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里的姐姐

油菜开花的季节，我总会想起苦命的二姐，我那至死也没清醒的二姐呀，在闭塞的小山村里，孤寂地忍受风吹雨折，伴着油菜花开花落。

二姐是姑姑做媒嫁到她那湾子的，说是给自己谋个伴。在我上小学时，一次矿难使二姐夫永远走进了黑暗。那时，二姐才24岁，有一儿一女，女儿生下来才三个月。

追求者还是不少的，有几位未婚的也愿上门过日子。二姐沉浸于剧痛中，不愿涉及第二场婚姻，生怕再婚带给孩子另一场痛苦。

那是个靠体力过日子的年代。二姐背上驮一个手上牵一个到地里干活，顾了这个那个哭，顾了孩子顾不了农活，因而常常受人歧视。拖儿带女的寡妇，在生产队里吃多少苦，受多少白眼，忍多少闲言碎语，常人是无法理会的。二姐每毎出现幻听与愰惚状态，人老是痴痴呆呆的。父母怕二姐想不开，出什么差错，便把她接回家住。然而情形每况愈下，有一次，竟然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让人毛骨悚然。父母知道二姐精神失常了，远远近近地带她求医问方，连“三治”工地里的死尸脑骨都烧给她吃。没用，一点也没用。

有时，她去偷摘菜园里的黄瓜，砍人家的竹木，有时呆在火炉旁就钉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家人劝二姐，找二姐，陪护二姐，为二姐招惹了人赔礼道歉，差不多把仅有的一点欣慰与自尊都耗尽了。

二姐发作起来，连最亲的人也不认了。那可怕的脸色，凶凶的眼神，分明是把我们都看成了仇人，随时要把自己的愤恨发泄出来。

从此，迷乱如油菜花疯长般浸漫了田野；从此，苦难伴着我们家向下延续；从此，一家人的生活打乱了，和睦的家庭有了埋怨和叹息，父母亲常常为二姐而焦急愁闷。家里好长一段时间除了哭，就是叹息；除了沉默，就是争吵，真不知这场噩梦有没有尽头。

她怕是来索债的吧？父亲是太劳累了，带着不尽的遗憾，63岁就抛弃未能自立的我走了。

母亲是太苦了，74岁也走了。终于放下二姐这个包袱，坦然地走了，了结苦难的煎熬，走过满目凄凉的山野，走过飘满雪花的祭奠。

父母去世时，二姐也来到了葬礼上。她静静地站在一旁看，问父母去哪了。曾经，我幼稚地想，或许父母的死，会给她一次打击，让她片刻清醒过来。就像《范进中举》里的范进遇到丈人那一巴掌一样，立即哭醒过来，面对恩重如山的父母，把心里几十年苦楚全倒出来。可是，没有，她没有哭。

每年清明节前后，家乡田野山坡开满了油菜花。我踏上回家的路，顺路也看二姐，给她一些吃的东西，她都推辞不要。有一次，她竟然说“弟，你自己吃。”我强行推给她，她又提了来，赶到我的车旁，塞进未关好的车门里。她居然还认识我！弟，是呀，我是她弟！一年也难得回去一趟的弟！

看着她头上扎着手帕，脸惨白得如黄纸，风都可吹倒的样子，我的心如塞着块石头。想到外甥因成家困难，不得不外出打工，让疯了多年的老人仍挨饿受冻，我泪如滂沱。此时，在得到给予的衣食后，她却讲客气，拒绝施予，哪怕这个人是自己的弟弟。这是母亲血缘里可贵的东西呀，母亲一直就是这样，不给人添麻烦，不沾人家便利，不轻易受人恩惠，一旦受了必当厚报。我想，也许这份热血还在二姐身上流着，并没被那错乱的神经完全磨灭掉。也许，母亲还没逝去，她就活在二姐残缺的生命里。

数年前，二姐住上了新房子，还有了孙子。在我为姐感到欣慰，对姐家有了良好的期待时，老家来电话告诉我：你姐失踪一天多了。我心咯噔一下沉入脚底，这不幸又幸运的一天终于还是来了。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匆匆赶到姐家，外出打工的外甥也赶到了家，到田野、山林、河边、山沟里四处寻找。第三天才发现她俯伏在家门前田边一口临时挖的，不足三尺深的小井里。她面朝水下，手还握着镰刀，井边有一只草鞋，井沿有踩塌的土印。大家推测她做农活渴了，喝水失足跌了下去。要是平常人跌下去，站起就能自救，可她必是饥一顿饱一顿的，又无营养，加上病无所医，早已瘦成皮包骨，跌下去就无力挣扎了，就这样结束了悲苦的一生。

两三根毛竹，－场破晒簟，在公路旁搭起简陋灵棚。我听着村人对姐的苦叹，用泪水为墨，在钝痛的心里为姐写下对联：生命因苦难而非凡，人生因错乱而凄美。

葬礼极其简单，我对着新棺木，平生第一次向一个疯子跪下。姑也跪下了，姑说秋凤苦到了头终于享福去了。二姐呀，你死后才享受到那么多的哭声，那么多的跪，那么多的香火，那么多的鞭炮与鼓乐！我想，姐是真的脱离苦海，升入天堂啦，她此刻正在天堂里接受凡世对她最吝啬的、也是最后的尊敬。

每年清明节，我都会回家扫墓，路过姐的无碑坟墓时都会默哀一会儿。手拈柔弱细小的油菜花，我湿润的心灵涌起一个臆想：二姐就是这油菜花，有过她短暂的鲜艳，开放着一片美丽，顷刻便凋零了。

二姐，从我满热泪的眼里，你读懂了弟弟的倾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