怅

怅

1

照片上的姑娘脸形圆润，嘴角微翘，双颊漾出两个浅浅的酒窝，整齐的刘海下，双眼皮的大眼睛闪耀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神采。两个大辫子捋到胸前，辫稍上扎着小小的蝴蝶结，是那个年代最流行最美的款式。蝴蝶结是用红头绳结成的，何嬢仿佛还能看到当年那抹鲜艳的红色。

那是一张黑白老照片，放大装在玻璃相框里，照片已经陈旧泛黄，四边微微皱起，还好因了相框保护，还不至于过分老化，但有些部分可能已经紧紧黏在玻璃上。所以相框的玻璃千万不能摔坏，玻璃碎了，可能就会损坏照片。相框的木质边架完全褪去了当年的红棕色，显出原本的木头纹路，陈旧古朴，木框老旧收缩，夹着照片的玻璃在框架里有点松动。这是自己最喜欢的一张照片。都快五十年了哟，那年和小伙伴们一起到县里照相馆拍的。取到照片小相后，实在太喜欢太满意了，就咬咬牙花钱放大，还配了漂亮的相框。时光飞逝，转眼就已满头银发，真不敢相信这是当年的自己，曾经这么靓丽耀眼神采飞扬。

何嬢小心翼翼地用半湿的抹布擦拭着相框玻璃表面，其实相框并不脏，挂在墙上是一直受到悉心呵护的，她时常用鸡毛掸子轻轻扫拂灰尘。如果发现相框的木条略有松动，她就赶紧想办法修补粘钉好。

新房子装修收拾停当，她开始整理衣物家什，准备搬家。她年近七旬，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左邻右舍都喊她“何嬢”。

这次家里的老房子拆迁，何嬢兑换到了一套一楼的两室一厅房子，还有点补偿款，让侄儿子帮忙操持着装修好房子，配齐了新家具。旧家具都不要了，说好了到时卖给收破烂的。

她早先就特意叮嘱侄子，要把新房客厅的墙面留出来挂这些相框。侄子说，她的这堆黑白老照片太陈旧了，怕是与新房子的风格不相配。她说，那就把新房子装修得古朴一点。这些照片跟随着她挂在墙上一辈子，只在几次搬家和老房子翻新时取下来过，这次搬家，要带过去的东西不多，可这些照片是最重要的。

在何嬢年轻时的年代，大家喜欢把照片放大了装在玻璃相框里，挂在墙上。那个年代可不像现在这样方便，随时可以用手机给自己或别人拍照片。那时，普通人一年难得拍一张照片，因而每拍一张照片都会郑重对待。有时是为了纪念某个特殊的日子而拍照，比如生日、结婚纪念；有时，家里男女老少全都换上最体面的衣服，一起到照相馆，只为了拍下张全家福；有时，是在跟友人离别前，大家依依不舍地一起到照相馆留下张合影，日后相互睹影思人。这样拍得的照片，可想每一张都弥足珍贵，自然要庄重地挂到显眼的墙面上。当家里来了客人，主人们就指着墙上的一幅幅照片，给人家讲定格在照片里的某个特殊瞬间或珍贵人物背后的故事，或欢喜，或忧伤，或是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或是一个家族的聚散离合，藉着照片引起的话题，造访者循循走进主人的过往人生和心灵世界，多彩的照片总令宾主相聚言欢。

当然，随着时代发展，许多人乔迁新居室后已不再挂老照片了。但何嬢仍坚守着她珍爱的老照片，就像守护着一株珍贵稀有的花木，就像守卫着一份丰裕贵重的资财。

她放下手中擦拭得一尘不染的装着自己那张特写的相框。走到墙脚，开始擦拭起那个最大的相框。侄子明白这是爷爷生前最珍爱的照片，帮她从墙上取下后，轻手轻脚地把它靠放在墙脚，特意用根木条外加一块石头抵着，以防滑倒摔坏。这是何嬢当年当村支书的老爸参加全省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的集体留影纪念，足有一米多长，宽20多厘米。老爸以前一直把它挂在正堂屋的墙上，来个人就要指着相片给人家讲当年自己的辉煌经历。

 还有一叠大大小小的相框堆在另一边，何嬢逐个拿起来仔细揩抹，要打理得干干净净搬进新家。她放下一张汇演时的舞台剧照，拿起一幅自己参加生产队抢收稻谷的热火朝天场景，擦干净了，又拿起一张爷爷还在世时的全家福，一幅又一幅……她转身把一个干净的相框放到桌子上，回过头来，又捡起另一个相框，当看到底下的一幅照片时，她骛地呆了下。

她又看到他了。

 其实她可以先把有他的那个相框挑出来，最珍爱的东西，理所应当得到优先庇护。但她似乎有意拖延着，有意慢一点去看，有意把它放在跟其它相框一样的位置，就像有意把他视为与其他照片中的其他人一样。可在看着侄儿子从墙上一个一个取下相框时，她对这个相框的那个挂心呀！当看着侄子的手伸向这个相框，她的心也跟着提了起来，千万别手滑拿掉了哦——她在心里默默地呼喊。眼前似乎看到了——那个相框哐啷一声掉到地上——相框的玻璃摔得支离破碎——在他的脸上划下几道裂纹——那是她不愿看到的景象——她的心揪了起来。当双手有些颤凌凌地接过侄子递下来的相框，牢牢实实地握在手里，这时，她噗地在心里笑了——笑自己瞎紧张——笑自己胡思乱想——笑自己一辈子一根筋。

她像是随手一放一样，把那个有他的相框放到地上的那堆相框上面，捋捋头发，定了定神，接着镇定地配合侄子继续取相框——可别让人家小辈看出什么来，闹笑话，都快七十的人了。

可她心里踏实了——他就在那里，就在那堆相框中间偏下的位置，稳稳当当地放在那里。她挨个擦抹收拾相框，不着急，一个一个来，终究会轮到那个相框，那张照片，那张脸。用抹布细细擦拭照片中他的脸——似乎需要一个仪式，要有一个考验的过程。她似乎在考验自己的耐心，又似乎在跟自己较劲。

 这是她唯一拥有的他的，不，只是有他在上面的照片。其实，这是她的小秘密哦，因为有其他人一起在照片里，所以她得以堂而皇之地把他的照片放大了，装在相框里，挂到墙上，挂了四十多年了呢！

 几十个春秋里，她曾害羞地偷偷地，用眼角瞥过他多少回，曾大胆地明目张胆地，站在相片前，深情地专注地与他对视过多少回。她还曾把相框抱在怀里，就像把他抱在怀里一样，悲情地痛哭流涕多少回。

在她花一样娇嫩鲜艳的青春年华，她把他跟其他人的相框一起挂在自己房间的墙上。尽管他只是在相片上，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其他人看得到时，她也不好意思直视照片中的他。不过，她在心里偷偷窃喜——自己的这个小小的伎俩多聪明呀——把有他，当然上面也有她自己，和其他人在一起的照片，放大了挂起来——既不犯什么禁忌，又正大光明地拥有了他。

那是一次生产队参加县里文艺汇演，他们一起排演了一出革命舞剧，汇演开始前，在礼堂前的广场上，由专业摄影师拍摄的。她和其他三个女孩，穿着有点褪色了的绿色军服，腰上系着大红色长绸带，两手各拉着红绸带，蹲在前排，他和其他三个男青年，也穿着褪色了的绿色军服，当然全都没有领章，站在后排，雄纠纠气昂昂地举手敬着军礼。她红光满面笑靥如花，他帅气潇洒英姿勃发。

在他离开后，她也到了成熟干练的中年。她终于敢直视照片中的他。她站在他面前，默默地看着他，心里百感交集。没有思念，不是思念，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给过她任何念想。是回忆，满满的回忆，对自己青春年华、激情岁月的回忆。想起自己那火一样的热情，有时她会被自己逗乐了。有时，她心里会有一点点怨她，怨他榆木疙瘩，对自己的满腹柔情无动于衷，怨他铁石心肠，对自己的痴痴恋慕拒之千里。那些年，她也陆续遇到不少追求者，有时也去相过亲，可她总是不由自主地在心里拿那些人与他比较，一比就没了结果。他在她心里树立了一个标杆，达不到这个标准的异性，难以入她的眼。

