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诸多同事中,孙螃大概是印象最深的一个了。
从外表上看孙螃是一个看起来很和蔼的人,总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可是有段时间他对我怄气,总管我叫二货,还不止一次辱骂我,但我还是想为他多说几句。
说来也奇怪,我和孙螃的渊源估计很多人比不了:
1我和他同为愤青。
2他曾在成都上大学,而我在四川出生。
3我们在同一个公司当了差不多十年的同事,还差点到一个部门来。
2016年年初的时候,有个人说他削了一个宝安学生的肾,经后来证实:此事真实存在并非诽谤。但孙螃一直认为是我告发他的,尽管我解释了很多次,但他依然坚持认为是我所做。所以他为此和我“结仇”,并开始在各种场合羞辱我。去年他在公司年会上编了一首长达3个半小时的叫《噢噢噢二货乐》的RAP来骂我,而在今年五十人围攻大厦负一楼食堂的事件当中,他还当众点名嘲笑我。
但是我想说,孙螃和我的误会实为私人恩怨,而且从我个人来说,我和他没有仇。因为我根本就很仰慕他,更何况我们还是老乡+同事,我为什么要揭发他削了宝安学生的肾?再说这削肾的钱原本就有我一份。
而且我一直不相信,宝安那些学生每天和我们坐同一个电梯,孙螃怎么可能去削他们的肾?他是一个真的削肾客,真正的削肾客,怎么可能去削一个学生的肾?
但是大家谁也不愿意得罪他,于是就默认了这件事,用那样的眼光看我,这让我有时候感到很悲愤,我把我的微信签名改成“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来表示抗议,但是没有太大的效果,后来我又只好改成“男人哭吧哭吧不是泪”。
而在大约五六年前,我和孙螃的私交其实还是不错的。
我和他喝过不止一顿酒,通常啤酒喝到二的时候,他就会容色焕光,看着远处楼底下的垃圾桶,感慨地说,东财的舞台太小,他的未来是在筑马殿,只有那里,才能施展他的全部才华。我们都听说过那个地方,是河兰的都城,削肾客心目中的圣地。为此他经常不屑地跟我们说,你们要学点国语,以后去了首都,不要让人歧视你。东财的工作很繁重,加班很多,办公室里高挂着“回避”和“肃静”两个大牌子,为此我经常发现他只能躲到厕所里,苦练自己的口语,“你弄啥咧?”“到底中还是不中?”,由此看来,他是一个有追求的人。
我有时候早上碰到他,刚准备开口打招呼的时候,他似乎看出什么端倪,立马摆手说,“你们不要拦着我,这个是我自己的选择!”然后就准备转身离去,这时候通常他会停顿一下,回头低声喝道“老榕,这事关乎国家前途命运,不要到处去说,否则我削了你的肾!”然后飘然拂袖而去,留下我呆立在那里一阵凌乱。
跟他深藏功与名的低调姿态相比,我觉得我自己简直太浅薄和猥琐了,我去了一趟福田都会到处去显摆,或者早上抢到了食堂的一个肉包子都要去微信群重复说至少七八次。其实除了逛和吃,我本没有什么特殊的本事。而孙螃每削一个肾,都会包至少五块钱的红包给大家。
领红包的日子通常公司都会欢腾一片,而孙螃只是安静的待在角落,叼着一只永不点燃的香烟。有人殷勤的上去打着火机,他会淡淡的说,不用,我戒烟了,随后翻起眼白看窗户外一小片天空。
他那种酷到极致的表情给我以后很多年都印象很深。
我从心底觉得他是个真削肾客,所以他骂同事为二货,我表示严重怀疑:是不是他脑子黐线了?或者本人被盗号了?我们看见的根本不是他?哪有二货骂同事为二货的?我想大家先把事情搞搞清楚。大家都是愤青,就好比红星的兄弟都拜同一个关二哥,我们削肾客都尊奉同一个筑马殿。
但是后来因为其他的原因,我搬离了省城,回到乡下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也就和他失去了联系。有时候在报纸上看到某地某时有个人被人削了肾,我也会想是不是孙螃做的。他会不会真的去了筑马殿,圆他自己一生的梦想。
筑马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