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壁屋

打我记事的时候开始，印象中，沟里的房屋大都是土墙石板房。特别是新建房屋，鲜见有盖瓦房的。瓦房也有，都是老房，是四九年前盖的，不多，我们家的老房子是瓦房，奶奶住着。我们上边有一院瓦房，是谢家老屋场。谢家的祖上是医生，出了两位名医，分别叫谢大先生和谢小先生，其中谢大先生尤其有名，说人从他面前过一趟，他便能诊断出其病患隐疾。药石之功，更是无人能及。只是可惜医术没有留传下来。谢家的后人也有悬壶者，但技艺好像不是出自家传，似乎是来自行伍，医术在小镇上也算是小有名气。这位谢家的后人曾经给我疗过腰椎。我的腰椎突出，导致右腿疼痛，他在我的疼痛处排了一条线的艾灸下去，要我忍痛将艾灸烧完，结果我的右腿被烧出了一路的燎泡。 当然，这怪不得他，因为他并不知道，我的腿痛是腰椎的问题。

我们的下面是邓家老屋场。邓家老屋场是邓麻老汉的居所。邓麻老汉是沟里的大地主，听老辈人说，邓麻老汉有骡子有马，沟里二河二岸，大半的土地都是他的。老辈人说他顿顿吃饭都有一碗豆腐乳蒸肉，而且一年四季喝花茶，那花茶都是特意从四川购回来的，香味能飘到沟对面去。这样的人当然住的是瓦屋。只是解放后，瓦屋的正房被收归大队，做了大队部。

沟里的除了这三处瓦房外，也有几处茅草房。茅草房的墙壁都不是正经的土墙，大都是竹编的遮子，然后敷上黄泥，黄泥经不得风雨，时常脱落，有一块脱落，就会带动一大片脱落露，冬天如果不及时修补，风说不定就会把黄泥吹过干干净净，这样的屋等于没有屋。我的小学同学李道春家，以前就是住的就是这样的茅草屋，每到冬天来临的时候，有几天他就不上学了，要给老师请假，在屋里敷墙。茅草屋的房顶子都盖的是草，也不全是茅草，也有燕麦草和小麦草的，这些草在日晒雨淋，烟熏火燎后，都无一例外地变得沧桑愁苦，散发着衰朽哀伤之气。这些茅草屋后来都不复存在了。茅草屋的主人要么搬离了，要么推倒茅草屋重建了新屋。李道春家就是重建了新屋，开始建的是土墙石板房，去年我回去，看见他的土墙石板房又变成了砖混的平房，在平房里，他正开动着机器打苞谷。他告诉我，他养了三头猪，只有用机器打苞谷才搞得赢。我看了他的猪圈。他的猪圈也是砖混结构的，猪槽的里外还镶嵌了雪白的瓷砖。李道春笑哈哈地说，现在有条件了，让猪也享受一下。

沟里还有一间木板房，木板房也是瓦房，但它的墙壁不是土墙也不是砖，而是木制的，从墙根基以上，一直到顶，全部都是木板木柱拼合而成，是地地道道的木板房。这样的木板房在沟里只有唯一的一栋，在沟外可能也很少见，因为我沟外的几个老表，第一次见了木板房也十分惊异，说还有这样的房子吗？从他们的神态上看，不亚于我第一次看见汽车。

沟里的这幢木板房我们叫板壁屋。板壁屋里住着大伯伯一家。

大伯伯一家五口人，除了大伯娘外，还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两女儿我们分别叫大姐姐和小姐姐，儿子名字很大，叫治国，我们叫国哥哥。我们知事时，大姐姐已经出嫁，找的姐夫是白沙梨皮沟的夏育祥，我们叫育祥哥。育祥哥是个老师，每次到沟里来都穿得整整齐齐的，从头到脚都透露出一种干干净净的味道，让人一看就是读书人的样。大姐姐嫁给他，生育了一群儿女，只是在儿女还没有完全成人的时候，一场疾病将大姐姐带走了。大姐姐的好我只听母亲说过，她梨皮沟的家我也只去过一次，印象中黑暗而又逼窄，而火炉屋的窗台上却收拾得一尘不染，两只白瓷的茶杯子，亮晃晃的并排立在窗台上，无比优雅地看着我。后来，大姐姐用其中的一只给我倒了一杯水，是红糖水，也许是红糖放得太多了，我竟然闻到了一股糊味，就像我多年后喝到的一种咖啡的味道。大姐姐安葬的时候，不知是什么原因我没有到场，后来听父亲说，她的幺女儿小燕在丧事中，见了班主任老师，哭得十分伤心。父亲问我为什么没去？我无言以对。父亲没有直接责怪我，但我听出了明显的责怪之意。

