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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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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2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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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黄色的幸福

又一个金色的秋天来临之际,父亲迎来了他的六十大寿。我和哥哥携全家回到蜻蛉河畔的农村老家,邀请亲朋好友为他祝寿。这是一生勤俭的父亲第一次过生日,他本不愿意的,只是过完这个生日,父亲将张罗着收获他种的最后一茬水稻,然后再把住了一辈子的老屋连同里面的猪、鸡和那只陪伴他多年大黄狗都作妥善的处置之后,随我们到县城去度过他的晚年生活,才勉强同意我们为他举行这个寿宴。

那天,家里亲朋满座,一片片欢声笑语穿过庭院里那棵挂满橘黄色果实的老柿子树飘得很远很远。妈妈和我们里里外外的忙碌着,爸爸既不像往常那样去帮忙,也没有陪亲友们说笑,而是一个人抱着他的烟筒蹲在墙角默默的吸着。迎着初秋的阳光,我看见父亲那古铜色的脸上的皱纹就象阳台上那盆盛开的黄菊花,那密密匝匝的纹路清晰得如同一丝丝花瓣。父亲眯着眼睛,仿佛在沉思着什么,我知道父亲不舍离开老屋,更舍不得离开他的土地。

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一辈子坚守在家乡的红土地上。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是村里种田的一把好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三十来岁的父亲和母亲不仅要抚育我们兄妹,还要赡养六十多岁的爷爷奶奶。家里虽然不富裕,但一家人团结和睦,爸爸妈妈每天在地里辛勤地劳作,爷爷放着两头牛、还养了几只羊,奶奶除了做家务外,还得照顾我们兄妹。那时,家里已经不用为温饱发愁了,只是全家六口挤在一间上下两格房子里,有时来客人了,爷爷就搬着他的旧被子睡到牛厩上面的土楼上。

那年冬天,大队干部召集村里人开会,说是要动员群众种植烤烟。说起烤烟,村里人并不陌生,在生产队的时候,村里每年都种,在那个人人为了吃饱肚子而发愁的年代,父老乡亲们对烤烟心里是抵触的,占用土地不说,种出的烤烟也不上几个钱,而平均分配到各家各户更是少得可怜。包产到户了,群众对土地有了自主权,家家户户把能种的土地都种上了粮食,父亲也不例外,除了水田和旱地,连房前屋后的零星地块都种上了南瓜和包谷。几年下来,家里不用再为吃饱饭发愁了,还有了一些余粮,从前一年起,家里还能在年底宰上一头肥猪。

开会回来,父亲就在心里盘算着。第二天,父亲没有像往常那样去远山砍柴,而是早早地起来把家门前的一块地给翻了过来,然后到一块常年被水淹的田块里挑回几担半干的土块。随后的几天,父亲又进山挑回一些柴草,还把家里一些平时不方便烧柴疙瘩也搬到了地里。等准备好了这一切,父亲在一个午后把那些柴草和柴疙瘩点燃,然后再把土块堆在那些燃烧的柴疙瘩上。两天过去了,当那些柴疙瘩全都烧尽的时候,土块也全都烧成了焦黑色。这时,父亲把那些焦土敲细,均匀地分散在整块地里。

过年前的几天,村里的孩子们纷纷相约着去村后的山上采松毛,因为在我们老家,过年时有在地上铺松毛的习俗。我和哥哥也会在年前和小伙伴们一起背着小竹篓去采松毛。那一年,父亲也加入了采松毛的行列,这让我们迷惑不解。直到过完年之后,父亲从邻村的亲戚家找来几茬烟子种在那块烧过的土地上,再把年前采回来晒干的松毛均匀地盖在上面,我们才明白原来父亲要栽烤烟,前些天“烧火土”是为烟苗地除草和除虫。面对家人的疑惑,父亲说,孩子们大了,上学需要钱,如果以后经济宽裕,就把牛圈和猪圈盖在院墙外地空地上,再把牛厩的地盘盖成住房,这样不仅房子宽敞了,人也不用和牲畜挤在一起了。听完父亲的话,爷爷说想法是不错,只是以前生产队种了那么多年的烟,也不见有多少收入,要种也只能少种点试试,毕竟粮食才是维持全家人生活的必需品。

虽然家里那年只在那些离家较远的和零星的地块里种烟,但父亲毫不马虎,精心的移栽、浇水,还把一担担农家肥往地里挑。在父亲的精心侍弄下,烟苗长得很壮实,到了烟叶快采烤的季节,父亲又发愁了,因为家里没有烤房。还是爷爷有办法,他找到生产队长,向队里借用了一间空闲的烤房。队长正愁完不成大队下达的烤烟收购任务,知道我家种了烤烟,就爽快地答应了。只是我家栽的那一点烤烟装不满生产队的大烤房,爷爷又一家家去找种烟的乡亲,说服他们把烟叶集中在一起烘烤,燃料各家拼一点。经过爷爷的一番斡旋,父亲栽种了一年的烤烟终于变成了黄灿灿的烟叶。到了年底,家里不但有余粮和肥猪,还第一次有了三位数的现金收入。最重要的是,那一年秋天,哥哥进了村中那所由宗祠改建的小学。

