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读书梦

我的爷爷是一个农民，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但爷爷也是个有梦想的人，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读书。

爸爸是爷爷最小的儿子，从我记事起，爷爷就已经年近古稀了，儿女们都已成家立业，他也乐于颐养天年，却唯独在供我们兄妹几个读书的问题上一直保持着当年“马锅头”的强势，甚至临终遗言念念不忘的还是跟儿女们交代让后辈读书这件事。

记忆中，爷爷是一个精神矍铄声如洪钟的老人，在村子里也很受人尊敬，谁家有个家长里短邻里纠纷，谁家儿女成家后要分门立户，谁家儿女婚事亲家上门订婚，爷爷都会被邀请参与说合调解，村里人都说爷爷不仅见多识广，说话做事又公道正派，加之年龄和辈分也不小，这些都足以让他能够担得起村里人的这份信任。

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上小学的，记得那时村里还没通电，家里土木结构的房子采光也不是很好，所以每天下午我都会搬着小凳子到庭院里做作业。每当这个时候，爷爷总会抽着旱烟蹲在一旁慈祥地看着我，时不时也会凑过来看一看，如果发现我写得不认真，他就会用旱烟斗轻轻地敲敲我的头。做完作业，爷爷总是喋喋不休的给我讲他年轻时候的事，可惜我那时年纪小，对他叙述的马帮、土改、文革、生产队等词汇听不懂也不爱听，总是想着怎么溜出去找小伙伴玩。年少的我，总觉得爷爷会一直陪着我成长，却没想都在我小学即将毕业的时候，75岁的爷爷就离开我们去了另一个世界了。

直至成年后，我才陆陆续续从爸爸或其他长辈的的口中弄清楚了爷爷人生轨迹，也更深刻地理解了爷爷对于读书识字这个梦想近乎偏执的坚守。1921年，爷爷出生在一个破旧但不失温暖的农家小院，祖奶奶是个裹着三寸金莲的传统妇女，祖爷爷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有几亩靠天吃饭的薄地，祖爷爷还有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弟弟。爷爷是长子，之后祖爷爷祖奶奶又相继生了三个女孩。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中叶，虽然祖国大地上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但在身处云南腹地大姚的这个小村庄还是延续着两千年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日子，偶尔村里也会有小股土匪流寇的骚扰但祸害不大，这样的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一家人相依为命也能勉强度日,爷爷也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为一个十六岁的青年。因为附近村子没有学堂，穷家小户的孩子也上不起私塾或者到外地求学，因此在成长的岁月里爷爷没有上过一天学，只是在父辈的口耳相传中以拿着石块在地上划“天书”的方式学会了简单的运算，耳濡目染着村里淳朴的民风和忠厚传家的家风成长起来的爷爷，不仅干农活是一把好手，为人处世也堪称一个好后生。正当祖爷爷祖奶奶准备为年满16岁的爷爷商定婚配大事的时候，变故却发生了。

那是1937年底，东北三省已经沦陷6年，日寇多年来肆无忌惮地在华夏大地上横冲直撞、烧杀掳掠。在这一年的7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华北大片国土落入敌手。随后，华东和华中地区相继沦陷，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虽然居住在西南边陲信息闭塞的小村庄里的我的先辈们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但并不代表他们能逃脱国家和民族的不幸命运给个人带来的灾难。就在这一年年底，保长带着县上的保安团进村“征夫”，当时的政策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意思就是家里有三个成年男子的至少要出一个、有五个成年男子的至少要出两个，说是去英国修路。而当时家里祖爷爷正值盛年、祖爷爷的弟弟也还没有成家、年满十六岁的爷爷在当时也算了成年人了，这就意味着他们三人中必须去一个，忠厚的祖爷爷既舍不得让自己刚成年的儿子去，也同样不忍心让自己尚未成家的弟弟去，于是就以一家之主的身份擅自做主自己去。祖爷爷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一年以后，村里的同伴带回了祖爷爷的死讯，据说祖爷爷在承担了几个月繁重的体力活之后病倒了，他们修路的地点在苍莽的群山里，身处荒郊野外又缺医少药，没多久就祖爷爷的就去世了，当时村里一起出去的都不识字而且信息闭塞，也没办法通知家人，只能就地把祖爷爷草草掩埋了。