小姐姐出嫁的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她嫁给了狮坪街对门的蔡家。蔡家是八仙的大户，出了个蔡毅之，又出了个蔡平之，都是上了县志的人物。听说当时四叔很反对这桩婚事，说本来就出身不好，又嫁一个出身不好的，何时是个头？因为四叔的反对，小姐姐出嫁的时候就有一些冷清。那时候正是批地富反坏右的高潮期，四叔是大队干部，有这样的态度也是时代所弄，也怪不得他。小姐姐嫁的姐夫叫蔡奇，是个木匠，长的模样和育祥哥到还有一些相象，都瘦，看着精干，浓黑眉毛，眼睛明亮。这位蔡家姐夫，继承了财主之遗风，日子过得很是细致，又有手艺在身，因此，虽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家的生活也过的颇为殷实，只是也很遗憾，他也因病过早过世了。他和小姐姐育有一儿一女。儿子叫拽娃，十分聪明，没上学时就会打纸牌，大人也算计不过他，后来我还教过他的课，他的记忆力超强，记得有一回，才学习《陈涉世家》，我检查他背诵，他一句不会。我罚他站，说什么时候背会了什么时候坐下。我在教室里两圈没转完，他就对我背诵，竟然一字不差都背出来了，让我十分惊奇。可是他后来上高中后，赌瘾一发不可收拾，终没能考上大学。

国哥哥在他们家排行老二，在我们这辈的弟兄中也是老二。他上过学，是我父亲带着在白沙读的小学，小学毕业后，因为家庭出身原因，辍学回了家。说起上学的经历，很多年后，国哥哥都无不骄傲地说，他那时年年都考第一，而他同班的老表年年都是倒数第一。后面的话他没有说，但我们都明白，他的意思是如果不是出身害了他，他哪里会是现在这个样！他所说的那个老表是他亲舅舅的儿子，后来做了县人大的主任，享受副厅级待遇。

说起国哥哥，似乎没什么可圈可点之处。留给我的第一次印象是小学校的一次批斗会。批斗会是批斗地富反坏右，其中就有大伯伯。大伯伯是几个民兵从板壁屋押上去的，押上去的时候，后面便跟了一长队开会的人，国哥哥也在其中。他打着一面红旗，走在民兵的后面，每有人加入到队伍里的时候，国哥哥就将手中的红旗挥舞一阵，红旗在风中“呼啦啦”响，国哥哥的口号声便也随红旗飘舞的声音响起。那时候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红旗舞得那么响，现在我明白了。明白后我又陷入了悲哀，因为现在我也和国哥哥一样，把手中的旗舞得哗啦啦响。

国哥哥给我的第二个印象，更多的是来自于母亲。我们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常在我们耳边说国哥哥的好，说他勤快，帮我们干了不少的活，只要有事，一喊叫他就来了，从来没推脱过。我们大一些后，也看出来他是个能干的人，沟里上下，大小事情都有他到场帮忙，他活欢，又聪敏，样样都做得好，后来他做了六队的队长，四叔还准备培养他进大队的班子，只是后来他结了婚，生了四个儿女，罚了款。更主要的，他要供应四个儿女读书，经济问题像山一样压着他，他喂猪，一年好几头，他种地，边边垴垴的地都种，他捡板栗，打枣皮，采茶叶，只要能挣钱的事他都干，他恨不得苞谷壳叶子也能卖成钱。他一心就只想自己的儿女把书读出来。可结局并不随心所愿，三个女儿只一个读了自费的大专，儿子也是一样，在教院拿了个文凭，没能找到他希望的工作。

记忆里，国哥哥的婚事好像也没费多大的力气，找的是虼蚤河唐家的姑娘，我们都叫她唐姐。唐姐的娘家也是贫寒人家，嫁过来的时候也没什么陪嫁。国哥哥是家中的独子，结婚的时候动了客，就是上下本家族的人在一起吃了一顿饭，也没举行其他任何仪式。我留下来的唯一记忆就是那天天气不好，阴沉沉的，有人说，来了来了，我们从板壁屋出来，靠在板壁上，望见沟对面的路上来了一队人，都穿着灰青衣服，没一点鲜亮之色，就像是老式黑白照，灰扑扑的，看不出来一点喜庆之气。