她知道自己也许从来没能闯进过他的心里占据他的心。在青涩稚气的少女时代，她眨巴着好奇的大眼睛，打量着远方来的他。那时在他眼里，她肯定是一只羽毛光秃干瘪的丑小鸭，他甚至可能过了好几年才注意到生产队里有她这么个女孩——那时她已暗暗倾慕他好一阵子了。到了她渐渐脱了稚气，脸色红润光鲜身材高挑丰盈起来，他可能注意到了她，可人家是大城市里的书香子弟，哪里会在意一个边陲穷乡僻壤的女子忧忧地望向自己的仰慕眼神？虽然在他走之前，把自己随身多年的军用水壶送给了她。她明白那是带着友爱和感激之情的馈赠，她很珍惜，但从不会奢想。

那只水壶，被何嬢视若珍宝。自从他送给自己，何嬢就把它洗刷干净，晾干水气，精心地珍藏起来。多年来一直藏在箱子底。期间，也有几次，几次在她极脆弱时，被从箱子里翻了出来。因为一直被用一块头巾，层层折叠包裹着，水壶看起来还六成新呢。这是一只早年常见的军用铁质水壶，表面绿色的漆只有几处稍微磨淡了，套着水壶的绿色帆布背带颜色有点微微泛黄。在壶侧面的带子上绣着一个“林”字，还可以看出来，当时是用大红色的线绣上去的，现在颜色也已经褪淡了。他说，那是插队前，他母亲买给他的，怕用的时候与别人的混起来了，她还在背带上绣上字。有好几次，何嬢把它拿出来，珍爱地用手指轻轻抚弄壶盖、壶身、背带，还有背带上的那个“林”字。这是他在身上背了多年的水壶，他用手举起来凑在嘴巴上咕咚咕咚地喝过水。它似乎还带着他身体的温暖，她握在手里似乎就像触摸到了他。她把它贴在脸上，把它抱在胸前，禁不住地泪如雨下，抱着它泣不成声，就像哭倒在他怀里。

她知道自己不能拥有他，不可以拥有他。她清楚自己这一生不可能飞得出头上这片小小的树林子，不可能游得出脚下这方小小的池塘。而他，他是什么呢？虽然他暂时跌落低谷，但他是一只随时准备着冲向蓝天翱翔的大雁，他是一条将在辽阔海洋中游弋的蛟龙。我怎么可以拥有他呢？拥有他，就等于拖累他，拥有他，就等于捆住他，甚至是扼杀他。如果得到他，会让他折断那用以与风浪搏击的双翅，会让他失去灿烂的前程，甚至会让他的生命从此黯然失色，那么，她宁愿选择放弃，宁愿远远地注视他，远远地祝福他。

何嬢的手指轻轻抚摸玻璃下照片中的他的脸，一滴一滴的眼泪滑落在玻璃上，飞溅四散，细小的泪珠洒满他的脸。

当人生渐渐步入晚年，她时常望向墙上，看看他。看着他温和坚定的眼神，看着他英俊刚毅的脸膛，她内心充盈着宁静和美好。她时常在心里默默与他对话，告诉他自己的喜怒哀乐，诉说人生的孤单寂寥。她相信，如果他还在插队，他还在人世，听到她的絮叨，他会耐心和悦地倾听，还会委婉风趣地开导她。人生的许多遇见并不能奢望从此携手同行，能够相互陪伴一程，在彼此心里留下些许温暖和慰藉，也应知足了。有些相遇可能只是为了向彼此的生命中投射一束光......

故事有些凄怅。但，不必遗憾，他给予她的美好陪伴了她一生。

2

第一次见到他那年，她十六岁。

那是1969年的年底。那天大清早，阿爸就叫醒她，父女俩说好了，她要跟随着当支书的阿爸去县里接新来的知青。阿爸要赶着生产队里的牛车去，这次上面安排下来的知青只有五个，想到十六岁的女儿玉华早就吵着想去城里看看，这次接的知青少，牛车坐得下，就捎带她去逛逛。玉华是村里学历最高的唯一的一个初中毕业生，被大家公认为村里的秀才和大知识分子。当支书的阿爸更是以这个女儿为傲，她一毕业回到村里，就时常带她参与生产队上的各种活动。

此前，红星生产队里已经先后接收了好几批知青来插队，来自北京、上海、天津的都有，已经有二十几人。队里晒谷场边上的粮仓底层都住满了，上面一层实在不敢占用作知青宿舍，还得留着存粮食。几个月前的支部会议上，何支书提出，趁着冬季农闲时节，组织人手突击盖几间知青宿舍，大家都支持。这样，万一后面还有知青下来，才有住处，分散住在老乡家里的知青也可以集中住宿，一来好管理，二来村里哪家房子都不宽裕，可避免时间住长了起矛盾。

队里没有余钱买砖瓦盖房子，只好就地取材，挖泥土来夯筑墙体，从集体林地里砍树来做梁板，用茅草和着泥土夯筑屋顶，这是村里世世代代最原始的盖房子技艺，只要有人力就行。好在人力是足够的，知青娃娃们个个都年轻力壮呢。到这批知青来时，红星队已经在晒谷场边上盖起了几大间宿舍，何支书也不用再为把知青分配到哪家借宿而伤脑筋了。

他轻松惬意地驾着牛车。可别小看这么一辆牛车，在那个年代，在滇南偏远山村，牛车可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有得起几头膘肥体壮的耕牛，犁地不用愁，再能有几架铁轱辘撑起的架子车，套上牛背就有了拉运东西的牛车，这样的生产队日子可好过得多呢。何支书一路上脑子里不停地盘算着怎么抓好生产，怎么用好突然冒出来的几十个青壮劳动力，对一批批下来插队的知青，他这个生产队支部书记什么都得操持好，吃的、住的、生产安排样样都不省心。目前看来，一切倒都顺畅稳当。

他们的牛车嘚嘚嘚跑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县革委会。知青们是头晚上从省城坐夜班火车下来，大清早到达县里，要先去县革委会报到，在那里集中开会做思想动员，再分配到各生产队。

玉华跟着阿爸来到革委会大院。场院里人来人往闹哄哄的，不时有革委会工作人员出来，手拿名单大声念知青名字，那是有生产队来接的了。怕是有两三百名知青呢，三五一群地就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坐在一起，操着南腔北调的口音。知青们可能大多是从冷地方来的，身上穿着圆滚滚的棉袄棉裤等厚厚的冬衣，有的头上还戴着毛绒绒的冬帽，虽然也大多是那个年代流行的绿、灰、蓝色调，但衣服明显比老乡们好很多，人家毕竟是大城市人。玉华好奇地看着那场景，看到有人已经热得把棉袄脱下来抱在手里，她在一旁哧哧地偷笑，他们肯定不晓得我们这里的冬天这么暖和。

何支书先到办公室办好相关手续，跟着革委会工作人员出来喊人。听到名字，一群知青齐声回应“到！”他们早已坐到了一块儿。“这是红星生产队的何书记，”工作人员示意老何跟过去，“这五位知青就交给你啦，你们队上要安排好哦。”何支书应承着：“那当然，放心吧。”上前去招呼知青们。玉华热情地帮着女知青拎行李。看得出其中两个女知青是姐妹，知青们为了方便互相照顾，自家姐妹兄弟往往要求分到一起插队。

对第一眼见到的他，何嬢一直毫无印象。可能那时他太小了，才十八岁呢，长得像刚冒芽的豆芽菜，还没完全伸展开，所以在人群中一点儿也不起眼。不过，后来当她对他的情况很了解了，她觉得，可能是因为那时他心情太低落了，整个人都蔫不拉叽地悄无声息地躲在人群里，以至于自己当时根本没留意他。离开上海来插队前，他当大学教授的父亲在批斗中身亡，这是任何一个年仅十八的人都难以承受的。

对他身边同是上海来的另一男知青和一个天津的男知青，玉华倒还有点印象，记得他们豪情万丈地跟同车来的分到其他生产队的老乡或朋友们告别，互相大声许诺要时常走动联系。

她对他最初的印象，是在牛车上同坐了两个多小时后留下的。其他两个男知青和两个女知青，一路上，一直用好听的普通话，叽叽喳喳地问这问那。这边天气如何啦，吃的是些什么口味啦，种些什么庄稼啦，知青们住在哪里，吃饭怎么解决啦。大多问题由坐在车里的玉华解答，坐前面赶着牛车的阿爸只在关键问题上不时岔上权威的几句答复。

