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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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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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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烟柳画桥繁华都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家喻户晓的俗语,尤以古都杭州为胜。杭州这座城市就这样凭借风景秀丽的天堂传奇闻名中外,就这样引跑着美不胜收的江南旅游。如果说江南是一幅迷人的水墨画,那么透过那黑白二色,我们可以悠然地领略世间万象的尽情写意。好山好水促成了良渚文化、吴越文化的产生,延伸着丝绸文化、茶文化、天堂伞文化,还有那纵有千古的迷人故事与不朽传奇。怀着静水流深般的心情,去欣赏姹紫嫣红的旖旎江南,去触摸烟柳画桥的杭州。

我所知道的凤凰,大多是一些山名,杭州也不例外。对“凤凰”一词有着深刻印象,应该是看了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白蛇传说便是以杭州为创作背景,里面的凤凰山在杭州市的东南面,主峰海拔178米,北近西湖,南接江滨,形若飞凤,因而得名。有一段剧情是凤凰山上的白兔精爱上了许世林——蛇妖白娘子的儿子。开始很讨厌这白兔精变成白娘子的样子来迷惑世林,世林可是要考取功名来救母亲的,一位有情有义、积善积德的蛇妖母亲,怎能因此而荒废?可看着看着就喜欢上这白兔精了,一个心地善良的白兔精,或许是因为它变形为白娘子的模样。当然他们的结局是在意料之中的,人妖殊途嘛。忽然想起了唐僧的那句话:“所以说做妖就像做人一样,要有仁慈的心,有了仁慈的心,就不再是妖,是人妖。”大概这是对此最好的解释。总的来说,不管是《义妖传》话本也好,影视剧《新白娘子传奇》也好,都表达了人们的向善取向和怜悯之心。结局并非重要,我只痴迷于凤凰山,它的故事里有人、有妖、有情、有义,更有一段传奇。据《西湖游览志》记载:“凤凰山,两翅轩翥,左簿湖浒,右掠江滨,形若飞凤,一郡王气,皆籍此山。”此山是杭州城历史的见证者,开皇十一年(隋文帝杨坚的年号,历时20年),在凤凰山依山筑城,“周三十六里九十步”,这就是最早的杭州城。五代十国的吴越王钱镠则在杭州凤凰山筑了“子城”,内建宫殿,作为国治,又在外围筑了“罗城”,南宋王朝迁都于此,成为地地道道的都城。不幸的是蒙元的铁骑踏裂如水的江南,杭州城岂能在战火中幸免,凤凰山的寺庙、庵堂也逃不过此劫惨遭焚毁。带我们游览凤凰山的是杭州的一位作家马老,从他那缓慢的脚步可以想象他内心的那份沉重与遗憾。秀美的景色成为可有可无的背景,古建筑遗迹和记忆中的南宋都城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沧桑和凭吊。驻足休憩,在仰望中看到了延绵不绝、形态不同的岩石,战火可以焚毁一切,但山石却在千百年间默守一切,成为亘古不变的大宋遗迹。

一米暖阳柔弱地洒向林间,马老似有安慰地说:“我国是个多种信仰并存的国家,寺庙、道观虽在一次次战乱或变故中毁灭,善男信女也会重建起他们膜拜的殿堂,这山上的寺庙依旧不少。” 行走林间,想起了常州破山寺的那般意境,唐代诗人常建为其写下了《题破山寺后禅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转山之中来到了掩映在山腰密林深处的栖云寺,这是一座简朴但极具禅意的古寺。慢步欣赏着黄墙黛瓦,听着伏虎禅师的故事。相传寺里曾经住着志逢禅师,一位修行了得的高僧。当时的江南野兽众多,猛虎为甚,志逢禅师以肉饲虎,老虎被他驯服,自觉排队,因此得名“伏虎禅师”。正欲琢磨诗句称赞禅师一番,同行的伙伴一声惊讶把思绪打断,随众俯视那碧波晶莹,宛如明珠的西湖。