我们那位嫂子唐姐，人很善良，也很能干，嫁给国哥哥不久，就掌管了全家的生机大权，大伯伯是个逍遥派，一切不过问。大伯娘更是贤淑，一切皆听媳妇安排。为了维持一大家的生活运转，唐姐精打细算，日子仍是紧紧巴巴，大方不起来，好不容易子女长成，她的身体也被拖垮了，遭了半年多的罪，走了。国哥哥在送她上山的时候，讲了一番话，流下了眼泪。

唐姐过世后，国哥哥迅速衰老。其实在这之前，他也曾大病了一场，是精神疾病，夜夜睡不着觉，老是感觉有人要来谋害他。那时我还在镇上教书，他的儿子带他看病，有一次到了我教书的学校，我问他情况，他说他不能在自家屋里呆，一回去，队上的人就要抓他，开他的批斗会。我说他是幻觉，他说不是，是真的，他都亲耳听到了那些人怎么商量，怎么包围了他的房子等等。说大门口有人，灶屋有人，连屋上也上了人，说得真有其事一样。我想到大伯伯被批斗的情形，深深体会到国哥哥的心里一定留下了抹不掉的阴影。我劝说了他半天，没有丝毫作用，只好建议他们到安康或西安的精神病医院治疗。这病折磨了他很久，吃了不少药，更重要的是，他看到的现实生活中，一直没有再发生过批斗人的事情，他的心才慢慢平和下来，身体也慢慢恢复了。现在他一个人住在原板壁屋的地方。板壁屋上世纪拆掉了，国哥哥和唐姐一起，在原址上建了长五间的土墙房。国哥哥独自守着土墙房子，喂猪喂鸡种庄稼，只是远没有以前侍弄的那么多了。我回到沟里，听人说，他的性格变得计较而乖张，为一棵树和人吵架，为一根路灯杆子也和人吵架。我去看他，他很高兴，说了不少的话，又拿出了珍藏着的，很早以前，公社发给他的两张奖状和一本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手册。他告诉我，四叔是培养他的，他应该是入党的人。他指着奖状和手册说，你看，国哥哥不是说谎的人的吧？这些都是凭证，是不是？我不知如何作答，只能点头称是。

其实，板壁屋的真正主人公应该是大伯伯。

关于大伯伯有很多的传说，最有名的是他遇到鬼的事。那应该是更早以前的事情了，那时候的大伯伯是个赌徒，不但赌，而且吃喝嫖都沾。他不被他父亲待见，几次被赶出家门，但其恶习不改。那一年的一个夜半，他在沟外输干了所有，还倒欠了不少赌债，被人撵了回来。走到小石垭子，又气又饿的大伯伯准备歇息，刚在石头上坐下，就听见岩里边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响，惊疑间，一白桩就立到了面前，星光之下，白桩一晃，露出了长舌和黑爪，慢慢向他靠过来。大伯伯也是有胆量的人，情急之下没有慌乱，挥起了手中的杵路棒向对方击去，谁知越打越长，大伯伯只好边打边退，一直退到了能望见了观音庙地方后，庙里人听见动静，喊了一声，鬼倏忽不见，大伯伯也累得瘫倒在地，据说，庙里人赶到，看见大伯伯汗湿透了全身，手中的杵路棒已经只剩尺长的截截了。大伯伯回去了一病不起，奄奄一息之际，要求再赌一场，家人只好去请了他平时的赌友来陪他，谁知几场下来，大伯伯不但赢了他们，身体也大为好转。大伯伯再闲不住了，拖着还没完全康复的身体，重入赌场，竟连连获胜，不但还请了赌债，收回了输掉的土地，又赢到了张家坡和园岭的大片土地，大伯伯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但好景不长，解放了。和一篇小说的情节很相似，赢了大块土地的大伯伯成了地主，万幸他赢得土地的时间还不长，还没来得及做恶霸，所以没被镇压，也没被抄家，只是戴了顶地主分子的帽子，长期在沟里受批斗而已。

大伯伯一生都和吃喝玩乐有关。他会吃，也会做。我们小时候，族里有大事请客，他都是掌勺的大厨，他做菜极讲究火候和刀法，一般的人和他配合不上。我曾见他做酸辣小鱼，慢悠悠地煎，慢悠悠地炸，然后又慢悠悠地熬酸辣汤，半天只做了这一碗菜，端上去，我的叔叔伯伯们都说好，是真正泉鱼的味道。