尝到了甜头,父亲种烟的积极性更高了,爷爷的顾虑也消除了。第二年,父亲育的烟苗更多了,把家里的所有旱地都种上了烤烟。在雨季来临前,父亲带着全家拓了土箕,还拿出上一年卖烟叶的一部分钱买了瓦片和椽子,自己动手在牛圈旁的空地上盖了一间小小的烤房。从此以后,我们一家就和烤烟结下了不解之缘。春去秋来,绿色烟苗变成一片片桔黄色的干烟叶,我的家庭也随着一个个金秋的来临渐渐殷实起来。在哥哥升入三年级的那个秋天,我也上了学,成了村里同龄人中能在学龄时上学的女孩之一。当我上三年级时,父亲扩建房屋的愿望变成了现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家庭条件的好转,爷爷也不用放牛羊了;哥哥和我上学后,奶奶也清闲了很多;父母依然忙碌,但住上了三间六格的大瓦房,我们全家成了村里人羡慕的对象。

我和哥哥上初中以后,爷爷奶奶年纪更大,身子骨也渐渐走下坡路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村里陆续有人外出务工,父亲承包了他们的土地,种植更多的烤烟,也种了更多的粮食。父亲把粮食作为土地的租金给了那些留守的老人小孩,用卖烟叶的收入给爷爷奶奶看病、供哥哥和我上学。从此,帮助父母编烟、分级就成了我和哥哥每个暑假的必修课。

在那个年代,考取中专是每一个农村孩子初中毕业时的最佳选择,因为上中专不仅学费低,在上学期间可以领取补助基本足够维持生活,毕业以后还能分配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可哥哥因中考失利进了县一中上高中。两年以后,任性的我在即将参加中考时做了一个自私的选择,因为这个选择,让我至今不能原谅自己。我成绩一向很好,从上初中开始就是老师作为考中专的重点培养对象,可就在我上初二的那一年,家族里当老师的大伯家的姐姐考上了大学,那一天,村里沸腾了,因为那是我们村第一个女大学生,用村里人的话说,她是我们村里飞出的一只金凤凰。从此,我心里不再以考上中专为荣了,我也梦想自己能成为一名大学生,我知道要上大学先得上高中,所以初中毕业后我的理想是上高中。在所有人都把考中专当成神圣使命的时候,我的愿望是无法引起任何人共鸣的,在那个叛逆的年龄,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为理想和现实纠结着……

事情的结局是我以两分之差在中考的榜上无名,而且拒绝复读,经过和父母整整一个假期的对抗,我如愿走进高中的教室。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初父母把我送入高中时面临着多么艰难的选择,爷爷奶奶的医疗费、哥哥和我多年上学的费用已经让父母不堪重负了,村里和我同龄的女孩大多外出打工了,虽说亲戚朋友不是人人都重男轻女,但家里的情况的确不容易,他们都认为父母不应该再让我上高中了。那个时代极低的高考升学率成就了大学生天之骄子的美名,但考大学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父亲不愿意放弃我,于是只能扩建烤房、埋头种烟为我的人生再创造一个机会。尽管这样,还是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影响了年老多病的爷爷奶奶治疗,就在我上高中的三年里,亲爱的爷爷奶奶相继离开了人世,虽然没有人为此责备过我,可这却成了我生命里无法弥补的遗憾。我还记得,就在爷爷去世的那一年,父亲把抽了十多年的纸烟换成了旱烟,用的就是那只爷爷吸了几十年的水烟筒。我知道,父亲不仅是在缅怀爷爷,更是为了省下每一分钱供哥哥和我上学。

看着四十多岁的父亲头上泛起的丝丝白发,我开始后悔自己的选择,但人生是没有回头路的,我唯有更加努力地学习。经过三年的寒窗苦读,高考那一年,我终于没有再让父亲失望。在高考前填报志愿时,我想到父亲为了种烟而操劳一生,而且还会一直种下去,所以就毫不犹豫地报考了烟草专业。而此前,哥哥也考上了省城大学的法律系。在我们兄妹上大学的那些年里,父母每年种植的烤烟都超过十亩,他们不仅是村里的种烟大户,还是乡里有名的种烟科技户。不仅如此,父亲还利用冬春季节到砖厂打工,可他和母亲艰辛的劳动收入只能勉强维持我和哥哥在大学的生活费,所以每年开学的季节,父亲都要到亲戚朋友家去借钱,短短的几年里,父亲的头发全白了。就在那些年里,村里盖起了一幢幢小洋楼,父亲在十多年前通过栽烟盖起并为之自豪的大瓦房已经显得寒酸和落伍了。可父亲说,我和哥哥就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财富。

转眼我大学毕业已经十余年了。在这十多年里,我和哥哥在就业的道路上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但都相继进入了国家公务员的队伍,并先后在城里结了婚、买了房,母亲也于几年前到城里帮我带孩子。由于前些年产业政策的调整,我们村不再被列入烟区,父亲也因此告别了他的烟田,但父亲还是经常了解烤烟生产的政策和发展趋势,他说,如果年轻十岁,面对目前这么好的政策和服务,他一定要建一群气流下降式烤房,再承包一片烟田,继续当他的种烟大户。可一辈子的操劳让父亲的身体渐渐不如从前了,再说母亲一个人也带不了我和哥哥两家的孩子,父亲才答应在家乡的老屋过完六十大寿就随我们进城。

寿宴上,父亲特地选择了和那些从小一起在村里长大的老兄弟们坐到了一起,他想给那些他曾经用汗水浇灌了一生的烟地寻找一个主人。面对亲友和邻居们的祝福,一向不善言谈的父亲借着酒兴说,他一生中所有值得自豪的事情都是因为种烟而实现的,他觉得的幸福就像他种植的烟叶一样,是桔黄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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