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李贺。
查阅《李长吉诗歌集》时,读到杜牧为他作的序。序分为两部分,前部分是作序的来龙去脉,后部分是他对李贺生评及诗歌的总结。
前部分说了件极为有趣的事。
说的是太和五年十月的一个夜半,杜牧突然听到屋外有人拍门疾呼,他匆匆披衣,命人取火,一阵忐忑之后方知是大学士沈子明差人送来一封书信。夜半送书,通常事情急切,他急急地就着烛火拆开立读,读完后,才知不过是桩常事,一桩文人之间的风雅事。
沈子明在信里说,李贺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友谊深厚,常常朝夕相处,他去世之前将他生平所著的四编诗歌托付与我,一愰十五年有余,其间南北数迁,以为他的诗集已被遗失。今晚醉后复醒,怎么也睡不着,便翻箱倒柜整理旧年书籍,没想竟找到李贺的诗集,一瞬间百感交集,手抚着他的这些遗作,昔时与他在一起的情景一一浮现于眼前,立时泪眼朦胧,一颗心便觉得不踏实起来,想给养恤问他的家室子弟,但李贺无妻无子,遗憾他的诗志与诗风无人继承,眼下我能为他做的就是将他的诗集编理成册,你与我情厚,替我为他的诗集作个序,道明它的来由,我便觉得心上稍稍宽慰一些了。
读完,莞尔一笑,掩卷的同时,学士沈子明和杜牧的画面形象便涌至眼前。
想来这沈公沈子明是个慢热的人,他的情绪是需要窖藏的,如酒,又或者是当时不懂曲中事,读懂已是曲中人,这些年的辗转生涯与仕途经济,大抵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酵素,是为着他朴素而温暖的性情在日后的一个时刻得以泡腾,他以为的遗失其实是经年未见,突然有一天“失而复得”,怎么能不感慨万千。
沈子明终归还是性情中人,失而复得的这个夜晚,被亡友李贺的诗集搅起了万千思绪,思来想去,认为只有将他遗留的诗集之事做好才算不负亡友所托,于是急急地研墨,急急地铺纸,急急地落墨,一气呵成之后,又觉得这信无论如何都不能等到天明再发,于是又急急地差人送往他认为可以为李贺作序的杜牧手里。
细想,和王子猷雪夜访戴有的一拼,心血而来,必趋之。
沈子明的悼念来得这样晚这样深切这样真挚。
于是有了《李长吉诗歌集序》这样一篇妙不可言的迟到的序。
然后再说杜牧。
他收到这封信的时候29岁,也就是说李贺去世的时候,他14岁。
他被一阵急嚷嚷的叫门声吵醒后,披衣点烛阅信,才知是一桩陈年旧事,总因为李贺诗名响亮,意恐不能担此大任,所以辞了送信的人后,是夜未动一字,而于第二日一早忙忙赶到沈子明处说明原委并致歉。而沈子明依旧执意让他写,他懂李贺,也懂杜牧,他说,唯汝不能,你的诗文与鬼才李贺旗鼓相当。
杜牧不好再三推辞,又加之被半夜送书一事所感动,便应了此事,一落墨,便先讲述了作此序的缘由,然后很中肯地评价了李贺诗的优缺点,在后来的日子里,诗人李商隐为李贺写过传,陆龟蒙在传后又写了补记,随后评其诗集的人如过江之鲫,但历代文人认为无人能超越杜牧此序。
杜牧终未负李贺的这些呕心之作,也未负沈子明的殷殷之托,沈子明自此可以交待亡友李贺,李贺也得以安心了。
此序是一桩美谈,两个享誉诗坛的巨匠一点没有辜负后来的品评者。
于是又想起关于写序的另外一桩趣事。是郑板桥。
他曾写道:板桥诗文,最不喜求人作序,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为可耻;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讥带讪,遭其荼毒而无可如何,总不如不叙为得也。几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何以为叙。
他不愧是通达之人,寥寥数语道出作序之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