一路下来，玉华注意到，五个人中，有个少年在路上几乎没有说话。他把冬衣的领子高高地竖起来，脖子和头脸缩在衣服里，蜷着腿坐在牛车尾巴，面对着车后方。在听到其他人大声地说到什么问题时，他似乎只是尽可能地维持礼节似地，对他们的热烈讨论，偶尔转过头来附和上个“啊”“哦”“嗯”。玉华以为他想家了，主动跟他搭讪，可他似乎心不在焉。她留心观察，发现他应该不止是思念家乡，也不止是思念亲人。他时常眉头紧锁，表情忧郁哀伤，目光深远地望着远方出神。他对其他知青急切关心的问题似乎毫不在意。他甚至似乎对刚离开了什么地方，经历了什么事，又将要到什么地方去，将面临什么境况，完全麻木不仁听天由命。他的样子很年轻，一副学生模样，可他的心似乎已历尽沧桑。他肯定是遇到了什么无法解决的烦恼忧愁，心中苦闷至极，无法言说，以至于对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乃至身外的这个世界，似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似乎整个人都麻木了，痛苦侵蚀了他的整个身心，他机械地混迹于人群中，他不敢，不能，也无法，对周边的人和事表露出赞许或反对，也不敢，不能，无法，对未来的人生显示得满腔热忱或灰心丧气。

玉华本想尽可能地照顾好每个人，让异乡来的知青们感受到家乡般的温暖和热情，尽到地主之谊，可发现自己对这个少年实在无能为力。他小心翼翼地躲到自己的堡垒里，时刻准备着独自应对这个猝不及防间天翻地覆的世界。他应该是在思考，在深深思索，或许是因为深重的苦难而引发的无尽思索。他可能正经历人生的重大转折，满心迷惑不知该迈向何方。他外表看起来文质彬彬，可内心坚韧刚强，他把痛苦忧愁深深地埋在心底，独自咀嚼，独自承受。虽然一路上他都没说什么话，可在所有人中，应该是他想得最多也思考得最激烈。

虽然队上已经来了二十多个知青，可此前玉华在外面镇上上学，与知青们直接接触得不多。这是她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直接长时间地与知青交流。这批知青年龄大她不多，可是看得出，他们的知识视野比她广阔得多。尤其这个少年，他在思考的问题，可能是她永远也猜不透的。当时正号召知青们轰轰烈烈地开赴艰苦边疆插队劳动，整个社会迷漫着战天斗地的万丈豪情，甚至有些狂热。这个少年有些不同，他的冷峻忧郁引起了她强烈的好奇心，他遇到了什么事，为什么那么忧愁。

当牛车回到村里，在晒谷场边下车时，她已经对这个迷一样的少年留下深刻印象。玉华天资聪颖，活泼好学，一双乌黑乌黑的大眼睛透着好奇和倔强。这家伙遗世独立深陷沉思的气质，令她着迷。后来，玉华每回想当时的情景，对当时他的五官相貌倒记不太清楚（被他用高高竖起的衣领遮住了），只记得那时他瘦高个儿，举止温文尔雅，对人非常有礼貌，却清晰地记得当时他身上那种谜一样的气质。他满脑子在思考的谜团，迷住了她。

从这个少年伸脚踏到她们村的土地上，她就开始留心他的一举一动，观察他的喜怒哀乐。那时，她完全是出于孩童般的好奇心，也带着一点对远离故土和家人的年轻人的关切和同情，而关注他观察他。是时间，时间的积累，渐渐地改变了一切，不知不觉中，她开始关切他的冷暖喜乐，关心他的苦痛烦忧......

回到家里，玉华跟阿爸聊起这几个知青，“那个瘦高个的小知青，上海来的那个，”她试探着问他爸，“好像心情有点不好哦。”

“你说的那个知青叫林国强，你不要跟他多啰嗦哦，”她爸吧嗒吧嗒地吸着水烟筒，“他是黑五类子女，是重点改造对象。”

“哦，”玉华应允道，其实她在心里是发出了一声带点痛楚的“啊？！”真没想到，这么好的一个男孩子，怎么会是“黑五类”子女？多可惜！她在学校读书时，就知道了“黑五类”是怎么回事，这些人是人民专政的对象，是要被拉去批斗改造的。她知道，她爸在革委会办手续时，这些情况就是重点交接内容了。

“可他看起来挺斯文，挺和气的。”她试着帮他跟阿爸通融。她爸是当支部书记的人，在生产队里可是一吭气就镇得住人的，在家里也从来说一不二。玉华多读了些年书，阿爸对她还高看几眼，能听得进些她的话。不然，家里的其他人在他面前素来都不敢多说什么，大哥和小弟只有被阿爸训的，尤其阿妈，一向都是唯唯诺诺。

“黑五类子女是来接受教育的。你要注意你的阶级立场。”阿爸严肃地答道。“嗯，知道啦。”玉华嗫嚅着。后来，她又逐步听到林国强的许多情况，他父亲的不幸身亡，他的手足亲人被迫四处离散。

刚来村里时的他，与后来照片上的他，相形甚远。照片是在好几年后拍摄的，那时，可能他对心里的困惑已经释然，或许是理智地选择先放下，放开，转而坚强地面对现实，他本人当然成熟了很多，褪去了少年的青涩，长成了真正的男子汉。

刚来插队时，他很是让她挂心，觉得这个大男孩需要照顾。他长得瘦瘦弱弱的，由于不幸的遭遇，整个人被悲哀笼罩着，显得更是弱不禁风。虽然她比他小两岁，可她是本地方上的村民老乡，是这里的主人，又是支书的女儿，天经地义要照顾好远道而来的人。虽然他被归为“黑五类”子女，可她心里老觉得他是好人，而且他还小，还是个学生呢，不应该欺负个孩子。“不管阿爸怎么说，哼，我自有我的办法。”玉华在心里打定主意。

玉华回村后被安排在生产队上计工分。现在的年轻人也许看不懂计工分是怎么回事。那是以前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大集体生产时期，生产队社员参加劳动生产叫做“上工”，每个社员每天的劳动生产量要计成“工分”，年底按照工分数参与生产队分红并领取口粮。对于插队的知青来说，工分不仅关系分红和口粮，还体现出接受再教育的表现情况，直接关乎以后的人生出路。

玉华是女孩子，是村民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人，而且她计工分时，悄悄地尽可能地照顾到每个人，大家对她计工分都没意见。红星生产队人多，分成了好几个生产小队，三十来名知青被分别插到各个生产小队中。玉华悄悄想办法分去了给林国强所在的小队计工分。

那时的他干活是什么样子呀！别人是在劳动生产，他是在发狠劲干活，一声不吭地埋头拼命劳动，好像使劲干活真能减轻他的痛苦似的。他个子很瘦，还是一个孩子，手脚都细弱白嫩，可他完全把自己当作强劳动力，什么活最重什么活最累最脏他就抢着什么活干。别人休息了，他也不休息，除非活计实在干完了，他才坐到一边稍微休息下。可那个年代，“黑五类”子女被打入另册，他都这样了，却老是有心地不好的人寻机会欺负他。村民中有些本身爱好吃懒做偷奸耍滑的人，趁着集体生产浑水摸鱼混日子，还投机取巧趁机欺负被扣上政治黑帽子的人，有时行为很过分很野蛮。就连知青中，也有人会对他不时非难。玉华看在眼里，心里气不过，在分工的时候悄悄地帮他与那些真正的坏人尽量调开，避免冲突。他心里也明白自己的处境，总是尽量少说话多干活，对于故意找茬的人，尽力忍气吞声或远远地避开。

他以前应该没有挖过地，没有使用过镰刀，更没有挑过担子，可是他拿到锄头、镰刀、担子，眼睛一边看着农民老大哥们的一招一势，手里一边琢磨摆弄着怎么操作，几回下来，他就能熟练地玩转各种农具家什。新来的知青们手掌、肩头上总要被磨出血泡好几个回合，非得待上面长满了老茧才好了。每当注意到，他挖地挖太长时间，远远地在一边休息时咧着嘴甩动手掌，或者挑担子挑太久了，放下担子后悄悄在一边呲着牙耸动肩膀。她就要不动声色地想方设法帮他换下活计，让他得以休养下。

