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沁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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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重新开始的路上
颜世新
一
头天晚上，我和村里的小伙伴，去外村看了场电影，回来时，夜空已满是星辰闪烁。第二天早上，我起来后，在外屋用凉水洗了脸，急急忙忙吃早饭。正忙着的母亲问:“你爹呢？”。“还没起来。”“去喊你爹吃饭。”“啥事都让我干。”我小声嘟囔一句，不情愿地从炕上下来向东屋走去。
我家四间瓦房。原来我自己住东屋，父亲和母亲住西屋。后来父亲要管我学习，住进了东屋。父亲住炕头，我在炕梢。父亲和我中间，摆放着一个快散架的炕桌，是我学习用的。我很高兴有这张桌子隔在我和父亲的中间，确切一点说，我不想让父亲躺下来还看着我。那时我总拖延学习时间，即使心似野马，也装着很有兴趣地看书。父亲冠心病已十分严重，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可他还是一直坐在炕上，等我睡时才睡。
那天看电影回来的晚上，我进屋时父亲已经躺下了。我没敢惊动他，悄悄地趴进了被窝。
“爹，起来吃饭了。”我推开门喊。父亲一点反应都没有。我走到炕边，伸手推他。手碰到父亲身体的时候，一种从没有过的凉，从我手指快速传过来。我高声喊：“妈，我爹——”
那年我十五岁。
正应了那句俗语，屋漏偏逢连天雨。父亲刚去世，村里开始分田到户。姐姐出嫁了，家里只剩五十多岁体弱多病的母亲和我。我们家没有一个像样的劳动力，这日子怎么过。村里一位和父亲生前要好的朋友，唉叹道：“哎，老颜家完了。”
是的，明理人一眼可以看出我们家完了。可十五岁的我，不知是立事太晚，还是父亲的去世给我打击太大，我迷迷糊糊上学，迷迷糊糊回家，一天天重复着日子。上学不知道学什么，回家也不知道帮母亲干点什么，更不知道此时的自己该挑起家的大梁。
因为不知道怎么办，也因为农田，我辍学了。开始下地播种、间苗、施肥、拔草、打柴、拾猪草，除了忙地里和家里的事，辍学的我和之前上学的我没什么两样，依然迷迷糊糊过日子，没有想过未来之于我，会是个什么样子。
乡村的夜晚，太阳落山就黑了。我坐在院中的石头上，仰望着夜空一闪一闪的星星，心里没有一丝缝隙，点点星光照不进我封闭的内心。要能长出一双飞翔的翅膀就好了，我可以逃离这里，向着闪亮的星空飞去。
父亲去世一周年，远在市里教书的二姐回来了。听说我已辍学半年，一向认为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的她十分生气，无论如何要我必须上学，并联系了学校，给我办理好入学手续。
上学，地，谁来种？活，谁来干？二姐说:“什么都不用你管，你就安心读书。”母亲也说:“听你二姐的话，去上学吧，你好好学，我还有个指望。”
我又回到了学校，重读初一，和堂哥家小我两岁的儿子廷启同年级。怕我们母子孤单害怕，廷启搬到我家，和我住进了东屋。学校距家有十五六里远，我们没有自行车，一同步行上学，步行回家。
冬天，天黑得早，亮得晚。我和廷启早早出了家门，四野还黢黑一片，我们俩说话壮胆，越走越亮。放学回来越走越黑。好在淡淡的星光，照亮了脚下的路。
和我同班的，还有个叫忆萍的同村女孩。我管她妈叫二姑。二姑对我家很好，总让她儿子帮我家干农活。忆萍细瘦身材，圆脸，大眼睛。她长得漂亮，性格也很文静。她家的条件比我家好，上下学骑自行车。我们在路上遇见，没有外人的时候，打声招呼，但从不多说话。有一天晚上放学，廷启没来上学，我一个人往回走，天渐渐黑了，忆萍骑车从后面赶上来，下了车，和我打了招呼。我在路的这边，她在路的那边，隔着一条路的距离，她推着车子走，我们谁也没再说话。旷野很静，能清晰听见脚步声响。一直走出十里地，到了村头。她说:“我先走啦。”说完，她骑上自行车消失在夜色里。我抬头，望见满天的星光。
二
草发芽了，树叶绿了，春天来了，又到了播种的季节。家里只有一头猪、一条狗、十几只鸡。种地要趟垄，这在当时要靠牛马驴来干的活。我家连牛马驴粪都找不到，这地怎么种。地种不上，就打不了粮食，没有粮食就没饭吃，更别说用粮食换钱了。
