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区文学》
内刊会员
我又去了那条大道，在大道踽踽独行。手里拎着一截小柳枝，它是我的玩具，也是大道唯一的树。这条东北黑土地的大道，能并排走三四辆马车呢，在我心里又宽又长，我从没走到过尽头。
我去大道的时候，多是下午快下班的时间。
慢吞吞，“吱扭，吱扭”着两个大铁轱辘的老牛车；“鼓鼓隆隆”跑的大马车；一边坐个小脚女人，另一边坐个得意的、嘴角使劲往上翘的小孩儿，或放着一块大石头的独轮车；下班的男人；背着补丁书包，从大道对过学校排着队，唱着歌走出来的学生，都集中出现在大道上。
家里上学的，上班的，干活的，都忙，没人理我，大道也一样。除了独轮车上的那个小孩儿，瞥过我，还把本来就两头翘的嘴角，差点扯到耳丫上，再也没有谁好好看过我，和我的柳枝一眼。我把小柳枝朝奔跑的马车使劲摇，希望它能慢下来，好让我多听一会儿马脖子上铜铃的清脆响声。可马，也不曾为我减慢过脚步。
韩奶奶却不一样。她在大道边看见我，一定走过来，拉着我的手，用刚好听见的声音，让我和她一起回家。我们家和她是邻居。
大人们说，韩奶奶是地主家的大小姐。准确地说，是“破落”地主家的。我看过有大地主的小人书，知道地主不是好人，可破落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不明白，韩奶奶这样的大小姐有什么不好？大人们可真是，说就说呗，还那么神秘兮兮，鬼鬼祟祟的。
我看韩奶奶挺好的。她干净，不像其他女人邋里邋遢地。头发整天梳得溜光，疙瘩鬏高高地盘在后脑勺顶上。穿着蓝士林布大襟便服，黑色宽腰裤，裤脚用带子绑在脚踝上，裤腿鼓胀得有点像灯笼。
大人们还说，从什么什么时候开始，韩奶奶就不怎么出门了。这倒是。
大道人少时，我常一心一意盼着走路一摇一摇的韩奶奶过来，韩奶奶有时去邮局取信。我一盯着邮局那个方向，就忘了摇动小柳枝，也忘了看大道上的风景。
盼不来韩奶奶，我就失望了，又开始“哗啦，哗啦”使劲摇着手里的小柳枝。有一次，在它变出各种形状，发出不一样的声响时，我忽然看见它拱出了芽苞，芽苞好像一点点伸展出绿叶，想着它忽地就能长成大道边一棵真正的树，我心里美滋滋的。
大道上被来来往往马车牛车压出一道道深深的辙。深秋，一些落叶像没有棉衣穿的行人，佝偻着从远处匆匆而来，以为里面暖和，跳了进去，紧贴坑底。下雨了，辙里存了水，一场寒冷，落叶被冻在了水下，透明的冰，便有了琥珀的风韵。马路上没人的时候，我就弯着腰挨个看，挑几个不太喜欢的，突然用力一踩，碎掉的冰茬，发出“噼噼啪啪”小鞭炮般的响声，如美妙的音乐，听得小柳枝高兴得晃了起来。
那条大道上也有让我困窘的事。每当看到挎着筐，拿着劳动工具，棍子一样直挺挺往前杵的大肚子女人过来，我就发慌，赶紧把柳枝横在眼前，可又忍不住从缝里窥向女人的腰间。一旦看到什么，是闭眼，还是睁眼，心里就有两个小人在打架。
我为在大道，能看到、想到一些在家不曾看到、想到的新奇事物，开心地咧着嘴。
时间就这样，在柳枝缝里划了过去。
天空变成了灰色，大道上的人也几乎没有了，我才踢踢踏踏往家跑。这时，玉米面大饼子的味道已从各家溜了出来，在院子里汇集。我把柳枝往棚子的木板缝里一插，就像一只饥饿的蝴蝶，扑着自家的饭食去了。
有天晚上，爸趁着还没停电，借着昏黄的电灯光，给我们读了一段报纸。我被爸念的故事吸引了，断定书报里，有好听的故事和不知道的事。认识字多好啊，看爸爸借回来的书，就不用玩柳枝，去大道了。
夜来得那么早，家里人都不忙的时候，天就大黑，就得睡觉了。怎么办呢？就靠偶尔认日历、对联上的字，看小人书上的人，我什么时候能看书报呢？
我忽然想起韩奶奶，对，她识字。过年，曾见她出来倒脏水时，左右看看，大概是觉得没人，就拎着盆，看邻居的对联，看着看着，就像沉入到美好的希望和想象里了，眼睛笑眯眯的了。
韩奶奶看我的时候很慈爱，我一点也不觉得紧张。我悄悄打定主意，去找韩奶奶学识字。
一进韩奶奶家院门，小柳枝就占了麻雀叽喳喳的地盘——木杖子。
