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

罗开华

秋末，家乡的气温已经微寒，高空有些惨白，只有西边山的边缘处有几段绫绸似的云在相互交织着，与西斜的太阳作伴。就在这个时间段，我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

“嘎吱”一声，我推开老屋的木质大门，大步走进院内；首先耀入眼帘的是，在土筑墙中央的木门框旁，坐着一位老人，一缕柔软的阳光照在她的身上，还有脸上；她卷曲着身子，举着呆板的双眼无神地向外张望。这不是一幅珍藏的油画，也不是一张发黄的照片，是我八十六岁的母亲在期盼。

“妈，我们回来看您了”我唤着走近她，身后站着我的妻子。

母亲转过头来，惊讶地打量着我说：“你们回来啦？”

“嗯，我们回来了。”

一丝微笑从她脸颊掠过又很快消失，只留下岁月涂抹在她脸上锅巴般的瘢痕，还有纵横交错的“沟沟壑壑”。

她双手用力撑在双膝上，欲站起来迎接我们，但失败了。我赶紧去搀扶，并抓住了她的双手，当我把她慢慢扶起来的时候，“咯噔”一声，我的心紧缩了，感觉搀扶的是一棵即将倒地的老梨树，我甚至认为他已经不是我的母亲了。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母亲一直是高大、健壮的！我抑制不住鼻子的酸楚，只好强忍着泪水，把头低了下去。在我的搀扶下，母亲慢慢朝前挪动了脚步，颤颤巍巍地牵引着我们走进老屋。这老屋建于七十年代初，很是简陋，两榀木屋架，土筑的墙，青色的瓦屋面；三间屋中，两边为卧室，中间是堂屋。在我们那，堂屋是最重要的家庭活动场所，除了接待亲朋好友外，还是日常祭祀先祖的地方。大多家庭会在房屋中央摆一张“神桌子”，桌子的中间放一香炉，旁边摆一些糖果、糕点、酒水什么的，用来祭奠先祖。我家“神桌子”上没有糖果、酒水之类，却摆满了各色鲜花（当然，也有枯萎了的），香炉里插满了烧过香后剩下的竹签；母亲说，花是她采来插上的。“神桌子”上方的墙中央贴着毛主席像，旁边挂着我父亲的遗像，他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年了。看到他遗像里微笑的表情，让我泪流满面。

妻子进堂屋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先祖敬香，然后双手合十，并在口里念道：“请先祖护佑我们全家人幸福安康、年年风调雨顺”等祈求语。母亲却在墙角翻箱倒柜，说是要找梨子给我们吃。找了好大一会，她才在一小纸箱里找到。她拿出一个似乎捂了很长时间的、皮微黄的、表面油光呈亮的大雪梨（我们家乡的老品种，称其为老雪梨）来，连连说：“找到了、找到了！”那高兴样的样子，像个顽皮的孩童。

母亲不停地用手掌擦着雪梨表面的纸屑，还用嘴噗噗地吹着，唯恐上面有尘埃。她把雪梨朝我递了过来，我说不用了，您留着吃吧。她“哼！”的一声后，接着说：“这是我特意藏着留给你们的，不然，早被别人吃了。”说完，一副很生气的样子！看到她这样，我只好伸出双手去接，当我又一次触摸到她那双冷得如冰，粗糙得像树皮，硬得像钢铁的手时，心里又一次紧缩了。它让我想起别人赞美母亲的美文：“我的母亲有苗条的身材，有纤纤的细手，还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她那粉嫩的脸蛋上，一直挂着甜美的笑容……”可是，唯有我的母亲，从我有记忆起，就满脸是斑点，手是粗糙的，特别是那双坚硬的大脚，让人怀疑她是不是女人！（母亲呀，请原谅我这样写您！）但她的腰是直的，眼睛是干净、透明的，她那双坚硬的大脚，越了村子周边所有崇山峻岭，躺过了村子周边的所有河流、沟壑；她的脚印遍布全村每一寸土地，她用那双坚硬的大脚，一直牵引着我们八个兄妹长大成人！

母亲又拿出一个梨子递给妻子，妻子没吃，把它紧紧地捧在手心里。我却抱着啃着、咀嚼着、吮吸着。这是多么熟悉，多么甜蜜的味道呀，只是我们离开家乡太久，忘得太多！

母亲一直用有些迟滞的眼神盯着我吃梨，直到我把它全部吃完，她才会意地笑了。或许，在她眼里，我还是个小孩，一直没有长大。

妻子放下梨，依着母亲坐下，并抓住她的双手问道：“妈，您还认得我吗？”

