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花的人

生活在北京的人大多知道苏家坨镇的凤凰岭，每逢夏季，这里山青水绿，林森径幽，有京城“绿肺”之美称，山上峰转溪回，古木参天，庙宇众多，其中以高学历人才汇聚的龙泉寺最有名气，站在山顶上放眼望去，山下怪石林立，松柏多姿，泥土芬芳，瓜果飘香，是喧嚣的都市人返璞归真接地气的好去处。 大兰和丈夫的老家在安徽黄山歙县，但凤凰岭的脚下也是他们老两口的第二故乡。今年大概是他们在这里“逐花而居”的第二十几个年头了。山脚下绿草茵茵的空地上，错落有致地摆放着他们的全部家当——一百四十多个蜂箱，靠近路边的泥地上时而有蜂群翩翩起舞。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唐代罗隐的诗句：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大哥，这蜜蜂蜇不蛰人？” 我问道。 “今天雨天，不蛰，你不惹它，它肯定不蛰。”大兰的丈夫干脆地答道。 “大哥，您这儿养蜂，有没有卖的蜂蜜？”一位路过的年轻人问。 “有啊，不过这个季节我只剩下枇杷蜜了，是好蜜，化痰润肺，有样品，国家出口的标准是40度，我的枇杷蜜是特级纯天然的，42度，国内一斤卖50块。出口的话要好几百块一斤呢，外国人也喜欢买这种的。再早一点来的话，我家还有槐花蜜，枇杷蜜和槐花蜜都是最好的。”大哥说。 “大哥，蜜蜂出去采花，您是怎么把不同的花蜜分开的？”我好奇地问。 “这要看花期，比如4月25号我们到的北京，专门来追这的槐花，今天端午节嘛，现在刚好过了两个月，槐花已经谢了，这段时间集中采的就是枣花蜜，在我们老家黄山，我家自己种了一大片枇杷树，秋天冬天枇杷花开的时候，我们采的就是枇杷蜜，不过也能用枇杷自己做枇杷膏，都是纯天然的，没有化学添加剂。”大哥自信满满地说着，旁边蜂箱上的智能手机里播放着单田芳的评书《西游记》。 “那您在北京还追什么花儿？”我问。 “这里好多花都能追啊，三四月能追桃花、杏花，四五月追槐花，现在追枣花，再过一星期，就追荆条花，你看看山下遍地都是果园，开了花都能追。”大哥说。 “同时追好几种花，蜂蜜咋能分离出来？不同花儿的蜜不就混在一块儿了吗？”我仍不解地追问道。 “有一点别的蜜是正常的，正宗的天然蜂蜜里都会有点别的花的花粉和蜜，这种叫百花蜜，蜜蜂采好蜜，用缴蜜机把蜜甩出来，偶尔有一点混进去，但已经挺纯的了。我家的蜜种基本固定，以枇杷蜜和槐花蜜为主，只要是纯天然的，看上去都有点混浊，你看超市里卖的蜂蜜都是透明清澈的，也不会结晶，那好多都是用糖浆勾兑出来的，高温浓缩的，那个不好的。” 大哥说。 我四下里望了望那些已经被雨水打湿表面的蜂箱，它们被摆成了不自然的椭圆形，围坐在一棵棵的槐树周围，仿佛在这淅淅沥沥的日子里凑在一起聊天似的。马路对面靠近山体的位置也长着一排魁梧的槐树。四周很安静，只能听见雨点的滴答声，评书声，还有果园里的犬吠声。有几个从凤凰岭上下来的游客，他们三三两两地围站在蜂箱旁，瞪大眼睛观看着。 大哥戴着一顶旧得褪了色的草帽，草帽下接着面纱罩，前面的面纱很长，一直垂到腹部，脸部的那块纱是黑色的，可以覆盖到他的前胸。他穿着一件灰色纤维材质的半袖，黑色运动长裤，脚上趿拉着一双泥泞的拖鞋，面纱的两根带子紧紧地系在腰间，但双臂和双手都是裸露在外的。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掀开其中一个蜂箱的木头盖儿，轻轻揭掉最上面那层竹质的隔光板。隔光板上密密麻麻地涌动着几百只小个头的蜜蜂，他说那是刚刚繁殖大的。