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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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项目组成员名单中的“于守耕”三个字时，我吃了一惊。
我年少时有个伙伴叫“于守耕”，他就在这个城市。他已经二十三年没有回过故乡了。捞干的说：他抛弃父母、杳无音信二十三年了。这会是他吗？
说来也巧。月初回老家，我在村口还遇到了于守耕的老娘哑巴素芬。那形容枯槁的哑老太婆站在村口，花白的头发在风里凌乱着，她逆着下午刺眼的阳光正朝进村来的方向张望。我停车和她打招呼。她脸上堆起深深的皱纹笑了一下，然后径自迈开呈“O”型弯曲的双腿往回走。人们说，这哑老太婆近年总往村口去，她是去等她的儿子。可人们还说，于守耕要是能回来，除非枯枝又发了芽！
隔天，我在街上又遇到木墩，他是于守耕的爹。他看了我一眼就过去了，没有吭气。我不与这老头儿计较，他本来就不爱与人说话，从小到大这几十年，我跟他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十句。
这才过去五六天时间，难道我要遇到他们的儿子？
我来到会务组。会务组一个说话谨慎的小伙子接待了我，告诉我于守耕今天不在会上，听他话里意思，“于总”是他们院里的专业技术权威之一。我问他，于总是北方人吗？年轻人点了点头。
当前这个项目是我们新中标的东南亚一项大型工程，我们一南一北两家设计院中了不同的标段。院里派我们几个人来参加协调会，按照工期要求，不久后我们就要到项目所在国进行现场勘测。现在在紧锣密鼓地办理前期手续。
我忽然希望名单上那个人不是我认识的于守耕，他只不过是偌大国家里一个重名的人而已。这么多年过去，我不知道见到他说些什么。
第二天，协调会在酒店五楼会议室准时开始。走进会议室，我一眼看到了已落座的于守耕。是他！二十多年不见，他整体样子变化不大，只是神态看上去和木墩更像了—男人都越老越像自己的父亲。与会者站起来寒暄，我喊了他的名字走向他，他迟疑了一下，瞬间也认出了我。我俩的手握在一起，然后是拥抱。当时我俩都很激动，向周围的人介绍，我们是二十多年不见的“发小儿”。人们纷纷鼓掌表示祝贺。
“我们这对儿时伙伴这次又要并肩作战了吗？”于守耕笑着问我。
“守耕，要让你失望了，我不去东南亚，带队的副院长家里临时有事来不了，我替他过来。真想跟你并肩作战啊，兄弟！”
“没关系，现在我们不是已经并肩了么！”
众人再次祝贺我们故友重逢。
第一天会议日程很紧凑，我们只能偶尔抽空聊几句。我俩约定，明晚找个地方单独聊会儿。
躺在宾馆房间里的时候，往事桩桩件件走马灯一样在我脑子里盘旋起来。
*
素芬婶眼睛里总是流出很温和的光，那是全村最温和的目光，大概也是这个县里最温和的目光。她虽是个哑巴，但心里一点也不拙笨，家务活儿做得比常人还要细致。她做体力活儿也不让须眉，我看见过她像个男人一样挑着一大担水忽悠忽悠地走，还见过她推着一独轮车粮食去粜。
木墩人如其名，个子比他的哑巴老婆要低上几厘米，人老实得像他家门口的那截儿榆木墩子。木墩早年曾挑着补锅担子走街串巷，做些补锅箍盆的小生意。相比于他的补锅技术，他木墩一样的身材配上那副挑子的形象更让人们记忆深刻，这个画面让人不厚道地联想到那位卖炊饼的清河县名人。木墩最好的伙计是一头毛驴。麦收、秋收时，像固定好运行轨迹的木偶一样，他和他的驴车一趟一趟往返于家和农田之间，车上松松垮垮地装着多半车麦秸或玉米秸，人和驴都面无表情。天色渐暗，他又蹲在那截儿和他一样老实的木墩子上抽烟，吧嗒吧嗒地蹲到天色全黑。
