮肯定地说：“烟醉了！”原来“酒醉”相比于“烟醉”真是小巫见大巫了。酒醉的人总会有失态的时候，我有过酒醉，那是四个同事相聚在一位同事家喝酒，我喝了一斤半自备的高度茅台，后来窝在卫生间半天都出不来，吐的一塌糊涂！吐到胃抽筋。酒醉吐一吐，睡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好了,完好如初。而烟醉，想吐却没有东西吐出来，头胀欲裂，睡不着，躺床上突然睁眼，感觉房屋旋转，脑子像是被什么鼓捣着一样，第二天还动弹不得，比被绑架还要痛苦。

退休后与时俱进，我开始重视养生保健了。人以命为重，在一份报纸的“烟与戒烟”专栏中，看到一篇“如此吸烟最易得肺癌”的文章，不足90个字，却句句戳中我的恶习，好像肺癌已经死死瞄上我，一时如醍醐灌顶，立刻把家中存烟扔进垃圾桶，而且从此不再买；遇到亲朋好友，有人递到面前的烟也不接，视若无睹。每每烟瘾上头，就想到那篇短文中可怕的箴言，再加上退休后没有上下级敬烟之繁，习惯成自然。人生还在世，人走茶不凉最好，但烟大可戒了，有了50年烟龄的我，时势造英雄，终于长了志气，从此与烟一挥两别，彻底绝缘了。

（18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