如果换了个人计工分，林国强肯定要吃大亏。这也是玉华留了个心眼，暗地调来他在的小队计工分的目的。他虽然年轻瘦弱，可他干活的那个狠劲拼劲是不输农民老把式的，不管挑粪、挖地、锄草，都配得上强劳动力的工分。可是第一次公布和讨论工分，有不少人就跳出来，说玉华给他计的工分太高了，理由主要是他属“黑五类”子女，不能给那么多工分。为了这事，玉华专门找阿爸评理，“爸，你可以亲自去暗中观察下林国强干活的情况，他干的活完全称得上强劳动力，这表明人家是真心实意地接受劳动教育，愿意好好改造。倒是有好些个闹意见的人，干活时出工不出力，吊儿郎当的，算工分时却争得比谁都厉害。生产队在这事上可要一碗水端平，要是任由这种歪风邪气滋长，以后大家都去学着出工不出力了。”何支书本也想着对“黑五类”子女计工分要压着点，可是女儿说的也是大实话，集体生产中出工不出力的问题挺严重，倘若一味强调政治问题，对踏踏实实干活的人进行打压，大家的劳动生产积极性会受到打击，这样下去，生产队几百口人可能都得饿肚子。权衡再三，他还是出面把闹意见的人给压了下去。

那时，她对他，绝对是出于一个女孩子纯真善良的同情。她才十六岁，并还不会想太多关于未来的事，尤其恋爱婚嫁之类的事，她还羞于提及。对这个她的同龄少年，还是个孩子的他，她只是出于农村少女纯朴仁厚的本性，真诚地善待他帮助他。她仔细观察他的言行举止，她坚信他不是坏人，那些对他的恶意欺侮，她认为非常不公平不公道。她心里透亮着呢，倒是有些个故意欺负他的人，才是品质有问题的人呢。她在心里为他暗暗叫屈。

他那时根本没有注意到她在暗暗帮助他，也根本不敢想有人会主动帮助他。他努力自我保护，尽可能地躲避开恶人，悄无声息地隐藏在人群中，一声不吭地埋头干活，回到宿舍倒头就睡，身体上的劳累倒真地能让人暂时忘却精神上的痛楚。他从不多跟别人说什么，更不可能与任何异性说话，即便只是一个小姑娘，也绝不多看一眼。对于恶人无故加之的刁难，他隐忍屈奉麻木苦笑，对于他意识到的别人施予的善意，他悄然回以感激礼貌的眼神，但也不敢奢望别人会多帮助他，更不愿因自己连累到别人。

  她观察和感受到了他的这种高度压抑和隐忍。一个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少年，因为家人的政治问题，被整个社会排斥至此——她为他感到无比痛心。她多希望能拉他一把，能帮他走出困境，可是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她实在无力回天。那就给他一点关心和温暖吧，可是，当时的社会氛围和思想观念，绝不允许一个农村女孩子跟一个插队知青少年走近半步，任何大意任性的举止都不但不会帮助到他，而且可能会毁了他。

3

在紧张机械的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时光倏忽飞逝，她察觉他的个头窜得好快，身子也壮实好多，脸膛晒得黑黑的，越来越像个真正的农民。

她自己呀，当然也长高了，还长得漂亮了，已有十八岁了呢，是要有点女人味了。现在，她可爱照镜子了，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蛋怎么看怎么好看，双眼皮的大眼睛、小巧丰满的嘴唇，怎么看怎么满意。她出门上工前总要收拾打扮下，红头绳换着式样地扎，揣在兜里用来擦汗的小手帕总是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在地里劳动时，头上的草帽系得牢牢的，生怕脸蛋被大太阳晒黑了。

她觉得以前自己好像一只丑小鸭哦，都不懂把自己弄得美一点。阿妈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漂亮。”以前自己就是一个黄毛丫头，不懂得梳妆打扮，不懂得含蓄内敛，更不懂得女人的温柔和矜持。

两年多了，她悄悄地帮助他关照他，可他从来没有跟她讲过话。集体劳动时，她有时会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地叫他：“喂，林国强，要不你来割这边的稻谷。”或者直接对着他吼：“喂，挑草的人还差一个，要不你去顶上。”其实她是想帮他离那些会找他茬的人远一点，或者是换个轻巧些的活计。她是支书的女儿，是计分员，这个身份让那些坏人不敢拿她怎样。他总是低着头，也不看她一眼，闷声不响地就顺着她手指的方向走过去。就像完全出于听从队上安排工作一样。她这样跟他说过好多次话了，可他从来没有应答过她。

想起来以前的自己，她就暗自发笑，一个女孩子大大咧咧地对着一个大男孩大声吼，一点儿也不斯文，也不管人家理不理自己，从来不会去计较他的态度，也不知道害羞。不过，她觉得，要理解他，他的处境很艰难，背负着“黑五类”子女的帽子，压得他抬不起头来，他只能尽量夹着尾巴做人。

可现在，她发现自己看到他会心跳脸红，会不好意思再像以前一样，在他面前粗声大气指手划脚的。她发现自己好像变了，变得有心事了，长成个女人了。

  他的变化也是惊人的。以前，他在她眼里，就像一根纤细脆弱的豆芽菜，就是一个需要照顾的毛孩子。而现在，她觉得，他仿佛一夜之间突然成熟了，变成了一个帅气的男人，身形拉伸了，肩膀结实了，体格强壮了，长得身材高大魁梧，脸型棱角分明，模样英俊有型。

这种变化是怎么来的呢？大约是从生产队上山修沟渠开始的。

那是他来插队的第三个冬天吧。全县开展冬春修水利大会战。县里规划在南部山区上修建沟渠，从山脚的河里把水泵到山上，灌溉南部山头上大片的旱地，甚至雄心勃勃地要通过养土培墒，把山区旱地变成水田，种植水稻，增加大米总产量。那次水利大会战持续了两个多月，从各生产队抽调青壮劳动力，背上行囊，驻扎在山里，每个队负责包干修建一段沟渠，不完成任务绝不撤退。

林国强首当其冲被抽到。何玉华也不甘示弱，主动请战上山。红星生产队五六十号人的队伍开赴山上，全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其中只有六个女人，专门负责煮饭和搞好后勤保障，玉华还要兼着计工分。大队人马在所负责的工段附近驻扎下来，仅有的一顶帐篷为妇女们专用，男人们则砍来树枝，在周围搭起窝棚，用树叶垫作床铺，三五人一个窝棚，建成了临时驻地。

  那个年代大干生产的火热激情呀！年轻人们豪情万丈，把能参加大会战当作无上的荣光，在大山里风餐露宿，攀悬到崖壁上炸石开渠，披星戴月地玩命赶工期。那种战天斗地的冲天干劲，点燃了每个人内心的热情。年轻人们白天干活累了，夜晚就烧起一堆篝火，围着熊熊火光扯开嗓子拉歌。可能远离了村庄，离开了生产队里何支书们的严密监管，年轻人们都像脱了缰的野马，尽情地纵乐，放开地撒欢。这一小段在大山里会战的日子，是玉华人生中记忆最深刻的欢乐时光，澎湃的青春激情恣意飞扬。尤其令她激动的是，在无拘无束的欢声笑语中，在篝火跃动忽闪的光影里，她竟然瞥见林国强露出了罕见的开心笑容。风雪严寒可能会迫使种子暂时蜇伏，但绝不能扼杀生命与生俱有的活力。他真不容易，好希望他天天都能这么开心，玉华在心里默想。关注他太久了，她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一种什么心理。

那个年代，粮食紧缺，县里对参加水利大会战的人员，给予了部分粮食和肉菜补给，山上的饭食稍微好一点。所谓饭，只是大米加上一些红薯熬成粥，在山上比在生产队里的大锅饭熬得稠一些，可别奢想能吃到净白米饭。菜呢，主要是咸菜，外加每天有一顿肥腊肉炒辣椒之类的，那也是菜极多而肉很少，这也是县里对重体力活计的特别补助了，不然可能根本别想吃到肉。每到开饭时间，玉华总是想办法去给大家掌勺打饭，为的是在林国强端着的搪瓷碗里，不动声色地从锅底多舀点稠的，多舀几片腊肉倒进去。

那是大会战推进到快一半工程时，一天晚上，天色已经黑尽，驻地的篝火熊熊燃起来了，干活的男人们收工回来，陆续端着碗来打饭吃。别的人都快打完了，林国强才磨磨蹭蹭地走来，玉华一边把饭菜舀到他碗里，一边有点恼地瞅他一眼。她没想到，就在这时，他竟然抬起头来，抬起眼睛来，目光亮闪闪地直视着她，望着她深深地笑了笑。玉华太意外了，呆了下，望着他。他又望着她笑了下，就低下头赶紧走开了。