于守耕出生时，兴奋的木墩眼睛里闪烁着从来没有过的光芒。他拎着一瓶头曲酒，一颠一颠地跑到村南白胡子范老先生家，求他给取个好名字。老先生家书香门第，在村里人中算是有学问的。木墩恭恭敬敬地奉上生辰八字，范老先生翻开一本发黄的书查了几页，又神态怡然地闭目思索片刻，给出了“于守耕”这个名字。这名字看似笨拙，实则寓意贤良。木墩得到了圣旨一般兴奋得满面红光，捧着那三个字颠回了家。
到闺女出生，木墩在取名上显然随意了许多。他那装满木头的脑袋瓜子里当然不能转出个芬芳的名字来，好在，他家一个伶牙俐齿的本家嫂子拎着一篮子鸡蛋来讲月子礼，嘻嘻哈哈地随口说了句“‘小芳’就不难听”，刚出世的小女孩这辈子就成了“小芳”。小芳有一双明亮的眸子，粗粗的辫子，笑起来的样子很好看，走路轻巧，小小年纪把自己捯饬得利利索索。
于守耕我们是同班同学，他比我大九个月。从小到大，他这个人没有太好的朋友，但也没和谁处得太差。我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脾性多少有点奇怪，别的还好，就是谁敢说他娘是哑巴，他的脸会立刻涨红，冲上去和对方干上一架。
村子南边那条宽阔的河是这一带百姓的母亲河。母亲河河堤的两侧都满满地是我们这些人的童年，现在走在那里我还能听到当年我们留下的欢笑声。一个炎热的午后，我和于守耕合伙偷过河滩上一块瓜地里的沙瓤西瓜，结果眼神不好的看瓜人叫喊着冲出来，沿着河堤跟头趔趄地撵了我们二里多地。
夏天的黄昏前，我们在河滩沙地和泥地结合的地方挖甘草根，放在嘴里嚼，甜丝丝的。那次于守耕手里攥着一粗绺甘草根，他大度地抽出一半分给我，笑着说：“咱们是兄弟！”这件几乎是点水之恩的往事，我清晰地记忆了三十年，想起来总觉得亏欠他什么。
我不会游泳，守耕会。他认真地向我承诺，等明年河里来水了，教我“狗刨”。他只会这种泳姿，游的时候会溅起老高的水花，发出很大的“扑通”声，但我依然很期待，盼着第二年早早来水。可是，从那年开始，河里彻底干涸了，很多年没有来过水，直到他离开家乡那年。我至今没有学会游泳。
于守耕很会长，他的相貌是挑着父母的优点继承的。他皮肤白皙，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个头儿也随了他娘，高挑挑走在村里街道上，颇有几分公子无双的感觉。还有妹妹小芳，出落得也是明眸皓齿。村里人们嫉妒地说，老于家两口子不成器，养出一双儿女倒挺出息！
不久后到来的高考证实了于守耕确实是个出息的人。高中阶段，我们这些寒门学子学习都很刻苦，尤其到了高三那年，晚自习结束学校熄了灯，我们点着蜡烛继续学到午夜以后，蜡烛时不时把我们的头发“呲溜”烧掉一小簇。老天爷没有辜负勤奋的少年，放榜的日子，我们几个都过了录取线。同一年出息几个大学生，也算是创造了村史。于守耕尤为出色，他成为了那一年的“县状元”，录取的大学也最出名。村里人羡慕嫉妒恨，包括我也是。看着于守耕以“打马御街前”的姿态走过村里的十字街，我忿忿不平：这小子平时成绩不比我强！
木墩眼睛里再次烁烁放光。素芬婶笑得非常灿烂。小芳像个欢快的百灵鸟一样在她家院子里飞过来飞过去，她“咯咯”的笑声越过墙头飘进四邻八舍的院子。
后来我自己都奇怪，我记住的他们家人放榜后的动态比我们家人的还要清晰。
当然，我们几个当事人才是最心花怒放的。我们都是吃“商品粮”的人了！
寒假归来的时候，我们差不多都“男大十八变”了，比如每个人拥有了一套廉价的西装，比如我们的发型开始向那些卡片上的港台明星靠拢。一个学期的大学生活迅速地把我们由里及外地向城里人进行了改造。