二姑来了，她对妈说:“嫂子，等我们地种完，就给你家种，别急。”分田到户的时候，二姑和另一家合分了一匹马，在二姑家饲养。因为父亲有病，我家没挣到多少工分，什么也没分到。二姑说到做到，等他们俩家种完地，他儿子带着那匹马来给我家种地。和二姑家共同拥有这匹马的那家人，上门找二姑。“你愿意挨累，给老颜家种地，我没意见，可那匹马也是我们家的，不能用那匹马。”二姑当时把他骂了:“乡里乡亲住着，你想看着他娘俩饿死，有没有同情心？”同情心不是谁都有的。二姑和他闹掰了，他们把马作价卖了，二姑用分得的钱，又添些，买了头驴。二姑对妈说:“我就不信，没他家的马就种不上地了。”
有二姑家的帮助，我可以安心上学了。
老师讲的知识是我学过的，重新上学的我卯足了劲，把精力都用在学习上，成绩很好，老师们都挺喜欢我。英语是一门新课，原来我连二十六个字母都认不全，扔的时间又长，学起来十分吃劲。我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学，一个单词一个单词背，可还是撵不上。教英语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李老师，个子很高，走路有些快，平时总绷着脸，很严厉。上课瞪着大眼睛盯着我们，提问不会就打手板，学生都很怕她。她对我很好，总提问我，我回答不上，她走过来，我低下头，伸出手等着她打。她没有打我，叫我抬起头来，拿着手里的英语书说:“我说一句，你学一句。”她放慢语速:“This is a book”。
据消息灵通的同学说，李老师原来不是教英语的。学校开了英语课，没人教。李老师到县城进修一年，回来就教英语了。这个学生的言外之意是李老师的英语水平很一般。我不这样想，认为她的英语水平很高，很敬佩她。
我每天早早起来，背英语单词。记不住发音，就用同音汉字标注。每天学英语的时间占去了我大半课余时间。我的英语成绩提升很快，能跟上老师讲课的进度了。付出总有回报。期末考试，英语我考了全班第二名，其他科均排全班第一。李老师当众表扬了我。一个平日调皮的同学说:“颜世新的英语是照同桌抄的，他连单词都不会，能考那么好？”他说的是有根据的，我的同桌英语成绩全班第一。听到这位同学的话，我什么也没说，暗暗给自己鼓劲。
初一的学习并不紧张，只要上课认真听讲，及时完成作业，成绩就不会太差，何况我还是重读生。业余时间我喜欢看课外书，只要是能找到的，我都看。那时课外书少得可怜，记忆中有一本文学杂志，是二姐带回家的。书中有路遥的一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故事讲的是六十年代农村贫穷家的孩子马建强，和饥饿斗争战胜困难读书的故事，与我当时的境遇有相似之处。我想，马建强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有时甚至连上顿都没有，那么难，还坚持把书读下去。自己虽有许多困难，但和马建强比起来算不了什么，至少我从没为吃饭发愁，我必须努力学习，把成绩赶上去，更上一层楼，去接近广袤苍穹那闪烁的星光。
夜晚学习累了，我和廷启坐在院中的石头上，讲班里的趣事，把同学讲了个遍，但我们从不说忆萍，我更没有把忆萍放学陪我走路的事说了，不但没对他说过，也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我们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也说累了，就静静仰望着满天繁星的夜空。
有二姑一家的倾情帮助，有李老师的谆谆教诲，有廷启的日夜陪伴，日子虽然依然艰难，也有阳光雨露，我的日子像发芽的小树，一天比一天冒出新绿。
又一次考试，所有的主科成绩，在班级排名我都第一，当然也包括英语。那位说我英语抄的同学，看我的眼光变了。
没想到，这样的日子被一件突然发生的事打乱了。
三
事情发生在初二下半年的一节课之前。
班里挺皮的韩同学，学习不好。我到这个班里快一年了，没有和他说过话。当然也不只是和他没说过话，和其他许多同学也都没说过话。我本来就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加上父亲去世，家里道不尽的难处，我就更不爱说话了。插进这个班级一个多月，除了必须去外面上厕所，我几乎都没离开过课桌。
那天下课去厕所，回教室时，上课铃响了。我急着往座位跑，和韩同学撞了个满怀。他二话没说，一手拽住我头发，另一手照着我的头就打。我瞬间被打蒙了，但也没忘挥拳踢脚。几个同学上来拉，没有拉开。这时李老师进来了，喝住了他，他才从压着我的身上下来，松开了拽着我头发的手。李老师问了原委，把韩同学赶出了教室。