玉龙、金凤琢珠成湖、守湖的西湖民间传说故事令大家兴趣盎然,玉龙、金凤为保护“明珠”从天而降(有“龙飞凤舞到钱塘”诗句为证),化为玉龙(皇)山和凤凰山,成了西湖两看不相厌的好伙伴。曾是戏迷的我再次想到了白素贞,可怜的她怎么没有遇到伏虎这样的好禅师,偏偏碰上了恶毒的法海禅师呢?即便她是千年蛇妖,伏虎禅师也断然不会武断地将其压在雷峰塔下。其实,佛教徒始终秉承着一种信念,那便是感化众生,在言语间、在咒语中、在举手投足里给众生种善根,播下解脱的种子,与他们结上善缘,传播善念,建立起与人为善的和谐理念。据说,在审判日本战犯时,印度的法官居然认为所有战犯都应无罪释放,让佛祖来感化他们。此举并不一定可行,但这种出发点必然是好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也有“人之初,性本善”的说法。

结识桐君山是因为吴均的《与朱元思书》,“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桐君山就在富春江与天目溪交汇的地方。两水相交,又有一座高约60米的突兀山峰陪衬的景色固然是美得不得了。想象再丰富一点,就如青螺髻形的翠玉漂浮在富春江上,人们又唤其为“浮玉山”“水金山”。慕名而往,匆匆赶到富阳县城已是黄昏时分,远望此山,恍若仙女,这不是采薇女归来的绰约倩影吗?几个文友把酒言欢,酒过三巡,再看此山,又如雄赳赳的沙场勇士了,也不知是山动,还是心动。唯一能解释的,便是苏东坡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第二天,就欢欢喜喜上山,古木怪石、晨雾蒙蒙,我们更像是去采药的童子,自然体会到那“云深不知处,只在此山中”的缥缈。一路上都是与“桐君”有关的寺庙、阁楼、塔林,古朴的建筑似乎要表达一个什么主题,直到进了桐君祠才略知一二。一组历代名医塑像屹立于前,扁鹊、张仲景、葛洪、孙思邈、李时珍惟妙惟肖地罗列在那里,时空穿越的他们恐怕是在一起召开药王大会。人吃五谷,乃生百病,病的出现迫使人们去找寻解救之法。在食物采集时代的人类大抵能区分植物并提炼出治病的药品来,很少有人患上高血压、大肠炎等疾病,这都是至少上万年前的事儿了。印象最深的是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误食断肠草的结局总有着那么一股子悲壮。但这并没有阻止药师、郎中坚定的脚步,他们跋涉山川,接力赛跑似地将中华医学的圣火一代一代往下传。栖居于此的桐君老人约莫是中华古代医药学的始祖,这山也被尊为“药祖圣地”了。终于想起来了,是桐君阁、同人堂之类的老字号药房给了世人熟悉的印象,听说这些制药集团都来此膜拜,还在此开了不少药材门市。在友人的再三挽留下,有幸在桐君山上欣赏了富春江的夜景,星点斑斓的渔火与两岸灯光的倒映,绘出了一幅美妙的画卷。禅师也好,药师也罢,都有着清净执着的秉性,正是“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的修为。

回到杭州市区,刚好遇上G20峰会,住宿十分难找,幸好在浙江电视台附近住上了莫泰连锁酒家。推开窗户便可见浙江电视台“之”形台标,其实浙江也就是钱塘江,它还有"折江"、"之江"、"罗刹江"的美称,杭州段是为钱塘江,在富阳那段就是刚去过的富春江了。亦史书、亦传说的《山海经》就有钱塘江的记载,因为该水路过了钱塘县(现在的杭州)故得此名,有名的吴越文化就发源于这一水域。因为时间不凑巧,没能赶上钱塘潮,一个地引力与月球的完美舞蹈,每每看新闻,抑或翻阅古文,总会惊叹于这举世闻名、气势汹涌的大潮,每年的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观钱塘潮的最佳时节。大宋情歌王子柳永用《望海潮》进行了描绘:“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幸运的他以潮为伴,行吟苏杭,博得了才女歌姬的喜爱,传唱着“不愿君王召,愿闻柳郎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郎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郎面”的小曲儿。