隔光板不是完全密闭的，这些小蜜蜂是从一根根竹条的细缝里钻出来的，这个缝足够小，目的是不让体型彪悍的蜂王钻出来。 “你们看，我这一百多箱都是“双王”，我用下面这个挡板分开，一箱里放两只蜂王，每只蜂王每次能下几百个仔，过了21天半，这些仔就能长大，我的蜂王很贵的啊，一只要小一百块呢。”大哥边说边从身后的大蛇皮袋里掏出一片木网。 “这叫蜂脾，是双面的，可以产卵，可以繁殖。” 他继续说道。围观的几个人都屏着呼吸，仔细观察着，一个蜂箱里有五六片这样的板状蜂脾，上面整齐地排列着六角形蜂房，跟我小时候从房檐上捅下来的蜂窝有点不一样。 “大哥，这蜂房大小也不一样啊！”我惊叹地问道。 “那当然啦，官儿大的住大平米的房，小喽喽就蜗居嘛，一个道理。”大哥幽默地说着，我们噗嗤一笑。 我猜他说的大官就是蜂王和雄蜂，它们的房子面积大，但分布的并不多，工蜂的小蜂房占据了大部分，蜂脾的最上部是贮蜜的蜂房，最上面粘的一部分蜜已经彻底干掉了。 “这风干的蜜啊，是最顶级的，可值钱了，放几十年、几百年都没问题！据说网上有卖，卖100多块，这是最好的，已经蜡封了，没风干的就便宜些。”大哥解释道。 这时，我脑海里又蹦出一个问题：这一箱蜜蜂肯定活不了太长时间，要是蜜蜂死了，他怎么获得那么多新的蜜蜂？难道只靠蜂王下仔？ “哎呀，蜜蜂就是生生死死的动物呀，一只蜜蜂平均能活70-80天，蜂王每天都能下几百只仔，所以蜂箱里的蜂就一直能维持这个数量，这一箱有六七万只蜂，只有冬天的时候，因为花少，所以不需要那么多蜂，那个时候蜂箱里的蜂只有现在的一半。”大哥说完，正要给下一箱更换蜂脾。 这时，我的种种疑团似乎已经被一一解开，我和家人决定不能继续打扰他的工作，于是说加他微信，何时有需要可以联系他。他忙不过手来，就让正朝我们走来的老伴儿大兰喊了一句安徽话，我没听懂。 我只是盯着那些为谁辛苦为谁甜的小蜜蜂们，不免心生怜悯。《庄子》里说，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倘若这句话的意思不要延伸的话，它本身就有生命无常之义，因为起码这群蜜蜂是看不到今冬的冰的，同时我也想到了佛经里说的人身难得，生死无常。对一只蜜蜂如此，对我们人当然也不例外，我们永远也不能知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临，唯一能做的就是守护正念，把握好当下的每一刻。 大兰从裤兜里掏出手机，左手里拎着一个白砂糖的大蛇皮袋子。她摘掉了草帽，我注意到她的头发几近全白，看上去略显苍老，但脸部皮肤还很有光泽，精神头十足，我想大概是吃蜂蜜养颜养神的缘故吧。她让我扫了微信，我加了她。她似乎不善言谈，没有跟我多说一句话，也没有目光的交流，只是急着要去给蜜蜂喂白糖。 这时，天公不作美，突然间又下起了雷阵雨。 “大姐，大哥说您这儿有蜂蜜样品？能看看吗？”我家人问她。 “你们要看啊，可以看看啊。”说着，她就调转了方向，让我们走向蜂箱不远处的一个旧的绿帆布帐篷，她从帐篷的另一侧开了锁，从里面推开了靠近我们这一侧的门。进去后，她掀开了一个充满80年代气息的小号汽油桶模样的绿桶，足有半人高。那一瞬间，淡淡的枇杷花香扑面而来，接着她用一个铁瓢从桶里舀了满满一瓢枇杷蜜给我们展示，金灿灿的蜜像丝绸一样从瓢里向桶里涓涓流淌着，瓢底还有少许沉淀的枇杷花粉。 我们都啧啧称赞，觉得不虚此行。没想到，大兰这才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和我们聊了起来。她说你们肯定没吃过这么纯的蜂蜜，你们平时买的大部分都是勾兑糖浆的，熬到六七十度，水分蒸发掉了，蜂蜜浓度就上去了，那都是劣质的。 