平素这家伙总是埋着头，不看人的。他今天，今天这是怎么啦？他竟然直直地望着她的眼睛，还朝她笑了！她先是懵了下，可一瞬间后突然反应过来，他可能是故意晚点来，趁着天黑人少，借着篝火忽明忽暗的光影遮蔽下，大胆地用眼神与她交流沟通。他的那笑，从他那笑容里，她似乎明白了，她读懂了——他想告诉她——他其实心里全都知道，她在悄悄地帮助他关照他，他心里很感激，很感动，只是迫于处境，他不能向她直接表达什么，更不能让别人看出什么来，他很开心，特地向她表明谢意。大概就是这样，这就是她从他的目光中感受到领会到的。

太意外了！她在心里欢呼了起来，原来这家伙并不是个大木头！原来他心里什么都明白的，哇！太开心了！她顿觉头顶上的星空哗地亮起来。

 那是他第一次，第一次抬起眼皮来，抬起脸来，与她对视，直视着她。她看清楚了，原来他的眼睛长得很好看哦，又大又长，眼窝深深的，原来他的脸长得很帅哦，棱角分明，鼻梁又高又直。怎么，怎么以前自己竟然没有发现，他居然长得这么好看呢！她当时呆了下，也不知道是被他意外的笑容惊呆了，还是被他的英俊模样惊呆了。

 他望向她的那一眼，那一眼就像唰地射出一道光，她眼前仿佛突然电光四射。那道光照进她的心房，就像是心底有个地方突地亮堂起来，此前那里是昏昏暗暗的，她是懵懵懂懂的。那感觉就好像有一颗种子，一颗一直在沉睡的种子，忽然被那道光激活了，它揉揉眼睛，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眨巴眨巴着眼睛，苏醒过来。那天夜里，睡梦中的她好几次做梦笑醒了。

接下来在大山里的每一天，她的心都雀跃欢唱着，从日出到夜幕，她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乐滋滋地在工地上跑出跑进，还会情不自禁地哧哧傻笑。  那天晚上以后，他们再遇到，他又像以往一样，根本不看她一眼，低着头从旁边走过去，就像什么事也没有一样。可她心里仍美洋洋的，她明白，他是故意避开她，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真的不能怨他，在当时的那种政治环境氛围下，人性已被严重压抑扭曲，他不得不保护好自己，她也必须学会理解他。

她发现自己似乎一夜之间变了，见到他时，她会害羞地低下头，朝一边走开去。自己好像变了个人，再也不会像以前一样，总是没心没肺地大大咧咧地，在人群中大声朝他吼，还朝他哈哈大笑。现在，如果要跟他说话，想到要跟他说话，她就先心跳得慌，还没开口，脸唰地先红了。更糟糕的是，现在，如果她为他打抱不平，为他说句什么话，那些捣乱分子就会说她：“哦哟，护着自己的汉子啦！”以前是没人会这样说的，那时人们都把她看作个毛丫头，可不会把她扯上男女关系。可现在不同了。

以前，她会随便抓几下头发就出门，可从那以后，她出门前，都要跑到镜子前面照照，理理已经梳得很光滑的发辫。如果在路上见到他，回到家，她就要赶快跑到镜子前，照照看，头发有没有乱掉，自己的模样是不是好看。那时，她已出落得水灵灵的，在村里，包括插队的女知青中，她不是数一，也是数得上二的漂亮姑娘了。

当然，他对她的这些变化毫不知情。因为自从那晚对着她笑了笑，之后，他又跟以往一样，让别人感觉——他从来不瞥她一眼，就像他从来不瞥任何异性一眼一样。所以，他自然无从知道她发生了什么变化。

他是大城市的人，不知道大城市里的人都有些什么讲究，她在心里琢磨，脚下不由自主地总往女知青宿舍跑。她就是想去看看，人家大城市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女知青们爱干净，宿舍收拾得很整洁，这是她早就观察到的。她觉得这点好，值得农村人学习，有些农村家庭实在不讲卫生，她自已家人倒是蛮爱干净的。有的女知青还爱看书，听说他也看书，爱读书是好事。不过农村里嘛，没条件读书，村民们认为能识几个字就行了。自己才读到初中毕业，都被看作是村里的大知识分子了呢。那以后，她倒是尽可能地找书看，可那个年月，读书的臭老九们都被打倒了，书，尤其是好书也成了稀缺品，在偏远山村里，更是难得找到好书。她看到有女知青在打毛线，温柔地一针一线地编织各种巧妙的形状花样，那毛线团在花一样柔润的女知青手下一圈一圈地变小，看得她心里一漾一漾地温暖起来。她要学打毛线，她在心里偷偷地幻想着——如果能给他织个围巾、毛衣什么的，自己每戳下一针每扯一下线都是在为他，都在想着他，那多有意思！  那时，农村妇女织毛线的比较少，地里的农活忙不完，回到家里，锅头灶脑的事更多，天不亮就得忙到深更半夜，哪里还有闲工夫打毛线？玉华的阿妈就不会打毛线，其他亲戚中也没有打毛线的。但她下决心要学。

先向知青请教了，织个男式围巾要买几号针，要用什么线得买多少线。想办法弄来了针和线，她一有空就耗在女知青宿舍里学打毛线。有人调侃她：“小姑娘长大了，打起毛线来了呢。这是给谁打的？”她说：“学着玩呗，先试着给我阿爸打一个。”她阿妈问她：“你这毛线是想打给哪个的？”她就说：“先学着打，不行么，就给小弟吧。”

她可绝不敢让别人猜出她心底里的那个小秘密来。她慢慢地用心地一针一线地织，悠悠地耐心地一针一线地磨，每戳下一针，她心里就想到他，甜滋滋地。她不敢织快，因为织好了一时也送不出去，一来她不敢送，二来即使她敢送，她知道，他必定也不敢收。

 一天傍晚，玉华和阿妈从队上集体食堂打了饭回来，一家人围坐在桌子旁边。她阿爸突然说：“我明天一早要去县里办点事，顺便拉点化肥回来。还是要得叫个人一起去，万一有什么事好有个帮手。我看，那个上海知青林国强，可以吧？”阿爸似乎在征求她的意见。惊得玉华端着饭碗的手抖了下，吓死她了，难道阿爸看出什么来了？在试探她？！“嗯，哦哦，应该可以的。”她吱吱唔唔地应到，眼皮低低地望着碗里，心里慌得要命，死了，死了，怕是阿爸火眼金睛发现问题了！她胡乱扒完饭，赶紧起身回房里躲开阿爸。她心里猜想，阿爸一向反感这个“黑五类”子女呀，今天他是怎么啦，出其意料地提起他，肯定是在有意试探她，完了。她好怕连累到他，阿爸可是很严厉的人，这种事他肯定不轻饶。那个年代，婚恋嫁娶都牵涉到家庭政治成分问题，不被允许的男女关系，更是个大问题。她躲在房间里，心嘭嘭嘭地跳。

过了一会儿，阿爸在堂屋里喊她，要让小弟陪着她一起去通知林国强，明天一大早跟他一起赶着牛车去县里。

 玉华一路上想着，难说是阿爸让小弟跟着她去当眼线呢。要当心，千万别露出什么马脚来。  到了男知青宿舍门口，玉华心跳得狠，但她定了定神，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站在门边，扯着嗓子，生硬地大声吼：“林国强，在吗？”他在屋里答道：“在，在。”赶紧跑出来。玉华也不抬眼看他，“我阿爸，何支书，让我来通知你，明早六点，去队上的牛棚跟他会合，跟他一起赶着牛车去县里，要给队里拉些化肥回来呢。”他也没抬眼看她，只应着：“知道了，知道了，好的。”

 回家的路上，玉华得意地想，这出苦肉计演得不错的吧，这回阿爸怕是没得说的了。不过，以后要得加倍小心，阿爸这关可是难得过的。

  那时，还不到二十岁的她，本来在农村姑娘里也不算小了。可是对于未来的人生，她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自己心里好喜欢林国强，可是他头上那顶“黑五类”子女的帽子，还有，人家是大城市来的人，是知青，这一切好像一条深不见底无法逾越的天堑，横亘在她面前。她不敢去想未来的问题，想也想不出什么名堂来，只能过一天算一天，拖着看。

