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么想的，也就这么写了出来

文/孔庆贵

我没有写过一篇关于爷爷的文章，好像只在几篇散文中提到过几句，大多是听父亲说的。父亲说起爷爷来显得很自豪，语调长且肯定。

十六岁之前我没回过老家。老家离我的出生地太遥远了。父亲十六岁那年，为了糊口不饿肚子才跑去东北的，也叫作“闯关东”。等我长大一点时才知道，“闯关东”中的“关”，是指山海关。因东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而得名。由于山东人口稠密，又赶上那几年遇上闹饥荒没有吃的，逃荒的人便成群结队地爬上了拉煤的绿皮火车闯过山海关，去了东北。

我模糊记得，爷爷每隔上几年就来东北一次，每次都是住上一年半载，在我家和二大伯家，一月一轮换。当年闯关东时，父亲是跟着二大伯来到的东北，落在了同一个林区，同一个木材加工厂；后来各自成了家，又同住在了一排小区，仅和二大伯隔了三家。这一排十几户除了两家朝鲜族外，其它邻居都是我们山东人、父老乡亲！

爷爷要是在过年时轮到我家，我和弟弟妹妹就没得白面馍吃了。那年月平日里是吃不到白面馍馍的，我和弟弟妹妹就盼着春节时能吃上几顿，饱饱口福。可是自从爷爷来了以后，我家的白面馍基本上都让他老人家给享用了。爷爷在我的记忆力里是个很自私的人，从不会把白面馍馍让给我们一口，好像那就是该他自己吃的，一口一口掰着送到嘴边，细细地嚼慢慢地咽，还不时拿起筷子夹着盘子里我母亲给他单独做的可口的菜，滋润得很。我和弟弟妹妹眼巴巴望着爷爷，可爷爷却把我们仨人当成了空气，视而不见。

饭后父亲又拉着长调语气肯定地对我说：“你爷爷呀，那可是个大文化人，很讲究儒家那一套，做人要懂礼数，晚辈必须孝顺长辈……”等一大堆道理。父亲虽然没上过一天学，可他讲起道理来还是有一套的，应该是从小受我爷爷的思想熏陶自悟出来的吧？所以，他就特别崇拜我爷爷。

记得有一年爷爷来我家时把我父亲的一个堂兄带过来了。我得叫他堂大伯。可每次我喊他时，总是省去“堂”字，直接喊他大伯，让他很开心。听父亲讲，我的亲大伯在我父亲来东北的前一年死在了逃荒的路上，是吓的疯疯癫癫的我的堂哥跑回来说的；后来又听说，大伯死后，大大娘为了讨口饭吃，在半路就改嫁了，一辈子再也没有回过“孔那里”村。

堂大伯是个木匠，爷爷带他来是给我家打家具的。爷爷觉得东北的木材多，打上几件家具放在家里多实用、多好呀，就把大伯给带来了。我不知道，爷爷是否和我父亲商量过此事？但能入我爷爷的法眼，我的堂大伯的木匠活应该在村庄上口碑不错。一个月下来，家里的原材先是被大伯锯成了一块块木料，长短厚薄、形状不一；然后，大伯再用刨子推平、用凿子凿出凹凸部位，最后利用卯榫加固，涂上油漆，像变戏法似的，一件件崭新的家具立马鲜活了起来，屋里的布局也立时提升了一个档次。爷爷这次为我家做了一件好事。没过几年，这些衣柜、箱子、写字台等随着我家搬回山东老家时全都带了回来，依旧很瓷实耐用。

堂大伯和我父亲，就像我和二大伯家的我的两个哥哥一样，是没出“五服”的亲戚，显得特别近乎。其实，在普通百姓的心中，对于“五服”以内和以外的亲戚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远近自知。堂大伯个子不高，慈眉善目，一开口就笑，是那种特别招人喜爱的人。他总是喜欢叫我“小贵子、小贵子……”叫得特别亲切。我知道他一叫我，就有好吃的要给我，不是糖块、就是糕点“果子棍”等小零食，我就会像小鸟似的飞奔过去，啄食我的最爱。以至于几年后我们全家搬回山东老家，再见大伯提及此事时，我仍心存感激。

穷没有让爷爷邋遢。他总是穿戴整齐，步履稳重，还会习惯性地用手拂一下并不脏的衣服；偶尔也会抬起左脚，把烟斗上烟嘴里的烟灰在鞋底上轻轻磕几下，回过头来再吹上几口，确定烟嘴里干净了，便随手把烟斗和连着盛烟的布袋子搭在肩上，烟斗挂在前胸、烟袋子耷拉在后胸，动作一气呵成，很是娴熟。

后来，因为奶奶的身体不是很好，我们全家就在我表大爷的周旋下从东北迁回了山东老家，被安排在一家啤酒厂落下了脚，此时，距离父亲离开山东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

