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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的发展已经百年。回望新诗产生的五四时期，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无疑构成了“传统”诗歌与“现代”诗歌的分水岭。西方的一切不断涌入，中国被动卷入“现代”之势。在这一批西学归来的知识分子里，胡适率先写了一部《尝试集》。这部诗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自此以后，与古代诗歌形式、内容迥异的新诗开始不断发展、突破、创新，并在时间的逻辑下开始了不断否定之途，似乎新涌现的诗歌总要比过去的好。正如新诗比古诗好，因为新诗站在了时代的前沿，能够表达时代内容与时代精神。但这样的“时间神话”在近年来变得不那么明显了。以“空间”为尺度的考察开始变得丰富和多样。翻开各级各类诗歌刊物、诗歌选本，阅读评论家的各种著作，我们会发现有许多论述是从文化地理角度来考察诗歌的面貌。本文也拟从文化地理角度观察湖北诗歌的地方美学和地域意识形态。
一、从文化地理角度观照湖北诗歌的意义
“如索亚( Edward W． Soja) 所述，在长期以来的批判社会理论传统中，人们关注进步、迷恋历史，空间仅被理解为空洞的容器，并没有成为理论的焦点。而作为专门研究空间的学科，现代地理学只是负责收集、整理事实材料，描述、阐释地球表面的地区/空间差异。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哲学思潮席卷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地理学受到的直接影响是，数量地理学逐渐式微，一种强调地方/区域独特性的后现代批判人文地理学开始主宰地理学研究。”[1]“索亚创作《后现代地理学》，正是试图解构和重构刻板的历史叙事，从时间的语言牢房里解脱出来，给空间阐释学( 阐释性人文地理学) 留下一定空间。”[2]
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将文化地理学的概念与研究方法从西方引入，相关的研究也随之展开。而在这之前，人们谈论文学、包括诗歌的基本观念仍习惯于使用时间维度的线性叙事。张清华教授在《大诗论》里谈到：“这一逻辑的始作俑者当然也可以归于黑格尔，他曾宣称‘世界的新与旧，新世界这个名称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美洲和澳洲都是在晚近才给我们知道的。’也就是说，‘现代’概念的产生，是因为一些‘落后’的地理文明的发现，才证明了所谓文明的‘先进’与‘落后’的性质之分；但是他所创造的体现‘历史理性’的必然论和进步论逻辑，却成了主导世界的价值观将近两百年的主要思想方式，‘新世界’和‘时代精神’这些概念正是在他那里才成为了一种新神话。”[3]
欧阳江河教授对时间神话也提出质疑。他认为：“从西方来看，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这个现代性理论到革命理论是一个派生关系，现代性理论和革命理论都是时间总体性的一种理论，然后把时间叙事变为一种权力叙事，变为一种价值的评判方式，就是新一定会战胜旧，未来一定会好于现在，那么这就构成了近代历史上我们曾经认为是波澜壮阔，新潮迭起的运动的一个常态景观，也是合理和正确的规律性的这样一种景观。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把时间总体性的观念再做一种空间性的转化的时候可能会生出更多新鲜的东西”。[4]
综合以上国内外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两个观点：第一，从时间角度来论述诗歌史有其意义和价值，但若以必然论和进步论为逻辑则不正确。并非总是将来好过现在。第二，过于强调时间维度容易让人们忽视对于文学的空间性分析或地域性分析。从文化地理角度研究诗歌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会挖掘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荣光启说：“‘湖北诗歌’、 ‘湖北诗人’不是一个概念，只是一种临时的拢括。不过放眼当下的汉语诗坛，我们确实看到在湖北这块土地上近年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又有着许多独特的品质，由是我们又不得不重新谈论 ‘湖北诗歌’，它诚然不是一个概念，甚至也不是一种说法——但这一称谓背后似乎有意味可以寻觅。”[5]