“认得嘛，你是我家讨来的媳妇！”

“那您认得他吗？”妻指着我问道。

“他呀，怎么不认得，他是我儿子嘛！”

“那它叫什么名字呢？”妻子继续问。

“他嘛-----”说完，母亲从头到脚把我看了个遍，然后说：“名字我是想不起来咯，不过，他是我儿子，是我亲生的，怎么不认得！”突然间，我们仨都停止了说话，空气似乎变得凝重起来。我仔细端详着母亲，她老人家已经完全不是我心目中的形象了。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一米六三的个头是高大的、她风风火火的做事风格是刚毅的、勇猛的。如今，她老了，萎缩了，像村头那棵歪歪斜斜的老梨树、像我儿时快要烧尽燃油时的那盏煤油灯。

过了一会，母亲好像又想起了什么，有点慌张地走进内屋，我也跟着走了进去。只见她又在桌底、床边、墙角等地方翻来翻去。我问她找什么？他说找一块腊肉，是专门为我们藏着的，等我们回来才能煮吃。但找了半天还是没找到。我说找不到就算了，腊肉吃了易上火，我们不喜欢吃！

找不到腊肉，母亲有点沮丧地回到堂屋。嘴里还在不停地唠叨：“那是一块最好的腊肉，不肥不瘦，肯定很香”。

当我听到“最好的腊肉、肯定很香”这些话语时，已经消失了几十年的场景突然出现了：那是六十年代末的冬夜，我和妹妹在火塘边烤着火，母亲则用火钳夹着邻居大婶送的那块巴掌般大的腊肉往火苗上烧，顿时，在高温的作用下，油滴在火里发出“滋滋”的声响；紧接着，腊肉的香味掺杂着浓浓的烟熏味在整个厨房弥漫开来，馋得我口水直流。

母亲把烧完的腊肉放在热水里浸泡了一会，洗净后又把它放进大茶罐（一种烧制的土罐）里，然后，摆在靠近火炭的地方慢慢煨着。随着温度的升高，茶罐里的冷水渐渐变成了热水、开水，最后化成了腊肉汤，并在茶罐里不停地翻滚，那腊肉的香味也就随着上升的热气在不停地升腾、弥漫……

我们就这样在火塘边围坐着，被火温暖着。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母亲催促我们睡觉去。就在这个时候，妹妹突然伸手对母亲说：“妈妈，我要吃肉！”

“去，滚一边去，这是煮给你爹补身子的！”母亲说完，便在妹妹的小手上拍了一下，妹妹伤心地哭着跑出了门外。

我问母亲：“那些人不是让爹休息几天、不批斗了吗？”

“他们说的话简直就是在放屁，今晚又被他们拉出去批斗了，这该死的文化大革命！”母亲愤怒地说。

“那要批斗到什么时候呀！”

“就让他们批斗吧，反正我们也习惯了，只要斗不死！”母亲边说便弯腰往茶罐里加水。透过火塘里火的亮光，我看见了母亲满脸的泪水。那是委屈的、伤心的、痛苦的眼泪！

第二天，在我们吃早饭时，发现兄妹们的碗里都分别放着切好的腊肉。母亲说，你们的爹根本没舍得吃，只是喝了两碗汤。

那是我今生吃过的最香的腊肉。几十年来，无论是从市场或是其他地方挑选的腊肉，不管怎么精心炖煮，加进多少佐料，我都始终吃不出那种味道。

有些往事，有些情景，只要一回想，就会令人断肠。我只好收回了思绪，把目光投向母亲。

我久久地凝视着她，然后说：“妈，您今年已经八十六岁了，在我们村也算是高寿老人了。”