下午上第一节课时，韩同学回来了，他路过我桌旁，指着我说:“你等着。”说完课没上又走了。
等着就等着，谁怕谁呢。我心里想。同桌小声和我说:“他可不好惹，不是吓唬你，社会上的痞子他都认识，你得想办法。”
这节课我没上好，脑里总想着那几个字。想——办——法。找廷启？没用。找班长？没用。那有什么办法呢？
下课后，我走出了校园。
人，特别是少年，遇到事，总是很固执，很难走出那个怪圈。
我在校园外转了一整下午，也没想出什么办法来。放学前，我回到了教室。放学的铃声响了，我最后一个慢腾腾走出教室。廷启在校门口等我。
“小叔，怎么出来这么......”随即，他好像发现了什么，问:“小叔，你，怎么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同桌走过来，把他拉到一边，唧唧咕咕说了些什么。廷启转过脸看看我，眉毛拧在了一起。
廷启走过来，拉起我冰凉的手，看着我说:“小叔，无论他们怎么打你，都不要还手。”我摇摇头。“小叔，你想，他找一帮痞子，在柳河桥截着，咱们打不过人家。”
廷启说的没错，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的力量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就像蚂蚁和大象比力气，怎么比。我们只能认怂，一怂到底。这是唯一也是最聪明的选择。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一点。或者，性格使然，知道也不愿意这样做。
柳河桥距学校不到一千米，是我回家必经之路。越走离桥越近，我的心越跳越猛。再往前走一会儿，可以清晰看见柳河桥上站着一群人，不用问，也知道他们是等我的。这时，我看见路边有根一米左右长的木棒，把它捡了起来。廷启制止了我。“小叔，你拿木棒只能让人家抢去打你，听我的，把木棒扔了，他们不能把你怎样。”廷启把木棒抢去扔了。
上桥的坡越来越大，柳河主桥就在眼前了。桥上有二三十人，五六个二十多岁的人，有的光头发亮，有的长发到肩，有的穿着特别，一看就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我硬着头皮上了桥。
韩同学和那几个怪模怪样的人在桥左侧，我低着头和廷启紧靠右侧走。韩同学走过来，那几个怪模怪样的人也围了上来。韩同学右手薅住我的脖领。他比我高半头，手劲大，我脚跟离地。“你不牛X吗？”他瞪着我，眼光挺凶。我不吱声，也不和他对视。廷启上来笑着说:“我叔错了，您大人不记小人过，放过他吧。”韩同学伸手把廷启推个趔趄，回手给我胸上一拳，我被打了个后仰，眼睛扫过天空。天空灰蒙蒙的，看不见太阳，不知道是落山了，还是被灰蒙蒙的烟气罩住了。一时间，我万念俱灰，闭上了眼睛。
“哥，咱们都是同学，别为一点小事伤和气。”一个甜甜的声音传进我的耳里，这声音我太熟悉了，是忆萍。我睁开眼，看见忆萍站在我们旁边，柔软无力的小手拽着强壮威猛的韩同学。她怎么来了？什么时候来的？我记得我是最后一个出教室的，就算她比我晚出校门，但她骑自行车，早该过了桥啦。还有她都看到了什么？看见了我怂样？不能让她看到我这样。让她看到，我还不如死了。我英雄之气顿生，抬起头来，攥紧拳头，准备反击。
就在我下定决心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韩同学松开了我，将脸转向了忆萍。“既然妹子发话了，哥给你这个面子。”“谢谢！谢谢！”忆萍给他鞠个躬。拉着我挤出了里一层外一层的包围圈，我看见，有许多熟悉的脸，为失去观看一场精彩的打斗而失望落寞。
我以为这事至此已经结束了，可没想到韩同学隔三差五找我别扭。我已经领教了他的厉害，确实惹不起，但还不至于躲不起。我时刻告诫自己，离他远点、再远点。可在一个教室里，能离多远呢。
对于某些强者来说，欺辱弱者是一种快乐。韩同学好像也这样，我越躲着他，他越找我的麻烦。这让我很烦心，我总不能离开教室不上课吧。
下课躲着他，上课想着他。
几次之后，我发现，韩同学羞辱我，都是在忆萍离我们不远的时候，他这是有意给忆萍看的。
我宁愿让他暴打一次，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也不愿意这样。
我也知道，和他打起来很容易。只要在他羞辱我的时候，骂他一句或踹他一脚，就可以了。但转念一想不行，即使让他暴打一顿，他还会变本加厉羞辱我的，不但达不到目的，还辜负了忆萍的一片好心。