后人更用诙谐的语言进行了翻译,“什么锦衣玉食,有柳郎相依重要吗?什么黄金千两,能买来柳郎的心吗?什么皇帝不皇帝,柳郎和皇帝同时喊我,我选柳郎。什么神仙不神仙,为了见柳郎面,神仙我都可以不见。”好不疯狂的粉丝团,她们还集资厚葬了这位作词人,一位深受皇帝喜爱却因其放荡个性而未被起用的大才子。在古代政治这个大舞台上,永远也不可能让真正的文人参与其中的,犹如日月不能同辉,水火不可相容,柳永只适合在温柔的烟花柳巷,站在钱塘江边我如此妄言着。正值夜幕,一列灯光尽亮的火车从钱塘大桥飞驰而过,像一道闪电驶向那遥不可知的未来,融入夜色的六和塔传递的也只是传达“和”与“合”的美好愿望。

大运河、西溪、钱塘江连接起来,构成了丰富发达的杭城水系,乌篷船、水上巴士构成了水上公交,在缓解陆上压力的同时,也给游客带来了浪漫色彩。到了杭州,西湖是不可不去的。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艺术应当成为每一个人精神财富的经常源泉。唐与宋是中国诗词艺术的高峰时期,而其间两位为官杭州的诗人让西湖名声大噪,西湖更是诗意般地为他们保留了盛景和美名。“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妇孺皆知的《钱塘湖春行》是白居易的作品,在此为官的这位唐代大诗人悉心治理西湖,疏挖湖泥,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有着显著成果的白堤是西湖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而知州苏轼则是再度疏浚西湖,用所挖取的葑泥堆成横跨南北的长堤(后人称之为“苏堤”),堤上有六座桥,堤边种植了植柳、桃和芙蓉,使得西湖诗意横生。与此同时,他还在那里开通了茅山、盐桥两河,再疏六井,使卤不入市,极大地方便了当地百姓。颇有成就感的苏轼还写下了“水光潋滟睛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随着游客上了一艘小船,尽情享受这湖光山色之美。据导游介绍,西湖远古时是与钱塘江相通的浅海湾,以后由于泥沙淤塞,大海被隔断,在沙嘴内侧的海水成了一个潟湖。所以民间谚语说:“西湖明珠从天降,龙飞凤舞到钱塘。”西湖承受山泉活水冲洗,又经历代人工疏浚治理便有了如此佳境。潋滟水波漾起道道山光,接天莲叶托起别样荷花,怪不得文坛领袖欧阳修移情别恋写下了“菡萏香消画舸浮,使君宁复忆扬州。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似乎在深深同情那不幸的扬州,你为什么偏偏遇上了杭州?西湖十景,个个名不虚传,“苏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都是一部读不完的风景人文长卷。小船在湖中稍作停留,大致是让我们远观“湖心亭”(很多旅行社都是采用这种方式让游客了却看完了所有景点的夙愿),这着实让人看不清楚那清漪碧波之上的小岛和亭子,但令我想起了张岱的《湖心亭看雪》里的“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了了数语,就让你陶醉其中了。奔命式的前行,父亲、妹妹和儿子已经走得疲惫不堪,索性脱离旅行团队,找一长椅坐下,身当八面来风,在柔柳飘摇中享受美好。