“你说啥子？什么八十六，我今年才二十二岁！”说罢，摆出一副十分自信的样子。听她这么说，把我和妻弄得哭笑不得。难怪和她一起生活的弟弟说她已经老昏头了，逢人都这样说。我想，为什么逢人就讲她才二十二岁呢？或许，那时是她最美的青春年华。当然，我还没出生，所以，不知道母亲美成啥模样。不过，四十岁左右的她，我似乎有了些许印象，不是说她长得美不美，而是对我的严厉方面。在我们那里，六七岁除了要去上学，父母还会教你做简单的家务，比如说烧火做饭，扫地洗衣。我是八岁多才去上小学一年级的，那时，在母亲的教导下，我已经学会了做许多家务活，首先学会的是煮罗锅饭。当时，母亲会细心地教怎样舀米、淘米；煮罗锅饭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好水的用量，只有控制好了用水，才能使煮出来的饭既不干又不稀。为了做到这一点，母亲手把手地教我，他先在淘过的米里，用十指测量一下加水尺度，然后再拉过我的小食指去量，并一再叮咛要记住水到指头的位置。学煮罗锅饭还是容易的，但学煮榛子饭就有点难了，我只能勉强看到母亲的操作，自己却是一筹莫展，因为灶台太高，使不上力。看到这样的情况，母亲就会搬来草墩让我站在上面操作。这样一来，在母亲的教导下，我十岁左右就学会做饭、洗衣、喂猪等家务活。到了十二三岁，凡周末和假期，母亲就带着我外出挣工分。那时的农村，集体劳动计酬方式是工分制，工分越高，年底的分红就越高。刚开始是计时工分制，以作业组为单位，我母亲就是某组的作业组长，这个组在她的带领下，起早贪黑，总是能提前并且超额完成生产队下达的各项生产任务。后来的分配形式又改成了计件工分制，这样，作业组就在生产队里悄然消失了，形成以个人和家庭为单位的计件生产方式，这种方式，提高了劳动积极性，提高了生产效率。在生产队里便涌现出男、女“大力士”，男“大力士”是我的堂叔，他背着二百多斤重的农家肥，还能劲步如飞。女性“大力士”则是我的异姓大婶，她的成绩略逊于堂叔。我母亲不是“大力士”，但她是最快的，比如上山抓松毛（落地的松针）集肥，别人一天抓一趟，她至少两趟。最后，她的数量总能超过“大力士”。记得有个大婶曾这样问她：“我们一天跑一趟都累得够呛，你却要跑两趟，不累吗？”母亲笑着说：“你只用供养四张嘴，我要供养七张嘴呢！”（母亲生了我们兄妹共八人，大哥已在外参加了工作）。当然，她那笑是苦涩的。

说到抓松毛，又让我想起了往事。

    一个寒冷的周末，母亲把我从睡梦中唤醒，叫我跟他去小金山（一座离村很远的山）抓松毛，我推开门，发现天还没亮，便怨声说：“天还没亮呢，路都看不清，这么早去干嘛？”

“你没看见大明月亮吗？别磨了，赶紧跟我走！”母亲吼道。我只好背起背架子（用于背东西的木质架子）跟着母亲高一脚、浅一脚地朝小金山走去。不知翻过了几座山，越过了几道梁，在一个谷底，母亲终于停住了脚步。她朝四周看了看，然后走向一片很大的松树林。过了一会，听见她兴奋地高喊：“儿子，快过来，这里的松毛太多了！”等我过去时，他已经弯着腰，用四齿耙（木制的，有四个齿的耙子）“唰唰唰”地在洒满松毛的地上抓了起来。在明亮的月光下，母亲弯腰抓松毛的情景，成了我一生中看见过的最美剪影。母亲一直在地上抓，我在一旁帮忙把抓好的松毛集中在一个平整处，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抓到的松毛已经堆得比我还高，母亲说：“差不多了，不然，我俩就背不动了。”这时，月亮慢慢下沉，天也渐渐亮了。

母亲把一大一小背架子放平，又找来几根木棍，把他们分别摆放在大小不一的背架子上做支架，然后把堆成小山丘似的松毛压实成豆腐块状，便一块块放在背架子上捆好，抓松毛的工作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各自背起松毛，朝着山顶爬去。到了半山腰，我已经实在爬不动了，只好恳请母亲歇息。母亲看着我上气不接下气样子说：“你呀，还是缺乏劳动锻炼！”我没理她。如果平时，就是让我空着手也爬不了这么高的山，走不了这么长的路。大约歇了五六分钟，我们又开始爬行。

当我们爬到坡顶歇息时，红红的太阳升起来了，金灿灿的光芒把大地照的暖暖的，感觉舒服极了。于是，我振作起精神，与母亲一道大踏步地朝家的方向走去。大约走了一公里路，我的身体似乎出现了异常，感觉周身被劳累、饥饿、干渴侵蚀着，背着的松毛也越来越重了，我只好增加歇息的频率。这样一来，就和母亲拉开了距离。母亲边走边回头张望，生怕我会跟丢似的。又走了一会，我走不动了，便一屁股坐了下去。看到我吃力的样子，母亲返了回来，在我旁边放下背架子，然后把我的松毛卸了一捆放在上面，我看见她的头发和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