每年他们老两口都要来北京追花两个月，她今年已经63岁了，老伴也是同龄人。 “你看我微信里，你看我发的，我家在黄山的漳潭村，那里是著名的旅游景点！”大兰骄傲地说。 “新安江山水画廊啊！我去过！去过！”我说。 “对对对！就在那里，我女儿和你一样，也是80后，她在老家，在旅游景点开个小店卖我们自己的蜂蜜，我们都是自产自销。”她说。 “您有网店吗？我们以后还可以在网店上买呀！”我说。 “没有网店！不是因为我们不会开网店，我女儿是年轻人啊，她肯定会弄，但是我们就是不想做商人，一旦开了网店，商人就要赚大钱啊，你就得保证供应量啊，下多少单都得给人家寄到啊！你也看见了，我们都是靠这些蜜蜂一点点采的，每年我们老两口到处跑，到处追花，所以纯天然的蜂蜜开了网店的话，你根本保证不了供应量，我们就是老老实实地养蜂，别的手艺也不会干，掺假的我们更不想干。做人嘛，还是老实一点好！你说对不对？” “是是是！大姐，现在像您这样的人不多了啊，我妈今年也是63岁，您这么大岁数还每年到处跑，还去哪儿追花啊？”我问。 说话的功夫，瓢泼大雨就噼里啪啦地积满了帐篷外的水坑，大姐跟我们交流的热情就像这偌大的雨滴一样酣畅淋漓。 “哎呀，你都不知道啊，我儿子可能比你还大一点，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俩带着儿子和女儿到处跑啊，那时他们还小，我们漳潭村当时一共130多户专业养蜂的，现在就只剩不到10户了，也都上岁数了，后来别人都去找更好的赚钱门路了，我们也不会别的手艺，就还干这老本行，带着蜂箱到处跑。”她说。 “那您除了在黄山，来北京，还去哪啊？”我问。 “在老家除了追枇杷花，追五倍子花，也追茶花，春天还追油菜花啊，追完黄山的油菜花，我们雇上大货车赶场去江苏的滨海县，在那儿追一星期的油菜花，然后回老家，等到4月份北京的朋友会给我发槐花的照片，我们看照片觉得槐花可以了，就雇大车赶场到北京，每年都在凤凰岭山脚下扎个帐篷，追桃李杏花，追槐花，再追荆条花，在这追到7月份，我们就去内蒙了。” “哦，您去内蒙哪里追花啊？”我惊奇地问。 “临河！在双河镇追向日葵！追差不多两个月！然后就从内蒙转场回黄山。”她斩钉截铁地说道。 “临河？那是我老家啊。我们河套平原是全国的向日葵基地啊。”我激动地说。 “哎呀，真的呀！有缘分啊！我家小孩说的一口内蒙话，我不会说，但是都能听懂。”她大笑地说。 “你吃饭了没？”我用老家的方言跟她说。 她听懂了，又是一阵喜悦爽朗的大笑。 “哎呀，我小孩啊，他们俩在临河有好多好朋友的，一起长大的，每年暑假都在临河过，20多岁前呀，夏天他们都在临河过的呀。我们的房东住在黄河大坝不远的地方，跟我们关系很好的，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一个房东，没换过，经常给我们送菜吃！在凤凰岭也是，旁边的村里人跟我们也都认识，老给我们送吃的，我们几乎自己不用买菜和水果。你看这是我们从村里接过来的电线，用多少电给他们多少钱，很方便的。”她说。 她说完，就指着帐篷里的接线板。从接线板上延伸出去的几根电线分别接着一个电磁炉，一台小风扇，还有一盏接着线绳的泛黄的灯泡。灯泡下面是一张一米二的折叠床，床的中央陷下去些许，两床薄被叠起来占满了床的一半，地上是两个军用小马扎。回家避雨的大哥正坐在马扎上刷着手机新闻。 这时，他突然站了起来，把手机上的新闻照片递给我们看，激动地说：“你们看，克什米尔这个地方，原来是中国的，当年克什米尔人请求毛主席把克什米尔管起来，归咱们中国，现在和印度又闹起来了啊！