第一天，我把韩奶奶屋里仔细地看了一遍，到处都干净。最爱在炕席缝里蹦跳的灰尘，打了痂的污垢，都看不见。箱盖上一点灰也没有，阳光照在上面，发着亮光。靠右摆着两只青花瓷瓶，白底发黄了。一只插着一个红公鸡毛掸子，一只空着。中间的座钟，很踏实的样子。鈡门表面的饰条，从缝隙里看到的是金黄色，凸起的已经成了古铜色。我站到唯一的木凳子上，用指甲抠，想让它露出缝隙里的颜色。我以为韩奶奶会生气，回头看她，她正朝我眯眯地笑呢，告诉我，那是时间的颜色。噢，时间是有颜色的。那浸润了时间的物体，颜色就深了呀，就抠不掉了。我好像明白了。可看着韩奶奶白净的脸，打了补丁发白的衣裤，又好像糊涂了，想了好多天，也想不明白。
韩奶奶每次教我认字，都让我和她一起脱了鞋，盘腿坐在炕上。冬天冷，我俩坐炕头，炕头要是也不热，她就在灶膛烧起木柈子。不一会儿，一老一小的念字声，就在木头清香的缭绕中，开始了。
韩奶奶前面的牙没了，嘴有点瘪，念平声字时，薄嘴唇一动，一个音，就像春草发芽时带起的风，轻轻地、柔柔地飘出来了。我也想发出那样的音，可学不上来。我以为像韩奶奶那样的嘴，才能发出那么好听的音，有时盯着她的嘴，忘了念字。这时候，韩奶奶只是微笑着，碰碰我。
她教我字的读音，记住字形、字义的方法和组词。教“人”时，韩奶奶告诉我，“人”字上面加个“二”，就是两个人，两个人就头顶天，就念“天”。我问她“为什么加一”不是天？咱俩能顶起天吗？”她说，人多，力量就大，力量大就像天了，就不怕困难了。
至今，我还记得她教我组词“运动”时，嘴张了几张，什么也没说，就闭上了，眼睛无神地盯着花瓶，想了一会儿，又张开，没等发音，嘴唇就哆嗦了，仍是什么也没说。我很疑惑，就问她，“运动，是什么？”她的嘴，张开，闭上；闭上，张开，嗓子眼像被东西卡住了，发出“哈，哈”的气流声。我干着急，紧盯着她的嘴，晃着她的胳膊一遍一遍地问。直到她脸突然抽搐起来，露出像哭不是哭，比哭还让人难受的样子，让我跟着难受，也有点害怕。
韩奶奶除了教我学字，还给我梳头，编小辫，挖耳屎。挖耳屎的时候，我枕着她的腿躺着。有次天热，韩奶奶没穿袜子，脚也没压在腿底下，我终于有机会仔细地看她的脚了。除大脚趾外，其它的都委屈地贴着脚心，我用手偷偷比量了一下，和我的手一样长。
她家里很少有人回来，每天靠这么小的脚支撑，干这干那。冬天，到溜冰场一样的井台挑水，滑下来，就屈着双腿，一只手拖着扁担和水桶，一只手拄着冰，一点点地往上挪。多吓人呐，妈妈告诉我，冬天不要上井台边玩，井口冻得只有一个水桶大小，人要滑到井里，就没法救了。我懂事后，知晓她嫁给了家庭成分好的人，却也没摆脱家庭出身的牵连。
韩奶奶家的那座老钟像是什么都不知道似的，总是不紧不慢地走着。我早就觉得，钟摆不管你急不急，都像韩奶奶走路，慢条斯理的。这个走法，一定比时间慢多了。那天我把憋在心里的这个想法说了出来，韩奶奶听了笑出声。那是我看到韩奶奶最高兴的一次。
在老钟的摆动中，我认识的字一天比一天多。我偷着在爸爸的书上挑认识的字，可认识的字就像树林里的野兔，一遇到人，就找个僻静的地方藏着，半天也不出来一个。
我告诉韩奶奶了，她给我加了识字的量，还送了我一个本，和带橡皮的铅笔，让我回家练习读和写。
小学三年级，我要转学走了。韩奶奶摸了摸我的头问：“丫头，还回来吗？”
“不回来了。”说完我突然感到一种依恋的难舍。
我默默地把柳枝栽进韩奶奶家院子边的泥土里，往日和韩奶奶学认字的一幕幕，像电影一样在眼前闪过：我放学了，去她家写作业；跟在她身边问这问那，碍手碍脚；韩奶奶望着我，满眼都是慈爱的微笑。想到再也不能和韩奶奶在一起了，悄悄淌出的眼泪，无声地滴在了柳枝上。
时光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家乡，韩奶奶、大道、小柳枝，像林间深处的溪流，日日夜夜在心底“哗啦，哗啦”不倦地流淌。仿佛我们，从未别过。
溯着源头，眼前林立的高楼、宽阔的街道、奔跑的汽车、喧闹的游乐场、漂亮的公园、超市、广场、欢乐的人群，是真似幻。
安享生活的老人，可有我的韩奶奶？大道边高大的绿化树，是我摇过的小柳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