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梦回,又独自踯躅在坎坷崎岖的山道上。那条路,是上学的路。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12岁的我开始离家到20公里以外的县城上学。那时农村外出务工还不像现在那么普遍,为了供儿女上学和维持全家的生计,父母既要种好我们自己家的田地,还要利用农闲时间在附近村里打零工,他们常年承担着繁重的体力活,所以每个学期除了开学时能送我到学校一趟以外,其余的周末,都是我独自一个往返于从家和学校的路途中。
我的家乡小王屯村地处七街坝子的边缘,小村庄坐东朝西依山而建,通往县城的公路从村子后山的半山腰穿过。这就意味着我每次上学和回家,先必须经过那条宽不足1米的坎坷崎岖的陡坡山道才能到达公路,那条山道晴天弄得人灰头土脸,雨天泥泞不堪。好不容易走到公路,稍做休息继续前行。因为那时客运车辆不多,能不能坐上车、什么时候坐上车、能坐上什么车全凭运气。即使能坐上,多走一点就意味着坐车的旅程短一点,付车费的时候也因此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其实这只是年幼的我一厢情愿的想法。那时也不懂货运车辆不能载客的道理,所以走在路上无论遇到什么车都会碰碰运气。在几年的时间里,我坐过县城通往楚雄方向的客车、路过的货车、甚至是拖拉机或者马车,实在不行,只能走到仓街的海源坐三轮车。有时候碰到村里人或者周边村子的亲朋熟人骑自行车去县城办事,也会顺路捎上我。
周末回家情况要稍好一些,可以到客运站坐县城到楚雄方向的客车,但3元的车费会让我很肉痛,而且还不是随时都有出发的车,往往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即使这样,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我还是每周都回家,一是因为年龄小特别想家,二是因为回家不仅可以吃两天家里的饭菜,而且还可以带点下周吃的咸菜或者油辣椒。顺便说一下,那时上学住校和吃食堂只能维持最基本的温饱,早餐基本上是舍不得吃的,两顿正餐除了一碗白饭,也只打一个素菜加一个汤,回到宿舍就着家里带来的咸菜或油辣椒吃,吃肉只有在节日或者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才能犒劳一下自己。这样的生活虽然说不上饿,但总让正在长身体的我时时有一种不满足感,或者说对食物充满着一种强烈的欲望。周末回家,父母总会给我准备一点他们平时舍不得吃的腊肉或者鸡蛋,这也让我对回家充满了期待。
两年以后,哥哥也考到县城上高中。从此,家里那辆老式的载重自行车成了我们兄妹两上学和回家的交通工具。于是,每次从家里出发后,我和哥哥都要两人合力,他在前面拽、我在后面推地把自行车弄到公路上,遇到坡坎大的地方或者雨天路滑,有些路段需要把自行车抬过去,当时村里人开玩笑说“上坡车骑人,下坡人骑车”。好不容易到了公路,哥哥骑着自行车载着我上路,但走不到两公里,又面临着第二个坡——长冲箐坡,这个坡虽然不像前面那个那样坎坷和陡峭,但也需两人合力才能把自行车推到坡顶。然后继续前行大约7公里,就到了当时仓街和金碧交界处的邓家坡(返回的时候叫土桥坡),再次二人合力把自行车推到坡顶然后继续前行。这样三番两次地折腾,历时近两个小时,终于到学校了。这样的行程对于星期天下午返校时还稍好一点,因为是在家里吃了饭才出发的,困难的是星期六中午回家,那时还没实行五天工作制,所以我们要在星期六早上上完课才能回家。而放学以后,我们往往舍不得在学校吃午饭,而是随便买个包子或者馒头垫垫肚子就上路了。两人合力推着自行车走在三个坡道上的时候,个子矮小身体单薄的哥哥和我都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有时甚至头晕目眩眼冒金星。三个坡道,就像压在幼年求学路上的我身上的三座大山。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家乡一天天悄无声息地发生着细微的变化。几年以后,从村里到公路的那条羊场小道变成了宽3米、坡度平缓、能通行车辆的大路,村里开始有了运输的农用车和载人的面包车,条件好的家庭还购买了摩托车,学弟学妹们到县城上学再也不用那么艰难了。十几年后,南永公路代替了原来的老公路,不仅路宽了,坡道也平缓了,长冲箐破和邓家坡也不在让人望而生畏了。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村里的道路都是硬化过的水泥路,在县城工作的我也和大部分人一样购买了小轿车,每次回家只需要二十多分钟就可以把车开到家门口。村里人也通过科学种养殖、外出务工或经商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一幢幢漂亮的小洋楼取代了过去那些破旧的瓦房,家家户户出行都有了交通工具,一部分人家还购买了小轿车。现在的孩子上学都能直接乘坐交通工具,学校还提供营养早餐,两顿正餐也是荤素搭配菜品应有尽有。偶尔给同样是十二岁上初中女儿说起我上学的经历,她尽一脸的不可思议。有时候回老家跟村里的老人们聊起来,他们说的最多的就是:“想不到自己还能赶上这样的好时代,汽车、洋房这些东西,在我们年轻时候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啊!”
我的家乡的变化,我上学的经历,只是几十年农村生活变化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有时我也在想,中国农村持续了几千年的风貌,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十年里完完全全就改变了模样呢?一个老党员的话给了我启示: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