你看看这个克什米尔人，她跟咱们中国人长的一模一样啊，她怎么可能是印度人？” 我们几个人听完哈哈大笑，继续聊。 “不过，现在临河的生意也不好做，我们想酿好一部分蜜在当地自产自销，但是现在很多河南人已经在包头啊临河啊卖现成的罐装蜂蜜了，他们都是批发倒卖，卖的也便宜，一斤二三十，搞得我们的天然蜂蜜都不好卖。”她无奈地说。 “大姐，你们人缘好啊，不管追花追到哪儿，都有朋友帮，肯定都能卖出去的。”我说。 “是啊，不过也很辛苦的呀！你看每年我们俩追花雇货车从安徽到江苏，再回安徽，再来北京，再去内蒙，再回安徽，这一路上的车费都得三万多块啊，我们最起码得把车费挣出来呀，一箱子蜂每年利润是几百块，抛去车费其实也没剩多少了。今年这个疫情有各种限制啊，我们来北京来的有点晚，下个月去内蒙还不知道能不能去的了，听说还要做核酸检测，得有证明啊，而且也不知道能不能雇上货车给我们拉蜂箱，要是去不了，就只能待在北京了。”说着说着，她流露了出了几分忧愁。 “唉！如果没有向日葵可追的话，我们困在北京两个月就得给蜜蜂喂白糖啊，它们采不到蜜就得吃白糖啊，要不然就饿死了，这一大袋白糖要好几百啊，还一个劲地涨价，一袋差不多就是一箱蜜蜂一年的收入啊。”她继续叹着气说道。 其实，养蜂人在我幼时的记忆里并不陌生，我的小学同学家就与一家安徽来内蒙的养蜂人交情甚好，他们会经常给她家蜂蜜吃。我去找她玩时，也会跟养蜂人家的孩子一起玩，他们会把蜂箱放在我们暑假捞鱼的一个池塘附近，夏天总少不了这群蜜蜂乐队在耳畔嗡嗡演奏，这声音似乎也成了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 经过证实房东的姓名，我知道大兰不是租住我同学家房子的那家安徽养蜂人，但极有可能他们之间是互相认识的同乡甚或是同村人。或许，在童年的某个夏日，我和小伙伴到黄河畔踩螃蟹、捡贝壳时，也曾路过她家的蜂箱，闻过她家的蜜香。这一切，或许皆是缘，真是妙不可言。 我探出头往帐篷外看了看，雨势稍弱，地上溅起的一朵朵水花几近凋谢，但我心中却正在盛开着一朵朵向日葵，那是故乡的向日葵。每年一到夏天，黄河畔上就长满了傲气十足的金盘，盈畦遍野，各色纷纶，璀璨若锦，摇曳多姿，光这无边无尽的塞外花田就是曼妙无限的风景，经常会有游客驻足观赏。去年我从新闻上看到，我们的向日葵瓜籽还走铁路出口到了伊朗，这让我很惊喜，但让我更没想到的是，天下竟有这么一群追花的人，他们把故乡诗一般的甜蜜花粉带到了更远的远方，带给了更多的人们。 不一会儿，大哥刷完了新闻，又切换回了单田芳的评书《西游记》，看他那架势，评书大概是更换蜂脾时的标配，这时的雨眼看就要画上休止符了。 “您这一年转场也是一次次的旅行啊，要去这么多地方，行程得有一万多里。这么大岁数还住帐篷，吃得消吗？”我问。 “嗨！我们这还不算最折腾的，我们老家村里的蜂友还去大西北呢，甘肃，新疆，南方也去，他们跑的更远。去年有蜂友去坝上草原，结果蜜蜂蛰了当地人的一匹马，马死了，本来那匹马正常来说也就值六千块，但人家讹我朋友说那是他家的种马，要求赔偿十万，这一赔就几年全白干了。”大兰噘着嘴抱怨着，表情像极了一个委屈的孩子。 大兰继续说道：“不过现在日子好过多了，你们年轻人80后啊，都没吃过苦，都吃不了这苦。我女儿在老家的大铁锅上熬枇杷汁，一边熬一边带孩子，小孩子嘛，又哭又闹，中间熬干过好几锅枇杷汁，把我那几十年的大铁锅都给我烧焦了。哈哈，年轻人嘛，顾不了那么多的，她在老家开店卖蜂蜜就行，出来追花，可指望不上她们了。”她边说边笑。 大兰还告诉我，大哥以前曾经带过14个徒弟，都是年轻人，他们跟着他学了四五年手艺，本事长进了不少，但都吃不了这苦，14个徒弟里没有一个留下来养蜂的，都干别的去了，因为干别的赚钱快，还不用如此受累。