在上述理论观念的烛照下，我们来讨论“湖北诗歌”这一命题。
二、湖北诗歌地域文化特征的演变
地域通常是指一定的地域空间，是自然要素与人文因素作用形成的综合体。一般有区域性，人文性和系统性三个特征。湖北是一个文学大省，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湖北也是一个诗歌大省，诗人名家层出不穷。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者屈原就生于这一片土地。屈原的《离骚》、《九歌》、《九章》、《天问》广为人知。每年的端午节也是为了纪念这位爱国诗人。与屈原并称的宋玉，其流传作品有《九辨》、《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等，描情写景多用工笔。其描写山水的作品受《山海经》等楚地著作的影响，充满神秘气息。与王维并称的孟浩然也是湖北人，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过故人庄》、《春晓》、《宿建德江》、《夜归鹿门歌》等诗篇到现在都广为传诵。
近代以来，新诗产生，湖北仍有许多重要诗人和重要诗歌文本涌现。
五四时期，最为人熟知的湖北诗人是闻一多。闻一多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是“新月派”代表诗人，出版有诗集《死水》等。他的诗歌《故乡》以对话的方式表达了其对故乡的思念和眷恋。“我要看家乡的菱角还长几根刺，我要看那里一根藕里还有几根丝，我要看家乡还认识不认识我，我要看坟山上添了几块新碑石，我家后园里可还有开花的竹子。”湖北水脉纵多，“菱角”、“藕”等都是常见的水中植物。身为游子，阔别家乡三年，自然怀念家乡的一草一木。
十七年文学时期，湖北诗人绿原、曾卓等写下了许多在诗歌史上都很有分量的作品。新时期以来，湖北诗人“归来”。曾卓、徐迟、白桦等诗人的创作，重新接续了过去的诗歌精神。湖北诗人的 “乡土诗歌”在当代中国诗歌中独具特色，已成为湖北诗歌的一种传统。最有代表性的湖北诗人当属曾卓。曾卓，原籍湖北黄陂，生于湖北武汉，“七月派”代表诗人。出版的诗集有《门》、《悬崖边的树》、《白色花》（合集）、《老水手的歌》等。曾卓，在文革中被剥夺了公开写作的权利，历经各种磨难，但仍写下了一批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作品，如《悬崖边的树》、《有赠》等。《有赠》写得极为凄婉感人。此诗的写作背景是：曾卓经历了二十年的牢狱生活和劳改生涯，后来才被平反。曾卓身上有湖北人坚毅顽强的一面。对比文革中老舍先生“士可杀不可辱”的北京人气质，就可发现二者的不同。他的早期作品《生活》写得简单稚嫩。“生活像一只小船，航行在漫长的黑河”。武汉有著名的长江穿城而过，曾卓诗中有“船”的意象出现，可能就与他的武汉生活经历有关。在《断弦的琴》、《恋歌》、《两只小船》等诗歌中也有船的意象出现。
从屈原到曾卓，我们来梳理一下湖北诗歌地域文化特征的演变。战国时期，楚地的巫术十分盛行，人们笃信鬼神之说，所以屈原、宋玉的诗歌充溢灵气、鬼气、仙气，充满浪漫主义特征。唐代时期，山水诗人孟浩然隐居至湖北襄阳。襄阳之地山清水秀，为其诗歌注入了恬淡自然、静谧和谐的特征。近代以来，新诗产生，与古代诗歌语言、内容、形式迥异，但湖北的自然景物、风土人情等仍在闻一多、曾卓的诗中有所体现。此时的地域性表现在“乡土”主题的诗中，倾向于写实特征。
三、当下湖北诗歌的“地域意识形态”
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掀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受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等人的影响，莫言、余华、韩少功、贾平凹、苏童等小说家都开始了对本民族文化传统或文化心理的挖掘，多写自己熟悉的家乡、地域。在诗歌领域，则是江河、杨炼等人的文化探索。到了1999年，“盘峰论争”又使“民族/世界”的分野变成了“北京/地方”的分野。这里面有权力等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在此之后，我们会发现北京地区的诗人更多地在哲学、智性等层面构造诗歌的深度，而地方的诗人多在日常性、地域性等方面提取诗歌的诗意。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看湖北诗歌就可以看出湖北诗歌的“地域性意识形态”。