我成年之后通过阅读史料才知道，祖爷爷当年所谓的“去英国修路”，其实是参与那条被称为“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中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的建设。因为这条公路的起点缅甸属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去英国修路”的说法由此而来，但至今，家族里也没弄清楚祖爷爷去世的具体地点。据史料记载：为了抢运国民党政府在国外采购和国际援助的战略物资，1938年初，公路沿线约20万各族劳工被征集到丛山峻岭中开始抢修滇缅公路。由于严重缺乏施工机械，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双手来修筑这条世界最崎岖的长达上千公里的公路。工程开始后不久，疟疾大规模爆发，很快夺去了很多筑路者的生命，一批人倒下，又来一批轮换上。尽管疟疾如此猖狂，但滇缅公路的建设却从未因此而停止过。说到滇缅公路修建之难，主要难在公路经过的80％的路段是崇山峻岭。而这其中有一半是要通过坚硬的岩石地段。在这些地方，筑路者只能通过爆破来开山劈石强行开辟出道路。滇缅公路不仅穿越了中国最崎岖的山区，而且也跨越了中国最湍急的河流：怒江和澜沧江。怒江的意思就是一条容易发怒的河流。每当雨季来临，暴涨的江水毫无阻挡，一泻千里，澜沧江也一样。滇缅公路的建成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据不完全统计，有两三千人和我的祖爷爷一样，将生命永久的留在了这条公路上。这条蜿蜒上千公里的运输干道，支撑齐了中国抗日战场的绝大多数战备物资以及大后方经济供应，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

在祖爷爷离开家不久，他的弟弟也到邻村一户人家做了上门女婿，家里只剩下小脚的祖奶奶、爷爷和他三个幼小的妹妹。这时，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人，爷爷成了整个家庭的顶梁柱。家里本来就不多的田产被祖爷爷去上门的弟弟分走了一部分，小脚的祖奶奶又干不了重体力活，爷爷家养糊口的压力可想而知。于是，刚成年的爷爷在农忙季节忙完地里的活后，还必须到处打短工。好在爷爷身强体壮，而且干活也是一把好手，所以还是能找到事做，只是干一天活，人家除了供两顿饭以外，报酬却少得可怜，或者是两碗米、或者是一块给旧衣服打补丁布料、甚至是半个老南瓜，爷爷也不计较，只要自己在外面能填饱肚子，就能把家里有限的粮食省下来给体弱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就在打短工的日子里，爷爷有幸结识了邻村的“马锅头”，“马锅头”看爷爷身体条件不错，又能吃苦，而且人也算机灵，就问爷爷愿不愿意跟他一起走马帮。每个年轻人的心里都有一个闯荡天下的梦想，爷爷也不例外，所以爷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马锅头”的邀请，从此开始了他的马帮生涯。据后来我的姑奶奶（爷爷最小的妹妹）跟我说，爷爷他们当年的马帮也就十几匹马，五六个人，马匹是几家人拼凑起来的，由其中走马帮经验丰富、为人处事公道正派的人当“马锅头”，对外接洽生意，每一趟根据需要运输的货物确定走几匹马，去几个人，每走一趟马帮，将货主给的报酬除去路上的开销后，再按照马匹和人来分成。刚开始，因为家里没有马匹，爷爷只能充当“马锅头”的助手，替一些家里出了马匹但没人去的人出劳力，赚取一份收入。此后的几年，爷爷靠走马帮不仅养活了全家，还买了三匹马、娶了一房媳妇。几年以后，“马锅头”老了，走不动了，盛年的爷爷就接替了他成为一名精明强悍的“马锅头”。据姑奶奶说，爷爷当年走马帮主要是从白井（今天的大姚县石羊镇）驮盐都昆明，然后再把昆明的洋火（现在的火柴）、宣纸等货主需要的东西驮回来，有时也走西昌这条线，路上往往由一匹相对较弱的马匹来驮锅碗瓢盆、粮食和马匹的饲料，走到歇脚的地方就支起锅做饭，晚上也舍不得住店，只有在路过集镇和村庄时找一户人家，适当给点报酬在人家借住一宿，主要是为了给马匹休息一下，顺便买一点马料。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马锅头”，每一趟出行都要规划好一行人路上的吃喝拉撒，时间长了，沿途也认识了一些可以借宿的人家，知道该在哪里歇脚可以有水源做饭。那时，爷爷和他的马帮往返一趟昆明需要走二十多天，一路上不仅要爬山涉水风餐露宿，有时还会遇到土匪和流寇，只是这些故事，爷爷当年给我讲的时候我不爱听，等我想听的时候却再也听不到了。