这是我们十年寒窗且金榜题名之后的第一个春节，心里说不出地轻松畅快。这个年的快乐简直可以和小时候过的年相比，但又高出了不止一个档次。正月里，我们几个都换上自己的西装，迎着勉强算得上春风的冰凉小风，结伴走在春寒料峭的街上，接受村民们羡慕的目光。这样的经历让我后来读到韦庄名句“当时年少春衫薄”时特别有感觉。
我们和这个年龄段的所有农村男青年一样，迅速学会了喝酒。喝酒、抽烟在当时是一个男子汉成熟的标志。我们喝那种高度数的劣质白酒，切上几盘猪肝、猪肚、猪肺等熟猪下水，端过来一盘炒花生，这是过年下酒菜的经典组合。末了，一人再来一碗炖粉条，碗里有丸子、豆腐、粉条、肥肉片儿，吃得沟满壕平，特别过瘾。喝多的人跑到猪圈那里“哇哇”地吐个翻江倒海，猪在下边一拱一拱地接食，有一次我看到猪也摇摇晃晃地醉了。这是农村后生们最快乐的春节，肆意，令人怀念。
那天，忘了是谁刺激了一下于守耕，然后我们拎着几瓶子酒一窝蜂去了他家，吃的基本是上边说到的那些，酒喝得昏天黑地。几瓶大曲很快空了，我瞅着他家的房梁在我头顶上一直在转，他家的地在我的脚下也转。但我仍记得穿着花棉袄的小芳一碗一碗给我们端上来热腾腾的粉条菜，明亮的眸子在大碗热腾腾的蒸汽后面顾盼流彩。那天，我很大程度上是冲着小芳去的，我想看看小芳穿上过年新衣裳的样子，而且我觉得同行者中有和我同样想法的。我还朦胧记得于守耕“春衫薄”的样子挺帅，我多少有点嫉妒，好在，他是小芳的哥。正当我们喝得天旋地转的时候，二民忽然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哑婶去哪了，怎么没见？”于守耕的脸色瞬间变了，眼睛里喷出的怒火几乎要点燃二民。我们几个也脸红通通地盯着该死的二民，他不该当着人家的面喊“哑婶”。谁都知道，于守耕最忌讳的就是个“哑”字。事态并没有继续激化，但兴高采烈的场子不欢而散。
小芳红着眼睛说，他哥安排了他娘在东屋里炖粉条菜，大家散场之前不要出来。
可爱的小芳学习没有哥哥好。她勉强读完高中，没能上大学，不到一年竟匆匆嫁到了东边一个村子。听说小芳出嫁，我心里着实酸溜溜了好一阵。高中她低我和她哥两级，我们交集不多，但是偶然在学校或者村子里相遇，她眼里温和的目光让我觉得温暖，而且那目光里也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热切，我能读出来。多年以后，我仍记得衣着朴素的小芳站在巷口笑靥如花的样子。
我和于守耕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大学毕业前夕。四年时光过得好快，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这最美的年华，转眼即将毕业离校。同一个城市读书的我们最后一次组织校园聚会，大家相约一起告别我们的学生时代。
于守耕是揽着女朋友的肩膀走进的我们约定的小餐馆。他俩边走边含情脉脉地互相看着，幸福瞬间漾满了不大的餐馆。那个女生白皙而娇小，典型的江南女子，说话声音婉转好听，每说一句都满眼是于守耕地望望他，让人羡慕和嫉妒。吃饭间，于守耕情绪高涨，他愉快地宣布，女朋友所在城市恰好有对口的接收名额，他要和女朋友一起去南方了。我有些惊讶，努力想着恭喜的话。二民那天一定是故意的，他不紧不慢地说出了一些话，言语中反复说到我们村，还一口一个“哑婶”“木墩叔”，我看见于守耕的面部忽然变得狰狞，呼吸急促。他的女朋友看看我们，看看于守耕，表情紧张。于守耕站了起来，扫了桌上的几个人一眼，拉起女朋友走了出去。
我不知道那天二民为什么反复说那些话，后来二民面带心虚地解释过，他那是酒量不行。切！他当着于守耕女朋友刺激了人家，他也连累了在场的我，因为之后我和二民同样没有了于守耕的消息。