阿爸今晚的举动可能是有由来的，玉华夜里睡着翻来覆去地想。前些日子，生产队里陈叔家来给他二儿子提亲。玉华当然一口拒绝，她看不上。阿爸阿妈倒也没说她什么，可能他们自己也不是很看得上。可是这样下去，该怎么办，肯定会不断有人来提亲的。另外，明天，阿爸不会为难林国强这家伙吧？她在心里隐隐地为他担心，一方面是怕他因政治问题惹什么麻烦，另一方面，是怕万一真是阿爸看出她的心思来，他在心里恼火，却把气撒到林国强头上，那人家可太冤了——再次祸从天降啊！

  第二天中午下工后，玉华跑到村口路边等着，阿爸说了，会争取赶回来吃中饭。她焦急地盯着大路上，她好担心阿爸会给他气受。终于看到牛车轱辘轱辘过来了，她定了定神，装作无意中来到这里的样子，跑上前去，“阿爸，你们回来啦！我来看看这边田里的水，顺便等等你。”她快速地用余光扫了林国强一眼，他也抬起头看了她一下，他的脸色似乎倒还正常。牛车慢下来，让她跳上去坐着。她趁阿爸不注意，扭头望着坐旁边的林国强，用目光询问他：“你没什么事吧，一切还好吧？”他也转过头来，领会到她的意思，略微点了下头表示：“嗯，没事，还好。”她这才松了口气，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只需一个眼神、一道余光，他们就能意会彼此的心思，既然无法言说，只好用这种无声的方式交流，这只属于他们俩，别人可难以察觉，她心里甜蜜蜜地偷偷地乐呢。

 那天回来后，有次，阿爸像是无意中在玉华面前说起：“林国强这小子还是不错的。不过人家是来插队的知青，我看这政策......恐怕人家还是要回大城市的哦。”玉华的心里咯噔一下，阿爸似乎在敲击她，“嗯嗯，哦。”她低着头连声应允。唉，这话让她心里横竖不是滋味。

4

 故事讲到这里，该讲讲那张老照片了。

 在照片拍摄前，发生了许多事。

自那次林国强跟着阿爸到县里用牛车拉化肥后，玉华觉得他的处境在逐渐改善。阿爸似乎挺赏识这个年轻人的，有时候生产队遇到什么突击任务，阿爸会安排林国强带上几个年轻人去完成。林国强总是不多说什么，只闷着头答句“嗯。”“好的。”或“知道了。”就立即去干。自然，任务每每完成得很是令何支书满意。队上组织社员学习上级政策精神，有时，阿爸也会让林国强在会上给大家念文件。阿爸说，他文化水平高，人家念到高中了呢，就盼着考大学，却下来插队了。去县上办事时，阿爸也越来越多地叫上林国强一道去。阿爸说，他虽然话不多，但办事牢靠。眼看着何支书这么器重林国强，往日里那些欺负他的人也逐渐收敛了，有的还死皮赖脸地转而巴结他。玉华看得出，他心里的压力渐渐减轻了，真为他感到高兴。她在心里感激阿爸。

后来有一天，生产队支部会议传达上级精神，经过党支部的考察推荐和争取，林国强发展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玉华不懂政治，可她知道，这对林国强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他人生的重大转变，这让笼罩在他头上的阴霾消散了一大半，他终于可以抬起头来做人。

接到这个消息的那天，玉华一直欣喜若狂地关注着林国强，她似乎比他还高兴。他是很高兴，可那是一个成熟男人的高兴——他波澜不惊、泰然淡定，不是像玉华这样熟悉他的人可能根本看不出——其实他内心非常高兴——他虽然并没有笑，但她看得出，他脸上的凝重忧郁消退了一大半。他平静地听着别人向他宣布这个关系他人生前途的重大消息，嗯地应了声，点了下头，之后，仍然去埋头干活。玉华看着他，一锄一锄地缓缓地挖着地，似乎他很累了，似乎今天锄头特别沉重，锄刀黏涩在泥土里，他似乎得用尽力气才能把它拔出来，又徐缓地举起来，再拼尽全力地一锄挖下去。他肯定是心累了。他可能想起了过去经历的种种不堪，可能想起了那顶“黑帽子”扣到头上后所承受的无端灾祸和苦难，还可能已开始重新设想以后的人生、往后的道路。插队这四五年来，他确实好累，玉华呆呆地望着他，好为他担心。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拼命干活，似乎是为了赎罪，又似乎是想在繁重艰苦的劳作中忘却痛苦，麻痹自己。这些年里他的付出远远超出了所得的回报——摘掉头上那顶令人羞辱的“帽子”——也可能他早已并不是在为了这个而努力——他可能早已超脱于凡俗的生存、政治、功利......

那一刻，她好想冲过去，走到他面前，紧紧地拥抱他，让他在自己的怀里酣畅淋漓地哭一场。  可是，他似乎更愿意自己舔舐心头的伤口，更愿意自己一点一点地为自己疗伤。

这几年，他已感受到了玉华对他的关心和仰慕，他感恩她的倾心眷顾，可礼貌地和她保持着距离，婉谢她的接近。她深切地同情他的遭遇，由衷地欣赏他的才华和人格，当然，还有他帅气刚毅的男性魅力，这种种情感交融碰撞蕴蓄升华，在一个青春灿烂的姑娘心里必然滋长升腾成了深沉的爱......

而他，其实他并不是没有感情的人，只是他所经历的家庭惨痛变故和人生剧烈沉浮，令他堕入痛苦的深渊，他连自己人生的前路都感到茫然无措，怎么可能有心思考虑儿女私情，因而他根本无心也无法顾及追寻爱情。他感受到了她是个善良纯朴的好姑娘，是个美丽可爱的好女孩。可是，就像她自己感受到的，他头脑里在思考的东西，可能是她这辈子也无法理解的，毕竟他们之间的人生阅历、文化层次、思想眼界差距太大。他知道，他无法令她理解自己心中的梦想和忧虑，更无法向她诉说心中的苦闷伤痛，他们在心灵上精神上难以产生他所需要的交融共鸣。尤其是，他一直背负着“黑五类”子女的恶名，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别说与插队地方女子恋爱，他甚至不敢对任何异性多看一眼，唯恐因自己的任何不当举止再招惹更多麻烦。

在这远离家乡千里的西南边陲，绵延横亘高耸入云的座座山峰，就像坚不可摧的巨大屏障悍然阻隔在他面前。这片原始苍茫的红土地啊，这群质朴甚至有些不开化的乡民，让他又爱又恨。这些年，他拼命埋头干活，用沉重的劳作麻痹自己，用几乎没有喘息机会的肉体上的苦累，来减轻父亲冤死带来的心灵上的痛楚和对家人的思念牵挂，在埋头劳动中，他也在思考自己的人生命运前途，思考国家社会问题。

当头上那顶黑帽子被摘下来，成为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首先想到，要努力争取去上大学。那是1974年，我国高校已恢复招生，但是实行推荐入学，仍然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门槛。他想，不管它，先好好复习，等待时机。他四处找知青借书，想办法找资料来复习。那时候，在偏远山村里，书籍相当稀有，他不得不跑到很远的知青点去借书。每当借到一本好书，还要得抓紧时间阅读学习，因为要得尽快归还书主。他白天干活，晚上抓紧时间看书，可在多人同住的知青宿舍里不能看得太晚，怕影响别人休息。在大家都睡下后，他只好跑到生产队粮仓楼梯下的角落里，打着手电筒看书学习。

  玉华那两年学织的毛线一直处在“练手”的阶段，她心知织好了也送不出去，就慢慢腾腾地一针一针地磨时间。先织好一条男式围巾，知道林国强不会要，她就送给阿爸戴，说是给阿爸织的。后来，她就越发慢悠悠地磨，织到差不多快成形时，她就说不满意，拆了重新织。就这样反反复复地织了拆，拆了织，拖延着时间。她又没法放弃编织，当手里一针一针地戳着毛线，扯着线团，似乎她心里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愁绪总能多少得到点宣泄舒缓。

在林国强发展成为“可以教育好子女”后，他有了更多机会参加各种活动。比如，参加文艺宣传队。此前，戴着“黑帽子”的他是没有资格当文艺宣传员的，那是要站在台子上和人民大众面前表演的，政治上有污点的人都不可以入选。当生产队领导来做他工作，让他加入文艺宣传队时，起初他还有点犹豫，主要是因为怕时间不够用，他本来就在拼命挤时间读书学习。后来，他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参加，这是领导对他政治上的认可，不能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好意，再说了，晚上排练节目或演出，还能挣上点工分呢。那个年月，每一点工分都是宝贵的，多挣一分工分就能多分到一点口粮，就能多换来一点生活物质。