据说，他们的蜂友队伍也在分化，有人去云南养起了马蜂，马蜂可以直接卖高价，有人爱吃马蜂，说是为了养生，但马蜂很危险，被蛰一下可能就没命了。 “那等您再过几年追不动花儿了，这辈子的手艺就失传了呀！”我忧心忡忡地问。 “可不是嘛，接不上了，可不就失传了！以后你们想吃纯天然蜂蜜都不容易了啊。”她说。 我们一边从帐篷往出走，一边说着话。我感觉到，在这燥热的夏天里，他们并不像我们一样稀罕下雨，雨天对我们而言是清凉的，特别是在山里，雨后的空气格外清冽凉爽。但他们不太乐意，因为下雨的话，蜜蜂宅在蜂箱里不大愿意出来，顶多有一小撮好动的会在蜂箱的上方透透气，跳支舞，就又从箱门钻回去了。因此，这种天气，它们几乎采不到多少蜜，于是他们就得给它们喂更多的白糖，成本就蹭蹭地递增了，蜂蜜的产量和收入也就相应地递减了。 跟他们老两口依依话别时，我告诉他们，疫情会好转的，他们一定能顺利雇到大货车，回到我的故乡，也是他们的又一个第二故乡，一定能采到中国最好的向日葵花蜜。 我多年前去过安徽，也亲眼目睹过新安江山水画廊的美景，只是当时不认识大兰，也更不知道那里就是她的老家漳潭村。而在此前，她也不知道她们全家在我的老家渡过了20多个夏天。我在想，是什么样的缘分让我们在凤凰岭山脚下的一个雨天以某种方式重逢了呢。或许，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吧。 都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也许秀丽的黄山和诗画般的潭漳村靠颜值留住了那里的很多父老乡亲，但比起留守老家的人们，像大兰和丈夫这样依然守护传统手艺，愿意风餐露宿、转场追花的50后老人，这一切的付出更显得弥足珍贵。他们明明可以像别人那样勾兑糖浆，他们明明可以像别人那样批发倒卖，但是他们选择了坚守正道，无论未来怎样。 大兰老两口几十年如一日的追花之旅也不禁让我怀想和畅想他们走过的那些地方，有烟火仙境的新安江山水画廊，有黄海之滨的丹顶鹤自然保护区，有野趣天成的燕山凤凰岭，还有塞外明珠的河套平原。 但我深知，这不是一场场说走就走的潇洒旅行，而是背井离乡的风餐露宿。 我记得电影《走出非洲》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他连打猎都要带着留声机，三把来复枪，一个月的补给，还有莫扎特。” 我想说，大兰和丈夫是“带着一顶帐篷，一百多个蜂箱，几袋白砂糖，还有单田芳的评书。” 他们是流浪者，但内心始终有一个坚定的正念。 我的一位年长的朋友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当时觉得非常好，就记录保存了下来，一直想着放在哪篇文章里最合适，但思来想去，我觉得以它作为本文的结尾最合适不过： “50年代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品质，就是永远都把自己放在末位考虑。这也许是因为与从小就接受集体主义至上的教育有关，耻于谈论个人利益。几乎每个人都有历经曲折的故事，但难得的是都有一份满足于今天生活的心态。打个不太精准的比方，说起他们，我会想起荆条，在被弯曲加工或大或小、或精细或粗糙的箩筐后，无论盛放什么什物都那么经用，让人放心。” 最后，我祈愿一周后凤凰岭下荆条花的盛开能让大兰和丈夫收获满满，喜悦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