我们都知道，于守耕一直痛恨自家的“不堪”。 他有一次咬牙切齿地说，自己要是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该多好。他好像越来越无法忍受自己有个哑巴娘，有个长得像木墩、名字叫木墩、憨厚得像个木墩的爹，还有他无法改变的农民出身。他还无意中说，他喜欢在陌生人中的感觉，谁也不知道谁的底细。
其实不光是他，那时我也怨恨自己的农民出身。脚下这片黑土地很肥沃，但它也让我们浑身散发着土腥味。这片土地长出的粮食与五花八门的商品比起来很廉价，我们农家子女和别人比起来也很卑微。县城里最没有出息的瘪三也能仗着一个“吃商品粮”的身份，带着一副吃了大亏的表情娶走村子里最漂亮的姑娘。这让我们愤愤不平。
于守耕独自回了村子。那年是华北地区几十年来最涝的一年，村南的母亲河河道里许多年来第一次涨满了水，宽阔荡漾的河面让它再现了大河的风采，而雨还在连绵不断地下。气温很低，大夏天里人们很多天穿着长袖的衣裤。村西那条全村人出入的路当时是土路，被来往的拖拉机和畜力车轧得千沟万壑，洼处还积着泥水，极难出入。在一个雷雨暂停的下午，素芬婶站在村口，目送儿子踩着泥泞的路一步一跐溜、头也没回地离开，他的背影消失在这条路的尽头。
于守耕再没有回来，就像他死了一样。
于守耕走了几年之后，人们发现于木墩又成了村里最窝囊的那个人。窝囊的人会受到别人欺负，这是丛林法则流传到人群中间的一个表现方式。
“罗销魂”是本村第一游手好闲的家伙。这厮二十多岁时看电视剧学句台词“夜夜销魂”，非常神往，闭着眼摇头晃脑反复念叨：“夜夜销魂！”他的这个“销魂时刻”传扬出去，不知遇到了哪位散落在民间的天才，即兴赋予了他“罗销魂”这个江湖风的名号。这个名字太过脍炙人口，没过几年，他的本名竟不翼而飞被人遗忘。罗销魂是村里吹牛最厉害的，他能把死牛吹活，吹到高潮之处，一双眼睛瞪得溜圆，唾沫星子横飞，两米以内不敢站人。他那副摇头晃脑的模样让人联想到抗战剧里的汉奸。
那天，罗销魂在十字街口那儿正唾沫星子四溅，几个闲汉抻着脖子在两米外支棱着耳朵，张开嘴做出随时哄笑的预备表情。于木墩老汉恰巧在这个不恰当的时间点路过，这个平时不笑的木头人不知为什么极罕见地抬头“嘿嘿”笑了几声。罗销魂刚好卡壳了。罗销魂顿时恼了，榆木墩这样的憨货居然也敢笑话他，骂骂咧咧了几句之后，他忽然飞起一腿踹了过去。见的人说，那一脚蹬在木墩的心口，木墩被蹬得一出溜坐在地上，脸上瞬间没了血色，半晌没动地儿。缓了五六分钟，木墩从地上缓缓地爬了起来，脸色也略微正常了些。这亏得那几年他身体还算硬朗。罗销魂瞪着眼睛看了一会儿，见木墩起来，转过身扬长而去。看热闹的都没敢拦。消息传开后，人们说起这事都会摇头叹息一通，唯有家住十字街口的大个儿明礼怒发冲冠，他迈着大步从一个酒桌上把罗销魂耳朵拎住，拎过好几道街，一直拎到了木墩家门口，一桌罗销魂的酒友跟了几步，愣是没人敢吭气。当着半街筒子人，明礼大骂：“罗销魂儿，你小子欺负别人我不管，你欺负木墩不行！他老实巴交，怎么招惹你了。看你小子这能耐，也就敢欺负家里没人的。”此时的罗销魂大概脑袋瓜子嗡嗡地问自己“我是谁？我在哪？”他脸上冒着汗，不住地点头，一个劲讪讪地往脸上堆笑：“明礼哥，都是误会，误会，我给木墩赔礼去！”罗销魂捂着耳朵颠颠地跑进小卖部，提了几斤鸡蛋到木墩家去赔礼，半个硬字没敢说。从那以后，他再没有招惹于木墩。
明礼和木墩没多少交情，但这个人颇有几分豪侠气概，人们说，如果生在北宋末年，他能上梁山做好汉。
如果于守耕是一个留在村里的农家孩子，或者经常回家，这样的事轮不到明礼出面，他应当拎了铁锨去把罗销魂拍在柴垛旁。或者说，罗销魂那一脚根本不敢踹出去。
“罗销魂事件”之后，木墩还是常常坐在门口的木墩子上“吧嗒吧嗒”地抽他的劣质卷烟—用烟叶自己卷的那种，几十年没有变化。他的榆木脑袋里在琢磨什么没人知道。他好像不能看村邻们的孩子回家过年。年前的时候，别人家的孩子陆续从外地开车、骑摩托回家经过他家门前，有人见他眼里闪着泪花起身回院子。