首先是地域意识形态的差异。目前在诗歌界，各个省份都有重量级诗人坐镇，也都有不同的诗歌群落和后起的诗歌之秀。有人会觉得，在现今的全球化时代，信息沟通与交流十分方面，诗人们吸收的艺术营养也类似，呈现的诗歌文本也类似，甚至没有地域性的差异。这个观点是很有道理的，但不同的诗人总会在某一地生活较长时间，地理位置对其诗歌的影响通过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是存在的，而且影响不小。比如云南诗人雷平阳。作为地方性诗人的代表，雷平阳的诗歌呈现出明显的地方性特征。比如《澜沧江在云南兰坪县境内的三十三条支流》、《怀念德宏州》、《我爱苍山》、《怒江》、《乌蒙山素描》等等，仅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地域性特征。而武汉诗人张执浩的诗如《<动物之心>——给顶儿》、《与父亲同眠》、《布谷说》、《苦瓜鸟之夏》、《在武昌江滩看落日》等呈现出的则是湖北的地域文化特征。雷平阳喜欢写云南境内的大山大江，布局宏观开阔；张执浩喜欢写湖北境内的一情一景，注重日常性生活。
其次是地域内部的景观。张执浩、田禾、槐树、艾先、余笑忠、沉河、李黎、剑男、黄斌、李以亮、刘洁岷、李建春、小引、林东林、川上、黄沙子、阿毛、柳宗宣、黄光辉、余秀霞、许剑、然也等诗人在武汉比较活跃，经常在403国际艺术中心等地举办诗歌活动。武汉还有一年一度的“武汉诗歌节”，邀请海内外诗人前来进行对话与交流。在钟祥，有诗人余秀华；在襄阳，有诗人陆陈蔚（非襄阳人，长期居住在此）；在潜江，有诗人郭红云……湖北诗人众多，年轻诗人也非常优秀，如黍不语、谈骁、袁磊等，在此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例举。他们多从自己出生地或长期居住的地方展开写作，例如黄斌的“蒲圻新店镇”、沉河的“潜江”，刘洁岷的“鱼薪老屋”和哨兵的“洪湖”。这里面的多数诗人是《象形》同人。《象形》是一份同人刊物。这份刊物由一群诗歌爱好者创办。2007年1月，《象形》第一辑面世，到现在一直在出版发行。这群诗人爱好诗歌并且坚持了二十多年，使湖北地区的诗歌面貌丰富葳蕤。这些诗人的诗各有其面貌特征，但写湖北的人、事、景、情时就显示出同一的美学风格。此外，在张执浩的带领下，武汉出现了“地铁诗歌”，即贴在地铁内部的诗歌。诗歌之慢与地铁之快构成了一种张力。“地铁诗歌”使忙碌于生活的人看到了生活中的诗意，成为武汉的一道独特风景。每年还有地铁诗歌朗诵会的举办，邀请全国著名诗人前来交流、对话。可以说，湖北诗人或长期生活于湖北的诗人构造了一个诗歌的“共同体”。
四、文化地理中的湖北诗歌美学
在湖北，最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当属张执浩。张执浩，60后诗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汉诗》执行主编，获第12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有湖北诗坛的“盟主”之称。在此拟对张执浩的诗歌作品进行细致分析。
有时候我们需要爬到树顶上
寻找风。有时候
我们分散在房前屋后的
柳树、槐树、皂角树和苦楝树下
抱紧树身往树上爬
有时候我们需要沿途使劲
摇晃树枝，大声呼唤着
慢慢从树梢上探出头
有时候我探出头看见
你的父亲在芝麻地里蠕动
他的母亲还在河边割猪草
有时候我看见田间里的稻草人
好像换了一件外套
我们从树上溜下来
踩着牛背或牛角
牛蝇扇动的风只有牛蝇感觉到了
有时候我们就这样爬上爬下
耗尽了汗水，目的是
等雨水来重新把我们滋润
——《到树顶上找风》
《到树顶上找风》写于2018年6月。“柳树、槐树、皂角树和苦楝树”是湖北地区常见的树木。“芝麻地”、“田间”也是湖北常见的农村作物景观。牛是湖北农村耕作地常见的家庭牲畜。很难想象，如果抽去诗里充满地域特征的树木、农作物、家畜，这首充满童趣的诗将如何完成。如果诗人身处寸草不生的沙漠地带，便体会不到“到树顶上找风”的独特经验，也看不到在“芝麻地里蠕动”，“在河边割猪草”的人，更不会有“踩着牛背或牛角”的小英雄一样的刺激好玩的经历。所以，诗歌里的乡土色彩使诗歌的面貌显得与众不同，诗歌里的地域性元素使诗人的平原地带经历也显现出来。
犁耙水响的时节
