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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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直接谈小说吧。
如果小说语言能够像美术线条或建筑几何那样精确就好了。但那是不可能的。小说只能建立在感性的词语，线性的句子，块状的场景和想象的时空印象之中。那想象的时空印象则建立在变化多端的结构之上。每篇小说都有它独特的内在结构，这因为每种结构都依存于每个鲜活的人物身上。换言之，小说的形状在未完成时总是不确定的，就像一个注满了水的气球柔软无比，动荡不安，有无数种拿捏的可能性。只有你的气球掉到了地上，水的姿势才能稳定，只有你的人物按照他的个性和命运走到了尽头，小说的最终结构才算落实。
中篇小说《被风吹破的门》是我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废寝忘食一气呵成写完的，写得酣畅淋漓，以致我收笔离开办公室回家的路上，小说中的人物和对话仍在脑中轰鸣。犹如刚刚捅破了马蜂窝，被蜂群包围脑袋。而且，在下笔冲刺这个中篇的前半天，我还仅花三天时间一口气写完了另一个短篇《清明》。那个短篇可算是我今年真正意义上的意外之财，因为开工前和收工后，它都不在我的计划范围之内。两篇脱胎时间距离极短的小说，让我又重新找到了小说的感觉和状态。
作品写完我立即发给出版社一个编辑朋友帮看，他不无惊讶地说你写得比机关枪还快啊，而我想说，这其中是有原因的。我十分赞同斯蒂芬·金的观点，“阅读在一个作家的生活里就是他的创作核心。”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句话置换过来：吃饭在人的一生里就是他的根本问题。难道不是吗？当我们联想到“民以食为天”的古训，以及西方宗教家庭在每天吃饭前说的“感谢万能的主赐予我们食物”时，就应该理解吃饭问题的重要性了。然而现今时代的许多人，将生活的趣味本末倒置了，吃饭成了最不重要的事情，人人都希望快餐快些，再快一些，好省出更多时间去干别的。这其实很可笑。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之所以感动大众，我认为至少它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人们对饮食问题的重视和反思。悲哀的是，不少人在阅读与写作这两件事上，也出现了本末倒置的情况，码字才是主菜，阅读只是味碟而已——流行文化和快餐文学就是这么来的。不少网络写手被苛刻的协议条款压迫写到猝死，可以作为反面教材。
还是回到小说上来。当我写完《被风吹破的门》的最后一个字时，距离当初落笔破题的时间已整整有两年零两个月。两年前我曾写下一个失败的中篇，它让我对下一个中篇保持了足够的谨慎。我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不断寻找新作的结构，慢慢培植里面的人物，直到小说破茧而出。光是选什么腔调和场景作为开头，从什么节点切入叙述，在什么地方转折融合，就花了两年时间，这给最后两天的冲刺写作提供了足够的起跑距离。
请容我再次引用斯蒂芬·金的话，“短篇也罢，长篇小说也罢，都是由三部分构成：叙事，将故事从A点推至B点最终至Z点结束；描写，为读者描绘出现场感觉；还有对话，通过具体言语赋予人物生命。”我基本是遵守以上技术指标来写这篇小说的。此外我还坚持一个基本信念，即让所有构成小说整体要素的故事元素都在自发的情况下产生，作为幕后作者，我只要提供一下故事发展的场所就行了。
当然，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因为文学修养不足，我还遇到了主题的游移定位，复调的合理控制，小说旋律的有效配合等等难以把握和处理问题。令人兴奋的是，我最后居然从歌舞剧和交响乐的乐章结构中，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莫泊桑与小说艺术》的作者安德烈·维亚尔曾说，莫泊桑在作品中一直迫使自己“把对世界的看法隐藏在对艺术的看法里。”这是自然主义文学的律令，它要求作家必须做到精雕细琢和无动于衷。然而在我的小说中，也许因为人物正在大杯大口地喝酒，故事进程不可避免存在因叙述过快而导致的语言不节制、结构不均衡等缺憾。
所幸小说在《广西文学》发表出来时，我已经根据各位编辑老师的意见，做了全面的修正。非常感谢《广西文学》诸位编辑老师。即便如此，我知道这个小说仍有不少问题，只能自己慢慢消化和改进了。（2013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