木墩再一次被人们看到流泪是因为他家养的一条狗。哑婶养的黄狗下了三条小狗，小狗稍长大就陆续送了出去。送到最后一条，送出去的第二天，小狗居然自己跑了回来，从木门下的窟窿挤了进来，绕着大狗的身边欢快地又跳又叫。那天的木墩老泪纵横。他不是个拧巴的人，但是这条小狗说什么也不往外送了，他把它抱到屋里，用自己的碗喂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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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我们约在了本城的一家驰名饭店。我和于守耕再次握手，兄弟式拥抱，拉着手坐在了餐桌旁。于守耕满眼都是快乐和热情，让我动容。他迅速地点了几样本地的驰名菜品，说一定要他请。他带来了一瓶茅台酒。这瓶酒无声，但已经替他说出了很多话。
美酒佳肴陪着我俩聊了这些年的经历，很多感慨涌上心头。
酒半酣时，我心中一动，信口对他说：“没事儿回老家转转吧。家乡变化挺大的！”
于守耕的眼睛红了，半晌无语后，他问：“我父母身体还好吗？”
两天来，我俩之间第一次提到他的父母。
我把前几天在村子里看到的老俩状况向他描述了一番，然后说：“他们很好。你娘有七十多岁吧，你爹还要大几岁？”
他脸上先是露出了欣慰的神情，随即又转换成那种极力控制情绪的模样。我说到素芬婶经常跑到村西口那儿等他回家时，他终于克制不住，把头垂在桌布上哭出了声。我赶紧劝解。
半晌，他抬起头，眼睛红红地说：“你知道，现在咱们这个项目工期很紧张，过几天就要去现场勘测，估计要在国外待两个多月吧。回国后，应该能赶上回老家过春节。”
“好啊，好啊，欢迎回家过节！”我说。
其实我很惊讶，这么顺利地从他嘴里听到了确切的回乡计划。这可是结了二十三年的冰，咋这么一下子就化开了？
他用纸巾擦擦眼睛，继续招呼我吃菜，举杯邀我喝酒，可他几次吃着吃着停下来，盯着眼前的餐具发呆。
为了缓和气氛，我把话题移到了其他人身上。我说，老臭那家伙都当爷爷好几年了，和我们同年的他19岁就结婚了，然后，他的儿子又是19岁结婚。于守耕终于开心地笑了。接着，我俩穿过时光隧道，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复盘着那些随风而逝的往事和故人。他问，村子变了很多吗？那些村里的老人—他说了几个人名，问是不是都还在。我把所知道的做了回答。他几次感慨，那些逝去的人不会再回到村子里了。
携手走出饭店时，我们两个中年男人的友谊已经回到了那一把甘草根的年代。我建议步行赏一赏这座城市的夜景。夜已过了10点钟，万家灯火的林立高楼，车如流水的街道，潮水一样涌动的享受夜生活的人流，都让我感受到了这个南方城市的繁华。腹内半斤中国最有名气的白酒让我兴致高昂，竟有吟哦几句的冲动。于守耕脸上则绽放着年轻人一样的风采。他说了句，你知道吗，这是我到这个城市以来最放松的一个夜晚。
会议结束那天晚上，我和于守耕话别。
第二天，他带着老婆送我们一行人到机场。她的老婆看上去比当年没有老多少。她也记得我。趁别人不注意，她把我拽到一旁，担忧地说：
“说实话，守耕近几年很煎熬，说过几次想回去看看，我和孩子也支持，但他明显有些顾虑。我不知道，是不是看到你的那天他下了决心。你说，家里人们的态度……”
“这么说吧，你家老婆婆天天在村口等你们！”我说。
