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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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里，都是写着与父亲这个词有关的文字。窗外，又是一天的雨，雨滴拖着长声，啪——、嗒——打在了人家的防雨棚上，声音时小时大，时远时近，带着慵懒的旋律似的。忽然飘过来的一朵乌云，将桌前的光又遮住了一大半，房子里渐渐暗了下来。这时，人的思绪是舒缓的，最容易随着这漫不经心的雨打阳棚的声音，牵出很远很远。
我当老师，除了学校教育的熏陶，无疑是受了父亲的影响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农村的初中学校，每一个乡只有一个。读书的地方距家里很远，得绕过起伏的山路和迂回着的田间，再走上四五里的马路，然后又得经过五里多路的铺着石子的一条乡间泥路。待爬上一个上坡后，才能远远地望得见校门顶白壁上用红漆写着的学校名称几个大字。总的路程约有十五六里路。于是，父母决定让我读住宿。离校远的同学很多，有的甚至比我还远。学校没有宿舍，就到离校一里外的地方租用着人家空闲的土砖房将我们安顿了下来，我和同村的同学睡在一铺上，这种方式我们叫绞伙，一个人带被子一个人带床单与垫被，关系相处得很融洽。晚自习在学校的教室里自带的课桌旁，搞到九点时就一伙儿涌出了教室门，打着手电回屋睡，深夜的路上，灯光忽明忽暗的，一路上嘻嘻呵呵，挺是有趣。只是到了狂风暴雨时，夜里的风都能把伞面吹得翻了起来。抓着伞把不肯松手的小同学一不留神，被风带起，跌倒在了满是泥水的稻田里，扑腾了半天，在大伙的帮助下，他才湿淋淋地从田里好容易直起身来，无情的风卷着冰冷的雨，打在浑是湿透的脸上，泥、雨与泪在脸上交合着往下滴。
父亲隔着几周就来看我，来时总是带着些母亲准备的干鱼腊肉以及一些新鲜的桃啊李什么的。每次来都是快要吃晚饭时，看着我吃了晚饭，再在教室里陪着我说些鼓励的话再回去。晚饭过后，太阳都快下山了。当时的我，竟然没有想到，父亲十几里路到家时估计已是月黑天高的晚上了吧。端午时，我没有回家，一个人在教室里做了会作业，坐在桌边看着窗棂外，斜射进来的一束束金黄的阳光发愣时，父亲来了。他提着几个粽子，还有两条新鲜的黄瓜。粽子外包的翠绿的叶煮后变成了绿豆糕般的深的褐黄，带着微微热的粽叶的清香。吃一个粽子就咬几口脆嫩的黄瓜，一会儿粽子吃完了，黄瓜也消灭了，肚子便填饱了，只剩下满嘴混合着的粽与黄瓜的香味儿。父亲坐在我身旁，静静的，眼睛看着我，没有说一句话。吃完了，他起得身来，轻轻地摸了摸我的小脑袋，又拍了拍我的肩，说了句，每天多吃点饭，把学习搞好，过两周我再来看你。就把送东西的布袋卷好放进上衣的口袋里，扯了一下衣角，刚走几步又回过头来，对我笑了笑，就往回赶了。父亲当过兵，步子走得很快，一转眼，就走出了校门。
初中三年，最大的心愿就是考上中专。这是父亲对我的期望，本来，我对读中专与读高中都没有什么概念。是父亲经常在我耳边讲起学习时，对我说，这就是你的奋斗目标。久而久之，到了初中毕业时，读中专就成了我升学唯一的念想。母亲常说，三个姊妹都读书，一定得读出的名堂来。读出名堂，在那时的乡里，就是要跳出农门，端上国家粮饭碗。父亲说，就是每餐只喝点粥，只要你们发狠读，也要像猴子搬崽一样的把你们搬出来。自然，我得为弟妹们带一个头，发狠地读，所以初中的成绩一直很好，总是在年级的前几名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考中专成了一种风尚，一年能考上几个中专竟成了一所学校办学质量好坏的标准了。几十年以后，我偶然翻到一篇怀念当时读中师的文章，说是就我们那几年的人如果去考个大学，985都是不稀罕呢。尽管我觉得有点吹牛，但也认可了。当时学校如果一年没有考上一个中专，就叫剃光头，学校的校长走出去就会很没有面子。