  那些年，为了丰富农村群众的文艺生活，通过文艺表演加强政治思想宣传，各生产队都组建有文艺宣传队。通常在重大节假日或一些政治活动中，就地灵活利用各种场地，开展文艺表演，多为样板戏和革命舞蹈、歌曲。在那个娱乐极度匮乏的时代，农村文艺队非常受群众欢迎，每遇到演出，常常全家老少全都一起去看。插队的知青们大多文艺素养较好，成为了农村文艺队的主力军。何玉华是队里百里挑一的漂亮姑娘，又是村民眼里的大知识分子，自然早已成为各种文艺活动的台柱子。林国强加入文艺宣传队，其实是她暗中使劲，游说生产队领导们促成的。林国强外形条件非常好，往台上一站可抢眼球了，不利用好这块好料子太可惜了。而且，他参加文艺宣传队，他们就能有更多机会直接接触，多好。玉华已经是一个成熟稳重的大姑娘，懂得了要巧妙地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她阿爸应该不会很反对她与他交往了，但他从不明确表示反对或支持，可能还是担心人家要回上海。

那时，林国强不再像以前那么忧郁沉闷，似乎人生有了明确的奋斗方向，脸上的笑容多起来。参加文艺队，他也是像干农活一样地认真卖力。玉华发现他非常有文艺天赋，有一付天生的好歌喉，跳舞方面也只需稍微鼓捣练习下，肢体就能协调灵活地找到舞蹈的感觉。一问才知道，原来他在学校时就参与过各种文艺表演活动，是有底子的。

在一起排练节目，可是培养感情的好机会。玉华开始抓紧织毛线了。他以前很少跟她说话，一起排练节目可是名正言顺的同事来往切磋技艺，这下需要交流的可多了。他说着一口好听的普通话，声音温温和和的，带点磁性。一般都是玉华主动跟他说，他礼貌认真地回答。她跟他说话时，还是会脸红。她发现他也会脸红。她是因为跟心里暗恋的帅哥说话，紧张害羞而脸红。他则是因为，一个喜欢自己的漂亮姑娘，主动靠近自己，而被弄得手足无措至脸红。她明白这一点。可是，她想，不管他怎样，我就是要努力争取得到他，我就是喜欢他。

排练节目时，她主动跟他讨论该怎么唱歌，跳舞该如何摆弄好肢体，手脚、眼神怎么配合得传神。总之，没话她也要想方设法地找话跟他说。别人都看出了她对他的热情。她那时觉得，不管了，豁出去了，人生还能爱几回？有几次，看到他身上的衣裳脏了，她想说服他脱下来，让她拿去帮他洗，可是他总是把衣裳往身上裹得紧紧的坚决拒绝，气得她眼泪汪汪的。他衣服上的纽扣掉了，他也不让她拿去钉，她就干脆带上针线去排练，休息时，硬是现场当着大家伙儿的面帮他钉上。有时，晚上排练或演出结束，她就主动请他送自己回家，这个他是无法拒绝的，作为堂堂君子，怎么可能看着一个于自己有恩的好姑娘冒险独自走夜路。就是在一次次夜晚送她回家的路上，在她的追问下，他给她详细讲了自己当大学教授的父亲的悲剧，讲了他的母亲、姐姐仍被下放各地，家庭遭难，手足离散。她听得唏嘘不已。他多次明确表示，他的情况无法考虑娶妻成家，他没有心情恋爱交女友，他现在只想努力争取上大学。她听在心里，就默默地帮他留意着上大学的事。

到了拍那张照片的那一年。玉华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是1975年的夏天。县里搞革命文艺汇演。他们排演的一个革命舞蹈被选中参加汇演。生产队的领导们高兴坏了，专门批了假，让八个舞蹈演员专心排练，还给他们提供了完善的服装、道具等演出装备。正式参加汇演的那天，生产队领导亲自带队，早早地安排牛车送他们去县里。上车时，玉华伸手让林国强拉上去，就顺势坐在他身旁。几个年轻人一路上欢欣鼓舞地拉歌。这是玉华第二次与林国强一起坐牛车，她动了个小小的心眼，有意挤着他坐一起，牛车颠簸时，她就故意往他肩上靠，看他怎么样。这呆子丝毫不解风情，木讷地让她靠着，有点尴尬地红了脸，也不敢避让。玉华心里乐了，她觉得他还是喜欢她的，只是可能出于各种顾虑，他不敢在这种特殊时期谈情说爱。

在县礼堂前的广场上，领导还找来专业摄影师帮他们拍照。几个年轻人，摆出各种造型拍了好几张照片。林国强似乎对拍照片不太感兴趣，只拍了集体合影。拿到合影小相后，玉华常常拿出来长时间地端详照片中的他。有天，她突发奇想，何不干脆把照片放大了，装上相框挂在墙上，爱怎么看就怎么看。就这样，从此她就挂着那张他英姿勃勃矗立期间令她珍爱一生的照片。

眼看玉华已经二十二岁，农村里她的同龄小伙伴们大多成家生子了。她自己心里也着急呀。她暗暗下决心，要跟林国强直接表明心意。她早已为他精心编织好一条围巾，浅灰色上缀着两行稀疏的棕色心形小图案，漂亮时髦。只待找个合适的时机送给他。

一天晚上，文艺宣传队排练小合唱。玉华把那条围巾装在包里带着，她想好了，今晚要跟他说清楚。

排练结束后，照例由他送她回家。她故意磨蹭着，待大家都散去了，才走出排练的生产队活动室。她还是有点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开口。那晚月朗星稀，夜风徐徐，空气中不时飘来一阵阵稻穗的清香。玉华脸上颈上微微沁出的汗都吹干了几回，虽说她已大胆地向他袒露自己的热情，可真是临到要直接说出来，她还是有些羞怯。走到路口转角处时，玉华终于开口：“喂，我有个事跟你说。”林国强走在前面，转过身来，“什么事？”她从包里掏出围巾，在手里揉着，低下头，羞红了脸，“我给你织了一条围巾。”林国强愣了下，“啊，这个，”他使劲搔着后脑勺，不知该说什么才好，“玉华，这样不好。”

“为什么？”她直视着他的眼睛，“我喜欢你。我早就开始给你织了。”

他还是搔着头，目光左躲右闪，不知道该望向哪里才好。“哦，哦。我知道。”他觉得有点于心不忍，“玉华，我一直把你当作小妹妹。你对我好，我知道。”

她的眼泪哗地涌出来，“难道你真的不喜欢我？是因为你要回去吗？”她狠狠地朝他嚷。

他镇定地站着，和她保持着适当的距离，轻声说：“玉华，我早跟你说过，我还不想谈恋爱。我还有我的事要去做。”

“可我就是喜欢你。”玉华呜呜地哭起来。

他可能也感到心中痛楚。眼前这个楚楚可怜的漂亮姑娘多好哇，这么多年来，她悄悄地关心他帮助他，让身陷困境的他如久旱逢甘霖。他做梦都想不到，在这困厄穷途中，竟然能遇到这么好的姑娘像亲人一样关照自己。她是那么善良、美丽、纯真。要说自己一点儿也不动心，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不能，他还不能任自己陷入儿女私情中，他的人生确实还有很多事情想去做，他还要上大学，他还有未竟的人生志愿，他相信这社会不会一直这样黑暗下去，可能将来有一天自己是要离开这里的。如果现在不守住自己，只怕会害了她一辈子。

  “玉华，对不起，是我不好。我确实还不能考虑恋爱的问题。”他柔声哄她，“你是个好姑娘，以你的条件，这十里八乡的青年男子中，都任着你挑任着你选，你什么好男人找不到？我......我自己以后的日子是什么样子都还不知道，我不能害了你呀。”

“可我只喜欢你。我不要找别人。”她望着他，泪水哗哗地流。

  他有点冲动，想上前抱住她，把她紧紧搂在怀里，抚摸她的头，亲吻她的脸，让她在自己的胸前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哭出她对自己的怨，哭出她爱而不得的委屈。可是，他拼命使劲控制住自己。他不能，他不可以这样做，他知道，万一被人看到，那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的，那会误了自己，也害了她。

“我一直把你当作自己的亲妹妹一样。你就永远做我的亲妹妹，好不好？这条围巾，谢谢你的心意。你先给你阿爸戴吧，给我这样的人真是浪费了。或者留着给你的，以后你找的丈夫去戴。你一定会嫁给一个真心爱你疼你的好男人的。到时，要记得请我吃喜酒哦。”