第一次回爷爷奶奶家过年的情形让我终生难忘：那是临近阴历年根，父亲带着我们全家风尘仆仆去了乡下老家。到了家里，奶奶高兴的不得了，笑的合不拢嘴。奶奶因为生病多年卧床不起，我和弟弟妹妹便趴在奶奶的床前，让她一个一个捧着我们的脸颊观瞧，尽量使她那浑浊的眼神看清我们的长相。我不知道奶奶在不太明亮的屋子里是否寻到了与她相似的脸庞，哪怕是一个相似的眼神；但直到现在，我却怎么也回忆不起来奶奶的长相了。爷爷对我们的到来没有显得特别激动，而是稳稳地坐在堂屋的椅子上，翘着二郎腿，悠闲的吸着他那根不是很长的烟袋锅子，脸上就像无风的湖面，很是平静。听父亲多次讲过，爷爷是个大文化人，教过私塾，还代表我们“孔那里”村的老少爷们到过曲阜、参加了孔祥熙当年的盛大婚典，是个见过世面的人。我不知道爷爷是傲慢自负还是不近人情？反正我对爷爷没有太多的好感。这种感觉最早产生于东北，产生于爷爷来我家几次从没给我和弟弟妹妹买过一个糖疙瘩，尤其是他吃白馍馍时的无视的表情，让我一直记在心里。

第二年春节的前几日，我的奶奶走了。奶奶在我的生命里仅仅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奶奶在病痛折磨多年里还顽强地活着的模样；一次是奶奶无奈地放弃了生命延续的悲痛的场面。现在一想起奶奶来，我仿佛还能感受到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她的双手传出的温度，在我的脸颊上，永远那么温暖。听父亲讲，奶奶年轻时又能出力又能操心，地里的活、家里的琐事，奶奶几乎都自己包揽了。由于奶奶在年轻时出大力出过了，以至于不到六十岁就直不起腰来，只能卧在床头，一躺就是十多年。奶奶平日里的生活，吃喝拉撒，多亏了四叔四婶的细心照顾，不厌其烦，才让奶奶活了这么久。

其实，爷爷也有他的优点，就是从来不对我们发急，即使他喝点酒也是文质彬彬的，不大声讲话。这一点和我的姥爷有着天壤之别。姥爷没有文化，平日里嗓门就大，显得底气实足，要是再喝上几盅小酒，声音能提高八度，像是在吵架，喧嚣不止。

姥爷带着全家人闯关东比我大伯和我父亲来的早两年。因为同在一个林区，父亲和母亲便在老乡的撮合下结为伉俪，有了我和弟弟妹妹。母亲在家排行二份，上有一个大姐，下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最小的老姨是在东北出生的，比我大一岁，没少受了我的气。

我曾在散文《随便说说》里这样写道：“小时候经常住姥姥家。在姥姥家住的日子里很有优越感，最好吃的、最好玩的都属于我所有。就连我看中我家小姨（比我大一岁）手里拿着的东西，她都得让给我，不管她情不情愿，否则我姥爷就会打她，会把她撵出去老远，最后还得把我想要的东西给我。不是我霸道，是姥爷姥姥太偏向我、太疼爱我了。 ”我一点也不夸张。

姥爷为了维持这一大家子的温饱、日常开销，一到东北便选择了工资高但危险性大的伐木工作，出了一辈子的苦力。我家也没少得到姥爷家的照顾，吃的、穿的、用的等都尽量给我们送，缓解我家的拮据生活，让我记忆犹新。

因为小时候跟随姥爷、姥娘的时间较长，我对二老有着特别的情感。以致于随父母搬回山东老家，有相当一段时间对姥爷姥娘的思念仍然是魂牵梦绕。离开东北四十多年了，有时走在大街上偶尔看见慢悠悠、颤巍巍行走的老人的背影，就会勾起我对姥爷姥娘的思念；那些过去和姥爷姥娘在一起生活的温暖画面，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 姥爷姥娘给予了我太多太多的疼爱与关照；可现实中相隔的距离太远，实在是没办法留在他们身边尽孝，让我的内心很是愧疚。

相反，回到山东老家后，爷爷每年都从乡下来我们家住上几个月，享受着特殊的生活待遇，享受着儿孙满堂的幸福生活。我不记得爷爷最后一次来我家是哪一年了？也就是那年初夏的早饭后，爷爷推开碗筷就去了家属院东大堤上闲情遛弯，找他们那几个处了几年的老哥们聊天。当得知其中一个老哥们昨天夜里不在了（比我爷爷还小两岁），爷爷回来后就闹着要回乡下老家。一个中午爷爷的脸色就特别的难看，心事重重，郁郁寡欢，好饭菜也没有了胃口，眼神里透出的似伤心又似一种恐惧的目光。

爷爷回到乡下老家不到一个月，四叔就打电话过来，说他和我四婶天不亮就下地了，等半晌午回来，我的爷爷已经坐在地上、依偎在床边驾鹤西去了，享年84岁！

出殡那天，整个“孔那里”村就像天上陨落了一颗“文曲星”，乡亲们在忧伤与惋惜中，依依不舍地送走了我的爷爷、他们心中有威望的人。

姥爷当了一辈子伐木工人，对进进出出的大森林太熟悉、太了解、太有感情了，最终还是没能走出那片大森林，永远留在了他为之奋斗的那片黑土地上，享年93岁！

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事都无法说得清楚：明明付出很多，却得到的很少；而明明付出很少，却得到的很多。就如我的爷爷与姥爷，在我的心里，我是这么想的，也就这么写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