年复一年，转眼爷爷走马帮已经十余年了，此时的爷爷也有了一些积蓄。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土地是可以买卖的私有财产，被农民视为“命根子”的土地一旦被买下，就是家族的财产，可以祖祖辈辈传下去。而一个庄户人家的后生，如果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买田置地，那绝对是一件很荣耀很光彩的事情。恰好此时，村里一户大户人家找上了爷爷，说因为要送儿子到外面读书，愿意把家里几亩上好的水田低价卖给爷爷，据说当时买田必须用硬货币（即金银），爷爷权衡再三，自以为很慎重地买下了那几亩水田。可是爷爷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因为这个举动，不仅让他十几年的努力化为了泡影，而且还改变了他的后半生，甚至冥冥中影响和改变了儿女们的命运。爷爷买田时已经是1948年底了，两年以后，云南解放了，随后就是土改。在土改中，不仅所有田地都被收归集体所有，而且在划成分时，我家因为田地多于普通家庭而被被划为了富农。此后的几十年，爷爷一直背负着富农成分带来的影响憋屈地过日子。在当时，“地富分子”是没有任何政治地位的，在面对集体的问题时不但没有发言权，家族成员都只能夹着尾巴做人，时不时还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或批斗。在劳动和分配上，“地富分子”不仅要多干活干重活，而且每年年底结算时也要被扣除一些工分，最关键的是，招工招干、推荐读书这些好事只有“又红又专”的贫下中农子女才有资格，“地富分子”的儿女们只能靠边站，但出民工、当突击队员这些苦活累活我大伯和我爸爸年轻时却没有少干。看着之前条件跟我家差不多的人家都当了贫下中农，当初卖田给爷爷的那家大户也因为在解放前买了部分田地没有被划成地主，爷爷才明白自己上了当，但任凭他悔青了肠子、恨死了当初卖田给他的人也改变不了家族的富农成分。究其原因，爷爷觉得都是因为自己没文化导致的，因为那家大户家里有读书人，知道国家要“变天”了，所以才急着卖田地，而爷爷虽然也走南闯北，但既不识字也不关心时事，所以才既吃了大亏又落下了笑柄。虽然在80年代初农村实行“包产到户”以后，爷爷又挺直了腰杆做人，而且成了我记忆中那个受村里人尊重的老人，但这件事却一直是爷爷晚年的一个“心病”。

至此，爷爷坚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让子孙后辈上学读书，成为有文化的人。在爷爷的坚持下，当时只读过“高小”就因为成分问题没有机会被推荐继续上学的大伯通过自学，于改革开放初期在村里的小学当上了代课教师，在岗位上不断地学习，几年后转为了民办教师，到即将退休前，终于赶上政策转正成为一名公办教师，但毕竟，大伯没有在该读书的年纪好好地上过学。而我的堂哥、堂姐和我们兄妹二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陆续上学读书，尽管在那个还没有推行九年义务教育的年代，村里很多同龄人都上了几年学就因种种原因退学了，但我们家族却无论条件多么艰难，家里都坚持供我们兄妹四个上学，堂哥读到了高中毕业之后搞个体，堂姐读了师范，目前是一名小学教师，我和哥哥都读到了大学毕业，并有了稳定的工作。只是这一切，爷爷都已经看不到了，或者说，是爷爷在冥冥之中主导了这一切。但无论怎么说，爷爷当年的梦想，算是在我们后辈身上变成了现实。

仔细想来，爷爷年轻的时候付出的努力并不少，中年时候也是历经坎坷，但他一个并不算宏伟的梦想，却在两代人身上都没有实现。而实现了爷爷的梦想的我们，无疑是幸运的，我们的幸运就是因为我们赶上了勇于革新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