“看,断桥!”一声惊叹把我的思绪引回到了《新白娘子传奇》,毕竟年少时的文艺补给主要还是电视节目,不比现在网络时代和手机生活中的青少年。恍惚中是那白娘子和许仙的飞奔相遇,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手难牵”的美好邂逅。生命苦短,注定会遇上儿女情长的缠绵与缱绻。杭州附近有历史文化名城绍兴,产好酒曰“女儿红”。据晋代上虞人稽含《南方草本》记载,女儿酒为旧时富家生女嫁女必备之物,即为“女儿红”,表达的是对子女幸福美满婚姻的祝福。江南一隅,才子佳人颇多,“绿衣捧砚催题卷,红袖添香伴读书”,演绎了文艺与爱情的美篇,爱情婚姻的题材也大多取自于江南一带。当然,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幸福的婚姻大抵是王子救了白雪公主,神仙姐姐爱上了贫穷小伙,后面的生活就只能以“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有了很多可爱的孩子”一笔带过,而现实生活的琐碎会抹去爱情的浪漫。经济基础不仅决定上层建筑,也严重影响着婚姻关系,大概是宋元时期开始,嫁女儿会导致家庭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因而上层女子地位的逐步下降。不美满婚姻引发出的“妒妇”“ 泼妇”主题成为后来中国史学和文学中的陈词滥调,加之薄情郎的屡屡出现,更是让爱情的伤口愈划愈深,遂成为《三言二拍》的典型素材。白蛇的故事倒还为爱情作品增添了一道亮色,最终以许仕林登科、许白成仙的“大团圆”结束。当然这是编剧、导演的有意为之,而民间传说中却是法海的横加干涉,白蛇最终被压雷峰塔。事实上,始建于公元975年的雷峰塔直到公元1924年才倒塌,更为遗憾的是公元2002年又重建此塔,好在白蛇故事到底是个美丽传说,不然大家都会不答应。或许是因为这个故事的缘故,我们没有登上雷峰塔,只是远远观望了“雷峰夕照”景象。倘若仅仅作为一种景观,这座塔还是很美丽的,有“烟光山色淡溟蒙,千尺浮图兀倚嚓,湖上画船归欲尽,孤峰犹带夕阳红”的诗句为证。鲁迅先生就雷峰塔的倒掉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我更为较欣赏学者余秋雨先生对此塔的看法,雷峰塔只是一个归结性的造型,成为一个民族精神的怆然象征。不管如何,还是希望爱情美好,最好有一个幸福的结局。

杭州,除了是个烟雨朦胧、风景如画的名城外,更是一个人文底蕴丰富的古都。江南出美女,江南更出才子,尤以宋朝为盛。不少学者认为宋朝是开启现代性曙光的时代——中国的文艺复兴。江南特有的好山好水、富集的商贾士人推动着文化的迅猛发展,宋代统治者“重文轻武”——儒学的基本理念——成为宋朝历代帝王遵循的信条,他们期待的是通过“仁义礼忠孝”来构建儒家治世理想的王朝。大宋统治者通常用金银宝物来换取和平,在他们看来,这种做法比养军队的开支少多了,同时避免了将领强大而篡位的危险,谁叫首任皇帝赵匡胤就是通过兵变获取政权的呢?在这一点上,他和后世子孙不得不防。这种顶层设计确定了当时国民的普世价值,“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淡化从军的人们热崇于对人文与商业的追逐。宋代形成的这套社会制度,成为20世纪中国西方人所说的“传统中国”的典范,因而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人文精神、最具教养、最具思想的朝代之一,甚至可能在世界上也是如此。史料记载,宋朝官员享有54天的假期,每三年可回家探亲两到四周,还可守孝三年,除此之外只能以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所推崇的读书、弹琴、填词写诗、作画和联系书法来消磨大把的时光,欧阳修醉卧醉翁亭、程朱理学传天下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当然,还有李清照与赵明诚收藏金石、吟诗作对,游山玩水惊起一滩鸥鹭,在战乱年代也忘不了携带金石书画,在颠沛流离中保护着胜过金银的文玩。宋真宗在任的第三年(公元1000年),进京赶考取得功名的士子就达1538人,在整个中国科举取士的历史上是最高的数字。就这样影响着一代代的杭州人,且看公元1911年杭州府中作文题:“一、传统风俗,无益于新式风尚,有利于社会教化,禁止不?二、父亲’顺手牵羊’,论是否举报? 三、春日宴游乐趣多多,试举最赏心悦目的西湖美景。四、杀鸡供母,而蔬菜待客,好不好?五、《易》言自强,《老子》贵柔弱,请说明二者之得失。