减轻负重后，我感觉轻松了许多，步伐也就快了起来。又走了一段路，就到了一个丫口处，母亲说：“再歇一会，接下来全是下坡路了，下完坡就到家了。”说罢，微笑从她满是汗水的脸上露了出来。

这次歇的时间有点长，等我们身上的汗水全都干了才开始下坡。刚开始，我还感觉确实轻松，但走了一段后，感觉腿发酸、发软、甚至抖个不停。母亲见状，叫我走慢点，多歇几次。她也好像特别累了，歇息时，把身体仰靠在背架子上，眼睛半闭着，似睡非睡，汗水又浸湿了衣裳。

“妈----，走吧，再耽搁，肚子会更饿了。”这次是我提醒她。接着我们继续下坡。又走了一段时间，我们终于站在了磅秤上。母亲背来的松毛净重量是一百三十六斤，我的是四十二斤。我们回家匆匆吃了点饭，母亲又背起背架子上山了，这次她没让我去。

那年我十三岁。

在母亲和村里人眼里，我是一个老实人，从来不跟人计较，所以，每逢节假日去参加村里劳动，长辈们都愿意带着我，并手把手地教我一些劳动技能。随着年龄一天天长大，我更得到村里人的信任。有两位大伯，竟然跑去队长处要求我晚上跟他们一起看守仓库，而且，队长同意每晚开给五个工分。这样一来，可把母亲高兴坏了，我既能上学又能为家里挣工分，这种美差能不让她高兴吗！于是，她逢人就夸我是他的宝贝儿子，是一只温顺的小绵羊。从那以后，母亲没过多的安排我做家务，只是让我放学回家后把晚饭做好就行了。尽管这样，但一件令她意想不到的事还是发生了。一天下午放学后，我被同学们拽去玩排球，第一次接触那玩意，感觉很奇怪，比篮球柔软，比篮球弹性好，玩起来就不想撒手。宝贵的时间在一次次击球声、同学们开心的笑声中悄无声息地溜走了，当我回过神来赶回家做晚饭时，太阳快要落山了。回到家里，我把灶火点燃，就把小半盆米放在灶台上，当我蹲下朝灶洞添柴时，家里唯一的那只红公鸡突然窜上灶台，并把盛米的盆子翻过底朝天，还把白花花的大米撒在灶台上，还有一些落到了灶旁边的泥土里。那只公鸡竟然还在灶台上悠哉悠哉地啄起米来。看到这情景，我的气不打一处来，我“呼”的一声抓住鸡脚，并把它重重地摔在地上。只见那鸡先抽搐了一下，然后蹬了蹬腿，嘴里也流出一些血来，不一会就死了。这样，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我抱起死鸡就急忙往菜园里跑，担心挨母亲打就把它丢进茅坑里，还用木棍把它戳向不易看到的地方。

处理完死鸡，我忐忑不安地把撒在灶台上的大米扫了起来，清洁后下锅里，过了一会，母亲回来了。他一进门就问我怎么才做饭，我说作业太多。但一直不敢抬头看她。母亲来到灶台前，十分惊诧地问道：“怎么撒了这么多大米？”我说是被鸡弄撒了的。于是，她先把灶台上我没有清理干净的大米一粒粒捡进碗里，又蹲下把含有泥沙的也捡了起来，放到另一个碗里，还怨声载道：“你瞧，这些怎么吃嘛，只能拿去喂鸡，太可惜了！”说完“咕咕咕”地唤着走出门外。外面立刻传来鸡群争食扑打翅膀的声音。我把米饭放进了榛子里蒸着，便不停的往灶洞添柴火，灶火也就烧得越来越旺了。这时，母亲却十分慌张地跑进来问我：“那只大红公鸡呢？”我不敢回答她。于是，她环视四周，在门后发现了几片鸡毛和血迹。她捡起鸡毛厉声问我：“是不是被你打死了？”，我点了点头，还是不敢看她。

“你把死鸡丢哪啦？”她继续紧逼。

“茅坑里。”我轻声回答。听到这里，她疯了似的跑出门外，不大一会又跑了回来朝我的脸上就是一巴掌，并骂道：“回家晚了就算了、米撒了也算了、鸡被打死还是算了，但为什么要把它丢进粪坑里，难道不能让家人煮着吃吗？你这挨刀剁头的、千刀万剐的、你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母亲的举止让我惊诧，她大字不识，为何有如此丰富的骂人词语？

我忍着脸上的疼痛，伤心着，哭着跑到院子里。他仍是不依不饶地撵出来骂我，仍是用那种乡村骂人的特殊语言。我实在忍无可忍，回敬了她一句：“你像一只母老虎！”

