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硬币

康怀军

人车往来的街头，我拾到一枚硬币。

这是一枚残损的面值一角的镍币，遍体鳞伤，明显着挤轧削凿的痕迹。我看见它时，它躺在街边冰冷的水泥地上，酷似一只被压瘪了的铁皮瓶盖。一双双匆匆的脚步从它身旁走过，没有一个人在意它的存在。见它在凛冽的寒风里泛着些微的银光，我便低下头、弯下腰、蹲下身去拾了它起来。

它冰凉的脸上，蒙着黑腻的尘垢，扁削的身躯，已经不再是一枚浑圆规则的钱币了。

也许我差钱，但我还真不差这一角钱。时下有很多人不愿意使用硬币，我也同然。

我之所以拾起它来，首先顾意的是国徽。我怕更多的人踢到它踩到它，踢到或踩到了国徽。记得十年前吧，在一个小镇的火车站台上等车。候车室的门口散落着几枚硬币和一张毛票，大约是一分、二分、五分和一角的，边上正好有几个小学或中学模样的孩子，大家几番进出，即便踩上它们了，也没有一个停下来捡拾的。我喊住他们，让他们捡起地上的钱币，他们看着我，集体摇头。我实在忍不住了，说，看在国徽的份上，捡了吧！一个漂亮的女孩，愣怔了一下，终于把它们全部地捡了起来。

拾起它来，我想到了自己的童年。这一角钱，放在那个年代，是十颗鸡蛋的价钱。家里的两三只母鸡，我不知道它们孕育一颗鸡蛋需要多少食物和心血，我只知道奶奶要想攒上十颗鸡蛋，至少需要六七天甚至更长的时间。奶奶用半旧的花布口袋装了鸡蛋，挪着小脚，小心翼翼地走完近乎十里的下坡路，提到小镇上，一分钱一颗地卖给铁路工人的家属，换了硬币或毛票，去门市部购置了油盐酱醋，再挪着小脚，艰难地回到家里，一个往返，往往要用大半天或一整天的时间。

这一角钱，奶奶带我赶集时，可以给我买十次冰棍或下五到十次馆子。记忆里醋汤面一分钱一碗，面皮两分钱一碗。当然，这个是要搭配着粮票买的，我们家没有粮票，便时常要买议价的，醋汤面就变成了两分，面皮就变成了三分或是四分，时间太久，真的是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每次奶奶都有不吃的理由，要么说自己不饿，要么说肚子不舒服，要么干脆就说自己不喜欢吃。

同行的朋友和我说，放在80年代初，这一角钱可以在县城小北街的转角处买两碗馄饨。

我笑笑，感觉这全是关于吃食的记忆。

当然也有无关吃食的。比如铅笔、橡皮、作业本，比如尺子、圆规、小人书，比如红领巾和团徽。

最不愿忆起的就是拿了五分的硬币去银匠铺子，在小镇街边的小屋里，把它叮叮当当地打成两枚韭叶宽的戒指。自己带一枚，另一枚送人。

手里的硬币的确已变得面目全非了，好在国徽还没有大的损坏。

我看着它，它看着我。

不经意就想起了街头流浪的小动物，想起了班上不好好学习的问题少年，想起了窗前历经风雨的花草，想起了满大街被人随手扔掉又被人逐个捡拾回来的饮料瓶，想起了迷途知返的失足者，想起了被裁减的员工，想起了被欠薪的农民，想起了大山深处的老人，想起了那些被遗弃的不该遗弃的事物。

年号有一些残损，这似乎是一枚1995版的硬币。若真是那样，也该是23岁了。23年应该有很多故事，有很多先是遇见后来又走散了的人，也有很多先是走散了后来又遇见的人。他们没有记住它，它记住他们了么？在这漫长的23年的岁月里，我和它曾经相遇过么？

遇见了，是缘分。再一次遇见，会是归属么？

这是在远离家乡千里之外的街头，我不敢说这枚硬币和我的家乡有没有丝毫的关系。或许，还真就是哪个老乡把它从千里之外带来，或丢或扔在这街头的呢！也说不定还经过了很多个老乡的手呢。现在，我右手拇指和食指的指腹正触摸着他和他们的指纹，正感受着他和他们的体温。这枚硬币，似乎正透着家乡泥土的味道，透着家乡山水的清香。当然，我不希望是他或他们伤害了它。我的那些老乡们，一个个全都是质朴善良的山民啊。

或许，它的受伤，原本就是一场误会，一次料想不到的意外罢了，他和他们也曾为此而伤心不已哩。

放在小时候，我会蹦跳着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敬个礼，和他高兴地说再见。现在，我知道，除了我，也许，没有人会要它。

我用纸巾揩尽了尘垢，把它放在衣兜里揣回到宾馆。临走时，心心念念地装进包里，带了回来。

现在，它静静地躺在书桌上，身边，没有了来往的车辆和匆匆的脚步，没有了挤压和踩踏，没有了尘世的喧嚣，只有一本打开的王安忆的散文集和一杯冒着腾腾热气的红茶。

我，坐在书桌前凝视着它，它，也在凝视着我。窗外，风轻、云淡，阳光正好。某日，我会把它送到楼下的银行，让它，真正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