怎么办呢，课上课下，这个问题总在我脑子里转。我的学习成绩快速下滑。升初三考试，我考了年组四十六名。
好在韩同学不念初三了，我不必再为躲他思前想后担惊受怕了，我可以安心学习了。
四
那时学生多，一个乡下的初中，有一千多学生。初一有十多个班，每班四五十名学生。初二有七八个班，每班也四五十名学。初三学生少，但也有三四个班，每班三十多名学生。我升初三那年四个班，按成绩分班，我分到二班，忆萍和廷启分到四班。
我本不聪明，原来考的好，是因为重学的的原因。初二下半年落的多，初三课多，老师新讲的听不明白。想跟上老师课堂进度，必须把初二落下的知识补上。
一年的时光很快过去，我的努力有了收获，初三下半年一次摸底考试，我考了年组第十六名。每年学校考上县城一高的，多则五六人，少则二三人。我的目标是县一高中，这个成绩离我的目标很远。这时突然有个好消息，初中毕业生可以考中专，且是中专先考，考不上还可以报考高中。对于我这样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能考上中专，有个工作，是一步登天的大好事，我当然报名了。只是县里只给我们学校六个参加考试的名额，必须在全校预考中，排名前六，才有资格参加正式考试。我平时成绩多在二十名以后，希望很渺茫。
很快到了预考，我排名第三。这大大出乎老师的预料，也大大出乎我自己的预料，这是偶然性，但也给我增添了不少的信心。
预考第三，我尽全力认真学习，准备参加正式考试。说实话，我没抱太大希望，但不能放任自流，更不能自暴自弃，努力总会有收获。半个月后，我到县城参加了中专正式考试，成绩下来，我们校只考上一个，我仍排名第三。虽没考上中专，但又让我增加了信心。按这个排名，考县一高希望满大的。李老师鼓励我说:“别气馁，好好学。”
两个月后，我参加了升高中考试，没想到，参加没考上中专的五名同学，只有我一人落榜。我不但没考上一高，连二高也没考上，考上了一乡镇的农业高中，分到畜牧班。学校老师们为我惋惜之余，更多的是高兴。那一年我们中学考上县一高十一名，比历史最好成绩多出五名。
一个人的悲伤是永远是个人的事情，它于周围的世界没有关系。即使伤心死了，周围的世界依然是花开花落，五彩缤纷。
五
廷启没考上，他年龄还小，决定复读。忆萍也没考上，她准备外出打工。我坐在院中的石头上，心里很乱，这个农业高中，是读，还是不读，不读怎么办。我一时拿不定主意。
因为辍学，我比同班同学大了二三岁，再复读——
二姐回来了，我们一起去野地割猪草。二姐说:“去吧，条条大路通北京，学畜牧挺好，毕业当个兽医。”二姐这句话让我想到了我们村里李兽医。他瘦高，穿一身灰布衣，衣裤上总沾着猪粪。夏天挽起裤腿，背着一个四方褐色旧皮箱，皮箱正面有个白圆圈，圆圈正中有个红十字，整天骑着一个叮咣乱响的自行车各村跑，进村入户直奔猪圈，准备好家什，跳入猪圈，劁猪或给病猪打针。
我原来没少围着猪圈看他劁猪，但此时却感觉自己闻到了猪圈和猪身上的那种溲臭味，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我把手里的镰刀高高举起摔到了地上，大声朝二姐喊:“我要复读。”
我又重读初三。一年后，我考上了北方千里之外的一个铁路学校。廷启没有考上，和忆萍一样，去了外地打工。
到我求学那个城市的火车，夜里十点多停靠我们县城车站。我家距县城三十多里路。二姐送我去车站。为了缩短在县城等车的时间，我们从家出来的较晚，到县城时已是满街灯火，一片璀璨。
进候车室之前，我站在站前的台阶上，穿过城市的灯火，试图回望三十里外我的乡村，什么都看不见。浩渺的夜空里闪烁的星星在向我眨着眼睛，为我送行。李老师、二姑、廷启、忆萍一个个在我脑海里闪过，一件件往事如倒回的胶片一闪一闪出现在我的记忆中。对着夜空闪烁的星星，我泪流满面。
一个人究竟能走多远？走到何方？在生命终结之前，永远是未知。而我们的思想情感，就如同过去的时光一样，行走在或困苦或甜蜜或哀愁或喜悦的旧路上。
三十年过去，母亲和二姐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廷启在北京打工，忆萍据说嫁到了沈阳，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摸爬滚打，身心疲惫之时，每每夜晚站在窗前，看着满天的繁星，仿佛又回到了重前。
星光下，我又一次咬紧牙关，行走在重新开始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