六、《易》言保身,《孟》言守身,孔子则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如何打通其中的含义?”涉猎范围之广、思维考查之深,今人也为之大开脑洞。与此同时,宋朝更是商业和科技的发展和高峰期。宋代的学者被鼓励去研究自然,做实验,在农业、纺织和炼铁、造船、陶瓷生产、武器制造和其他许多领域内进行发明创造,虽然只有260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北宋(南宋王朝似乎更少)却创造了中国本土科学最为繁盛的时代,宋徽宗作为一国之君是失败的,但他在美术、书法、诗词、传统医药、艺术品收藏与鉴赏等方面成就却非常突出,而且是宫廷音乐、朝廷礼仪和教育的改革者, 修建的艮岳模仿了杭州的凤凰山,苏杭一带的地方官员会给给农民们分发较简短的手册,通常配有插图,以便宣传最新农业技术,如《齐民要术》《四时纂要》。商人把上述创新运用到市场,即使在最遥远的角落也有商业化的转型。只有在杭州——坐落在钱塘江边上的南宋京城,其西边以西湖为界,运河穿越城市——商人们才取代了官员成为财富和时尚生活方式的领跑者。

在文艺方面更是空前非凡,江南词人的佳作频频便是明证。随着印刷术的推进,宋代出版了《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十三经注疏》等典籍,书籍的推广激发了一大批文人诵读考举,那时科举功名出身的官员占朝廷总官员数的40%,而在广集贤才的唐朝这个比例仅有15%。当然未能中举为读书人在书香浸润下养成了吟诗作赋,寄情山水的习性,完全可以终日居此,不觉抵暮。苏轼的《望江南·超然台作》一词,“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便描绘了江南才子挥别不去的种种。园林山水在杭州一带十分普遍,中等地主陆龟蒙在城西11公里处拥有一块坡地,用来种植树木,160公里外还有一片茶园。这一风气对江浙百姓的建筑风格、人文取向、生活习性应该有着重要影响,乌镇、周庄等文化古镇无不是此体现。宋高宗在公元1138年宣布改杭州为“临安”,反映出宋朝希望有朝一日能收复华北失地的强烈愿望,“临安城郭广阔,户口繁多,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马可波罗认为“在这里有许多娱乐活动,以致于人在这里会觉得自己到了天堂”,杭州肆意地彰显着城市活力,被誉为“世界之舟”。又是苏轼这个地方官,捐出50两金子,在杭州设立了面向所有百姓的医院性质的“安乐坊”,从另一个侧面看出了当地官府的公益之心,居民的安居乐业。值得提及的是,中华帝国2129年的历史上有210位正统皇帝,其中18位宋朝皇帝统治时间占了整个中华帝国历史的约15%,从某种意义上说,宋代帝王还有着那么一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江南在承载着繁华盛景的同时,也承载着黎民百姓的苦难。走过一条小巷,遇见了一个拉二胡的老人,据说和瞎子阿炳有过一段浅浅的师徒缘分。瞎子阿炳本名华彦钧,一个道长的私生子,生下来就是世俗眼光中的悲剧,母亲用生命做出了与之最后的抗争,父亲则以师傅名义抚养成人。在身世之谜破解的悲痛中,迎来了双目失明,他用音乐来慰藉那伤痕无比的痛,向死而生演绎出《二泉映月》,倾诉那柔情与凄苦、潦倒与抗争。难道艺术的极致非得要以惨痛的经历来成全吗?贝多芬也是用失聪失明来成就了世上最美的钢琴曲。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国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不知这是总结还是预言,诗穷而后工的代价确实太大了。听着老人的音乐,对艺术家及其留下的作品更添敬畏,世上少了位当家的道长华彦钧,多了一个拉二胡的阿炳,正如南唐少了一位英明的皇帝,却多了一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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