你回了一趟老家
插秧人正把一块拥挤的绿
均匀地分撒
在荡漾的泥水中
一行一行的绿
从这头看过去是苍翠
从那头看过来是葱郁
田埂上，犁尖闪亮
槐花树下缠绕着长长的牛绳
你沿着田埂走来走去
你走过那么多的路
却没有哪一条路像田埂这样
让你走着走着就感觉到
已经回家了
却怎么也找不到家门
——《春日望乡》
与上一首诗一样，这首诗歌里的种种意象也显示出了湖北地域的地域特征。诗人多年的乡村生活经诗人显微镜似的观察或者叫工笔细描，使此诗显示出了经验的密度和浓度。“在荡漾的泥水中/一行一行的绿/从这头看过去是苍翠/从那头看过来是葱郁”这几行写得很细腻。可以说，在呈现地域性方面，在呈现“插秧”这种农民的日常性方面，诗人的视觉、感觉等各种感官十分发达，写了“人人心中有”，但“人人笔下无”的东西。
我的兄弟在挖藕
我的兄弟拖泥带水
我的兄弟年过五旬，看上去不谙世事
空虚的秋天，神秘又潦草
柏油马路上走来几个黑影
背后是阴凉的公墓区
我的兄弟心无旁骛
他拉开拔河的架势，似乎
要和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同归于尽
我蹲在田埂上，看见了多年前的
那一幕：我们并肩
站在那座干涸的堰塘底部
秘密的水在几米深的地方冲洗着
那些看不见的东西
我的兄弟隐隐不安地拿起我的左臂试了试
又伸出右手将我一把推开
——《挖藕》
略去这首诗的主旨不谈，单看题目《挖藕》就充满了地域性特征。“张执浩在 《从写作的激情到生活的热情》 中指出，重新回到写作的激情意味着重新返回日常生活的现场。”[6]湖北地方水多，诗人的兄弟家可能有池塘，池塘里种有藕，所以诗人也就抓住了兄弟挖藕这一普通的日常生活并进行发散思维，生成了许多诗意。对于父亲、母亲、兄弟、老婆、女儿等亲人的书写，在张执浩诗歌里经常可以看到，这也可以看出诗人对血缘或地缘关系的重视，诗歌的伦理层面也得以凸显。
五、结语
乡村生活的静，江汉平原的静，我们从以上三首诗中都能体会到。张执浩对地域性的处理很细节化。在诗人的《宽阔》、《欢迎来到岩子河》等诗集中处处可以领略到独具一格的张氏写法。张执浩把诗歌当作一个小小的鼻烟壶一样，在内部的方寸之地进行作画。词找到了物，物也找到了合适的词。短短的诗行里，细节的绵密、跳跃非常人能及。这也可见张执浩的艺术功力之深。换作其他诗人来写，在有限的尺幅里是很难见出写作功力的，但张执浩做到了。张执浩诗歌的地域性多是微观局部的地域性。内容上充满乡土性、日常性、血缘性等特征。写法上多写实性、叙事性，平中出奇，巧中见智，在看不到诗意的地方发现了诗意。诗人的感官格外发达，其诗歌中呈现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等意象等都十分特别而丰富，可见其高度的艺术敏感度。
“惟楚有才”，意指楚地人才众多。以张执浩为代表的湖北诗人使整个湖北成了一个诗歌胜地。他们的诗歌是对无数的记忆胶片进行的艺术提炼，丰富了“湖北”这个名词的内涵，刷新了读者的感觉和想象力。他们的诗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座座诗歌的富矿。限于篇幅和作者见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期待诸位的进一步研究。
注释：
[1]王志刚:《后现代地理学想象及其理论建构：以索亚为例》[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第12-18页。
[2]李晓乐、王志刚：《后现代地理学想象与社会理论的再激进化——测度爱德华·索亚的空间批判理论》[J]，《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37-93页。
[3]张清华主编：《大诗论——中国当代诗歌批评年编·2013》[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26页。
[4]张涛：《诗歌文化地理与当代诗歌线性历史的终结——“当代诗歌的文化地理与地方美学”研讨会综述》[J]，《文艺争鸣》，2017年第9期，第135-138页。
[5]荣光启：《当代文学背景中的湖北诗歌》[J]，《新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第118-168页。
[6]梁桂莲、刘川鄂：《饱含着真实生命体验的睿智之思——张执浩诗歌艺术论》[J]，《江汉论坛》，2009年第1期，第110-1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