大伯伯每天一碗茶，也是沟里出名了的。他天不明就起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烧水泡茶，一碗茶喝清，他才会做别的事情。如果早晨没喝一碗茶，他一天都会坐立不安，六神无主。只要喝了茶，批斗他一整天他也无所谓。那时候，一到春末，大伯伯就会出去几天，回来时背着大包小包，里面都是茶叶，有广佛茶，三阳茶，还有三里垭茶。他喝茶好像也没什么讲究，就一个浓字。但茶杯很讲究，是真正的景德镇瓷杯，而且很有年代了，听父亲说，那茶缸子也是大伯伯赢回来的，是沟外张家的传家宝。张家是沟外的大财主，一年收上千担的锞。

大伯伯的玩主要就是玩牌。当然解放后不敢赌了，也没其他的牌具，就是扑克。我们都晓得，沟里当时玩扑克有两大高手，一个是平哥的岳丈李明之。李明之是其号，他的真名叫李树清。沟里有句话，叫做李树清打扑克，不得输。但李树清不敢和大伯伯一起打，大伯伯说他作假，用现在的话是出老千。大伯伯很是不屑。大伯伯说打牌要靠真技术。什么是真技术？不晓得，大伯伯从来没有说过。我们没见识过大伯伯打牌，只见识过他钓鱼。他很会钓鱼，还给我们用绣花针做过钓鱼钩。我们那时候还很小呢，拿着他做的钓鱼钩下河钓鱼，一条也没钓到过，他却在一个潭里，不一会儿就钓了一大串。

大伯伯一生都没下地做过什么体力活，沟里最忙的季节是春季洋芋，大家都下了地，大伯伯不下地，他最多在洋芋窖里切洋芋种子，实在要下地，也和我们小娃儿一样，干一些丢洋芋种的活。大伯伯实在是好逸恶劳惯了，新中国批斗他改造他好多年，他也没转变过来，这边批斗会刚结束，那边他就提了鱼竿下河钓鱼。国哥哥说，文革最凶的时候，他白天挨一天的批斗，晚上还悄悄偷着吸鸦片。喜得土改时没有抄他的家，更喜得大队上有他四兄弟当干部，一直罩着他，不然简直不可想象。

大伯伯的板壁屋我们去玩的时候不多，不是因为他是地主，主要是板壁屋没有我们同龄的兄弟姊妹，国哥哥和小姐姐都比我们要大许多，我们玩不到一起来。我们对板壁屋真正感兴趣的东西也有，那就是它门前的一棵树。那是一棵杏树，每年都结满树的杏子。我们在杏树开花的时候就惦记上了它。杏树的花啊，年年都开得花蓬蓬的，看得人就想哭一场。我们去看花，大伯伯和大伯娘总是会陪着我们看。后来花谢了，我们去看结出来的杏子宝宝，大伯伯和大伯娘还是会应声出来陪我们看。杏子长大了，变成了青疙瘩，我们望着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大伯伯和大伯娘就安慰我们说，杏子还没熟，熟了给你们吃。我们哪里等得住啊！我们暗地里策划了无数次的偷袭，但都没付诸行动，有一年，眼看着杏子黄了，我们准备行动的时候，大伯伯和大伯娘似乎知道了我们的计划，将杏树的树身用牛王刺包了个严严实实，并在树枝上牵了个绳子到屋里，屋里的绳头上又绑了个大铃铛，一有风吹草动，大铃铛就会发出报警声。这彻底粉碎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好在，杏子熟了后，我们也吃到了硼黄的杏子。但我们总觉得板壁屋送来的杏子，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吃，那么美味。

那棵杏子树后来老了，只开花，不结杏子了，板壁屋拆掉的那一年，它花也不开了，第二年就死掉了。又过了两年，大伯伯也过世了。大伯伯过世的时候，谁也没有念叨，就只念叨了邓小平，说邓小平好，把他的地主帽子摘了。念叨了两遍，咽了气。

大伯伯的父亲是我的大爷爷。大爷爷一生娶过三房。头一房是县城伍家的千金，二房是沟里王家的姑娘，最后一房是四川的，姓李。李奶奶我见过，王家奶奶和伍家奶奶我都没见过。大伯伯是伍家奶奶所生。伍家奶奶的娘家是县城的大户，在陕南赫赫有名。伍家奶奶是怎么嫁到沟里来的，我不晓得，现在还活着的人也都说不大清楚了。我很好奇。对大伯伯家的板壁屋，我也一样好奇，我很想知道它的来历，我曾经听说，这幢板壁屋以前是私学堂，但它又怎么成了大伯伯的家了呢？不知道谁能说得清楚。也许更多的人已经忘记了那间板壁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