“你骂我什么呀？”母亲朝我怒吼道。

“全村人都说你是一只母老虎！”我大声说。

听到这里，母亲的情绪更加激动。“哇----”地哭了起来。

“别人骂我是为了养活你们我干活比别人‘霸道’，他们是想欺负我，难道你也要欺负我吗？！”说完，又撕心离肺地哭了起来：“哇----我不想活了！”

我被吓到了，赶紧朝门屋外跑去。那晚我没吃饭，在委屈中度过漫漫黑夜。

第二天醒来，我仍恨着母亲，准备吃点东西后尽快逃离。我来到厨房，看见灶台上摆着一大碗鸡蛋炒饭，心想，一定是爹为母亲炒的。就在这时，爹走了进来说：“别看了，那是你妈炒给你的，赶快吃吧。”我呆立了一会后对爹说：“我吃一半就行了，剩下的叫妈来吃。”

“你妈早就下田干活去了，以后不要老是跟他顶嘴，她太苦了！”

我用双手端起那碗还在冒着热气的鸡蛋炒饭，泪水大颗大颗地滚了下来，要知道，在那个年代，能吃饱肚子就很不容易了。

饭吃完了，可我的眼泪仍在不停地流，那是悔恨的泪水，歉疚的泪水。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伤害过母亲。

按唯心论命相的说法，我的母亲一辈子都是劳碌命。这是在村里偶遇一个算命先生说的，他还说我母亲至少能活到八十岁。当时，我母亲听了高兴极了，对算命先生说：“等活到了八十岁，我要喝了一大碗油茶才去死。”这么一说，逗得人群“哈哈”大笑。

如今她老人家已经八十六岁，虽然有喝不完的油茶，吃不完的大米白面，穿不完的绫罗绸缎，享受不尽的休闲时光，可她仍然和从前一样勤劳、朴实。几年来，她还一直坚持上山砍柴火，砍来的柴火在院子四周堆得像山一样高。虽然儿女们都劝她现在已经是电气化时代了，不再需要那么多柴火。可她就是听不进去。还说上山砍柴能出一身汗，出了汗身体才舒服。还说没有柴火就等于没有了家。再就是儿女们买给她的衣服和鞋帽她从来都舍不得穿，哪怕是生了霉、长了虫。

最令我不解的是今年她已经八十六岁了，还悄悄溜出去砍柴火。当然，山上她已经去不了啦，但他会捡一些玉米秆，烤烟杆以及杂草之类的东西回来，害得弟弟要按时把她清理。我曾多次对她说，那些是垃圾，不要往家里背，当心引起火灾。她却跟我说：“那是我砍回来的最好的柴火！”说完，脸上露出非常自信的笑容。原来，上山砍柴是她一生最喜欢的劳动，把柴火堆得像山一样高是她最终的企盼。

我又在母亲身上凝视了许久，不禁自问：她为什么能够忘记自己的实际年龄和衰老，把自己永远定格在最美的二十二岁？他为什么能把砍柴火当作一生中最快乐的劳动并且把它当作财富来积累？终于让我明白，其实，人的一生是非常简单的，关键是你如何去看待！

离别母亲的时候到了，担心她难过，妻子悄悄地先我走了出去。当我也转身准备离开时，被她叫住了：“儿子，你等等。”说完做贼似的朝四周看看，确定每其他人时，才从紧贴肚子的小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来，然后凑近我的耳朵说：“听说你做生意把钱亏完了，把这个拿去买点东西吃，千万不要饿着！”说完，把一个红布小袋塞进我的手里，然后转身进了内屋。

我慢慢打开留有母亲身体余温的红色袋子，里面露出邹邹巴巴的二百元钱来，刹那间，我的眼泪唰唰唰流了下来。

个人简介

罗开华、男，建筑工程师，六十年代生于云南永胜。八十年代任过政府职员，曾在《玉龙山》 《民族之花》 《边疆文艺》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过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九五年搁笔经商，二零一四年又开始写作和摄影。近年来，先后在《边疆文学》 《优美文字》 《春城晚报》 《作家世界》 《云南政协报》 《丽江日报》 《壹读》等各地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等。摄影作品先后在《民族文学》 《北京文学》 《城市地理》 《四川经济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

现为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永胜边屯文化研究院研究员、丽江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丽江边屯文化研究会理事、丽江《边屯文化》杂志副主编。

通讯地址：丽江市古城区束河道尚义街尚义巷118号西华苑二区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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