我帮于守耕捎回了一些礼物，他专门托运了一个大件行李。中秋节前一天我开车回去，把东西送到他们家。小芳和素芬婶正在门口闲坐。一条黄狗从门后蹿出来汪汪吠着“欢迎”我。我知道这货就是那条有故事的狗子，它或许是想提醒我，写这一家子的时候不要忘记它。它在小芳呵斥声中耷拉下眼皮，无趣地摇着尾巴退去。
我把东西卸下来，往他们家屋里搬。于守耕走后这么多年，我第一次走进了这个院子。那娘儿俩都过来搭手。我瞥见了素芬婶那双粗糙的手，像鸡爪子一样枯干。她笑容还是那样深，嘴里露出掉得不剩几颗的牙，牙后面像是一个很深很黑的洞穴。搬了东西，她躲在一边偷偷抹眼泪，我假装没有看到。
木墩叔坐在院子里，在一块铺开的化肥袋子缝成的苫布上用棒槌砸着干透的绿豆秸。这个木讷的人，我印象中看到他的多数时候是在与木墩、棒槌、扁担这一类的木质器具为伴，我判断他的命是“五行”中的“木命”。难得他停下了手，带着笑容看我。
小芳请我进屋坐会儿，我说坐院里老槐树下就挺好。这老槐枝叶婆娑，但其间有几根粗粗的枝已枯干，整棵老树看上去像一个垂暮的老人重新焕发了青春。他们家还是原来的五间院，房子和院内布局与于守耕在家时候没有太大的改变，我能看出来的最大变化是南墙的驴棚里没有驴了，斜着靠满了各式农具。几只老母鸡咯咯叫着来回踱步。一只花猫儿安详地卧在我脚边一把平放的笤帚上，胡须上抖动着秋天的阳光。
小芳递给我一杯水，坐在了我对面的板凳上。她的目光还是那样暖暖柔柔的。她不经意间摆动那头依然粗黑的头发，让我想起了那个遥远的小姑娘甩动头发的样子。聊了会儿近况，话题不知不觉跑到那些陈年旧事上，于是我说起了前面提到的一群人在她家喝酒那次。小芳楞了一下，眼睛里亮闪闪的，显然在愉快地回忆。她笑了，嘴里却说：“是吗？我都忘了。”
我记得村里传说，早些年小芳给她哥打通过电话，但没说几句于守耕就挂了。随即，那个电话号码成了空号。后来，小芳想过找到她哥单位去闹，让全单位人知道他不赡养父母；也想过到法院告这个不孝子，人管不了的事儿，让法律管。木墩蹲在一边，只抽烟不说话。哑巴老婆儿只能理解个大概，但知道对她儿子不好，“呜呜”地急得不行。
我仰头观察老槐树，繁茂的枝叶簇裹着那几条枯枝，心里盘算：“这算不算村里人说的枯枝发芽？”
于守耕嘱咐我不要在村里说他过年回家的事情，我明白他的心思，连自己的父母都没有说，然而这个消息还是迅速传遍了村庄。素芬婶整天张开嘴呵呵地傻笑，每次都露出不剩几颗的牙和牙后面黑黑的洞。她不再天天去村口张望。木墩叔忽然扬眉吐气起来，他眼睛里又放射出于守耕出生和考上大学时的光芒。矮墩墩的老头子迈开雄健的脚步在街上走，他用他那全村乃至全县最笨拙的嘴对人说：“俺家守耕，出国二十多年，今年，要回来过年了。”
我和于守耕用微信保持联络。我知道他在那边工作艰苦。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能感受到他日渐迫切的心情。
寒流像往年一样如期来到这片广袤的平原，华北的秋天距离冬天只有一场雨夹雪的距离。几天后又是一场大雪，整个乡村成了白雪皑皑的世界。这是我们小时候冬天的样子。
我忽然收到一个震惊的消息：木墩叔在进入腊月的第一天故去了，人是一下子就没的，心脑血管一类的病症，大概是天气骤冷诱发的。中秋节时他看上去还算结实，怎么说走就走了！他是不是带着一个天底下父亲最大的遗憾离开人世的呢？二十三年都等了，现在离过年不到一个月，他怎就不肯等了！
我回到了村里。那天天空是阴沉的，朔风阵阵，沉重的云裹住了光秃秃的树枝，零星的雪花翻卷着落向村庄。哑巴老婆儿不知何时站在了村口，她像一盏风中摇晃的烛，浑浊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村外驶来的每辆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