考中专，首先得在四月经过一次预考。但人们都不管这次考试叫预考，而是唤着筛考。很形象，他们说，这次考试就像竹筛筛米一样，差的筛下去了，好的留在了上面。预考结束就要填中专的志愿。填志愿都是父亲拿主意。为了保险起见，省里长沙的学校自然没有考虑。本地区只有农校、供销学校、卫校与师范几类。父亲用十分肯定的口气对我说，就填师范吧，师范好。好在哪里，他又没有明说。后来，我回想起他经常说起过的话，才慢慢地明白了他的意思，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因为选师范考上的希望要大些，在他的印象里工作也要好些。他多次说起，农校难得考，家里没有当官的，找不到后门考不上，考上毕业当个乡干部，要带着下乡催上缴，搞计划生育，搞得不好半夜里脑壳都被人打破。卫校只招女的，而供销学校毕业后就在小铺子做买卖，读与不读都能做，没意思。只有读师范好，招的人一个县有好几个，当老师又受人尊敬又有寒暑假。他指着刚从田里回来还没有洗净田泥染着化肥的红褐色光脚杆，对我说，你看那些当公办老师的，穿着整整齐齐的的确良，脚上的凉皮鞋还套着丝光袜呢。他说的道理很简单，让我也对当老师很向往起来。对比之下，选择就很确定了。我在志愿栏上，没有填一个高中，也没有填其他，全填的是师范。
考试过后，成绩出来了。我在那个学校当年是年级第一，师范的分数线也出来了。我的分数超过了一大截，我很高兴。父亲却皱起了眉头发起了愁。班主任对他说，填志愿的当时没有想这么多啊，师范还要搞面试，面试不合格就会被打下来，你家这孩子，其他都好，就个子矮了些。当年的我年龄还小，没发育，初中毕业还像个小孩子。有不怀好意的人老远看着我恶作剧地喊，老矮子。看着一起玩的伙伴一个个像春笋一样的个子噌噌直往上冲，自己的心里也有点茫然。面试的那天，父亲很紧张，因为，他知道了面试还要打下来一小半。面试的地点在教育局五楼的礼堂，没有想到的是，十几年后的我到了教育局工作时，还是在那楼里办公，礼堂还在，我又在礼堂边的当时候考的小房里挑灯夜学，挤时间考了个研。密密麻麻的家长与考生挤在做候考的小房里，纷纷说笑着。只有父亲脸是不安的，他一直没有坐在房里的长椅上。只是在房子里来来回回地走动，只要等面试考场的门一打开，他便赶紧上前，一手扶着门，踮起脚尖，又将头用力地往里探，像是要打听个什么似的。门一关，他又转个身退了回来，牵着了我的手，握得紧紧的。我的手心里感觉到了父亲的手掌满是湿湿的汗。
我不知道我进去面试后，父亲在门外是如何的焦急，如何地在门外走了一个圈又一个圈。当门打开，我走了出来。父亲一把抓住我，弯下腰眼睛盯着我的脸，问，怎么样，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人家都在里面搞了很久啊。也没有等我回答，他又直起身子。站在门边的人喊，下一个。话音才刚响。父亲大喊一声，等一下。便不顾一切的快步走进了考场。考场外的人们都吃了一惊，眼睛齐刷刷地望着那虚掩着的掉着老红色木漆的大门。
没等几分钟，父亲出来了。眼睛有点红，显然还很激动，气喘得有些粗。
秋天我在师范读书上文选课下课时，教文选的老师朝我走过来，坐在我身旁笑眯眯地说，小孩很面熟啊。我红着脸叫了声老师。我知道，他当时就是我的面试老师之一。他说，当时你还没到一米五啊，个子这么矮，还没有一讲台高哟。他对我讲，他是当时面试组长，我的成绩他很满意，但看到我身高后，是准备最后叫你父亲也进来看一下他的身高。没有想到你父亲急急地就冲了进来。看你父亲有那么高才有点放心。你父亲说他又是当过兵的，家里现在三个孩都在读书，孩子是还没有到发育的时候才这个个儿。父亲当时讲得是很动情的。老师说，他动了恻隐之心，和其他老师商量后，在我的名字后面划了一个勾。
面试之后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捱。暑假里，太阳毒得狠，父亲总是不做声，闷闷地吃过早饭，戴着斗笠就出了门，一个人在田里土里挖着锄着，比平常回来得都晚。
再过十几天，放榜的日子就到了。清晨，父亲牵着我的手坐车来到市里，穿过长长的铺着石板的益阳老巷，就来到了面试的教育局。局走廊边挂着的黑板上，粉笔一划一勾地写着师范录取学生的名字。我和父亲几乎同时看到了那几个熟悉的字，父亲低下头来，我抬头看着父亲，都高兴地笑了。我记得很清楚，回家的路上，路过一个摊，父亲买了一个大西瓜，只一拳，西瓜就裂成了两半，满是红红的瓤与汁露了出来。几十年以后回忆起，觉得再也没有吃过那么甜的瓜了。
（中国社科院匡列辉记于2019年6月16日父亲节中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