“走，先送你回去。你回家后，要好好睡个觉，明天还得准时上工呢。”他引着她往前走。“本来，今天我也有个事想告诉你。以后文艺宣传队这边的事，我可能没时间参加了。白天干活已经很累了，我还得留点精力看看书，万一哪天可以考大学，我要得提前做好准备。”

  她用整个身心编织出来的那条围巾还是没能送出去。她伤心欲绝。他温柔地对待她，但始终与她严格地保持着距离。她没有办法恨他，可也没有办法不想他。

  他感激她，感激这个好姑娘给予自己的无私的爱，只恨自己不能分个身子出来送给她报答她。他尽量埋头做自己的事，尽量避开她。他好希望能为她做点什么，可是，似乎做多会错多，只有让她尽快忘记自己平静下来，才是对她最好的。他拼命读书，真希望能赶快离开这里，免得造孽更深。

5

  那两年，少数有门路的知青开始陆续偷偷摸摸地返回城市。这在知青队伍中引起一些骚动。大家嘴上不说，但心里都在各自打着主意。

林国强只管埋头苦读，他找不到别的出路，一心想着读书学习也许是一条有用的门路。当时到红星生产队插队的知青能像他这样坚持学习的并不多，大多数知青的文化功底比较薄弱，加之经过多年的农村艰苦劳动，早已把书本知识抛到九霄云外。有的知青还对他冷嘲热讽，认为他这是特立独行。林国强毫不在意这些人的异样眼光，依然我行我素，只顾争分夺秒学习。

玉华明白，他是想上大学，他在为上大学提前做着准备。可那时，上大学是靠推荐呀。她四处打听，才搞清楚了，各级各类高校招生名额加起来，每年一个县只能分到为数不多的几十个，那点名额再分下来，往往几个生产队才能推荐一个，每年都是千百人争一个名额呢，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她想帮他，虽然他不接受她的爱，可她心里还是念着他恋着他。她思前想后，有了个主意。

“爸，听说大学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是由贫下中农推荐。怎么我们生产队这么多年轻人，可从来都没有推荐去读大学的。你可不可以想想办法，给咱们生产队争取个名额。”她阿爸有点意外，女儿怎么关心起这问题来了，但想想也觉得是情理之中的事，玉华经常跟知青接触，可能多少受到些影响，了解外面发生的情况。“这个么......我倒听说过，但是全县那么多人，个个都在抢那点名额呢。不知道整不整得到。”玉华见阿爸口气蛮好，就乘胜追击，摇着她阿爸的胳膊撒娇，“爸，你想想办法嘛，我们生产队能推荐年轻人出去上大学，是我们的骄傲呀。你一定会有办法的。”何支书把水烟筒吸得咕嘟咕嘟地响，抬起头来叹口气道：“唉，我只能试试看。”他接着转过头来说玉华：“你二叔家的小秀嫁人啦，人家张大哥家的小凤都生第二个孩子啦。你倒一天瞎操心别人的事，自己的事放在一边。你说，你的个人问题到底要怎么办？人家媒人都快把我们家的门槛踩破了，你总是摇头，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人？我提醒你啊，那些知青可能最终都是要回去的。”

“哎呀，爸，这哪里是别人的事。万一大家推荐我去上大学呢？等我上了大学呀，我那点事还何用你操心。到时，肯定屁股后面跟着一大群人追我呢。”阿爸在别人面前很严肃，可特别依玉华哄。

  她知道阿爸明察秋毫，自己的那点心事怎么可能逃得过他老人家的眼睛，其实他早几年前就开始敲打自己了。可能阿爸还是信任玉华，相信她能处理好自己的恋爱感情问题，他虽然担心，可也并没有横加干涉。阿爸还是算开明的了，她心里想。

其实，何支书衷心希望自己的女儿幸福，玉华是这周围读书上学最多的孩子，山村里这些浑小子呀，别说玉华自己，连他这个当爹的能看得上的都没有，为这事他也是在心里急呀。他早看出来了，自家姑娘对那个上海知青林国强情有独钟，这让他不知道该喜还是该忧。喜的是，女儿会自己挑女婿，挑人的眼光还蛮有水准的，林国强这小子人品、能力确实没得讲的。忧的是，女儿挑的人让他那颗心悬上了半空，人家毕竟是大城市来的知青，人家那心可能是留不在这种穷山沟的。他观察，林国强似乎也不是对玉华不动心，自己这女儿相貌脾性可是百里挑一的人，可能主要是因为他的心不在这里，他还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何支书眼看着女儿一年年耽搁着，自己虽然是生产队领导，可也拿着这个事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自己也是过来人，他怕自己粗暴阻挠会毁了女儿一生的幸福，又怕任其发展以后自家宝贝女儿被人家伤了心。

  说到推荐上大学这事，他倒是开始留心起来。他琢磨着，如果能想办法让玉华去上大学，以后的前程更好，身份地位不同了，可能她和林国强的恋爱问题就好解决了。嗯，就这样，得赶紧想办法。

说办就办，何支书马上就开始四处找关系活动打听。探知到今年已经晚了，要等明年招生了。这样也好，到明年还有些时间，还可以再想想办法，让事情按自己的计划进行。

他把这事盘算来盘算去，过了些日子，何支书又有了新想法。玉华对前来提亲的人总是一口拒绝。他观察，这丫头一门心思念着林国强呢。他这个老爸在心里火急火燎的，却怎么也使不上劲儿。他寻思，能不能推荐林国强到本地的师范学校上学，这样读出来以后，他肯定只能在本地当个老师什么的，如此一来，他就不可能再回上海了，玉华和他的事不就容易成了么。思来想去，他觉得这个办法好。不过，还是探了下女儿的口气，“丫头，你让我去争取上大学的名额，是你自己想去上吧？”玉华趁机做她爸的思想工作，“爸，我去上也可以。不过，你觉不觉得，林国强更适合去上？他文化水平高，读的书也多。不让他上大学，可惜了。”这下，何支书心里主意定了。于是，他故意私下里跟林国强说，他各方面表现不错，要好好干，明年队里想办法推荐他去上大学，但让他自己知道就行了，千万别在外面说。

林国强没想到人生这么快就出现转机，前方的道路曙光闪耀，自己可算是苦尽甘来，心里暗自庆幸振奋。他觉得，肯定是玉华在暗中相助，对这个姑娘，自己实在亏欠太多，不知该何以为报。这些年来，这个好姑娘对自己的那份痴痴深情，让林国强心里感到深深的愧疚，他想着，如果以后回去了，有能力了，一定要给予玉华一些力所能及的物质上的帮助。他更是加倍卖力地干活，尽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双手，回报生产队给予自己的关心照顾。下了工，更是抓紧时间看书学习，想把浪费的光阴都抢回来，待上了大学才能够尽快跟上知识前沿。

到了1976年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时候了。通过各方努力，何支书果真向县里争取到了一个名额，可由生产队推荐一人到本地师范学校，学成后回到本地教书。队上只公布说有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具体就学专业和就业定向不说。这种机会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哪里还能管它什么学校和就业定向，名额一分下来，大家争的是那个头破血流。在何支书的大力支持下，最后，队里推荐了林国强。按说林国强自身的努力也完全配得上这个名额，可是如果没有何支书的有力支持，真全凭他自己的努力和实力，真是由着贫下中农去投票打分，怎么可能争得过那群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有些人呀，真本事没有，更不愿苦干实干，只一门心思投机取巧，平日里吊儿郎当走家窜户，一遇到这种事，早暗地里上窜下跳煽风点火教唆拉拢。像林国强这样只管埋头苦干的人，哪里是那些人的对手。

何支书心想，林国强小子应该要懂得点知恩图报，先看情况，如果他入学前还没有跟玉华把关系定下来，自己怕是要得出面敲击下他咯。  林国强踌躇满志地到县上填报名表。本来以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填报志愿，可谁知，填表时，才被告知，他的名额是读本地师范学校的，读了后必须回到当地工作。他简直像被当头一盆冰水给泼懵了。他本来一心想回上海去读大学，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左思右想，他决定，不管它，就按自己的意愿填报，能录就录，不录就算，如果不能录到理想的学校，还不如再等等看。那年高校录取比较晚，左等右等，结果，他没被录取。据说，他的那个名额，被调给了别的人。当然，没按分配限定填报志愿的情况，林国强没敢跟任何人讲。大家还以为是别的什么原因，导致他落榜了。何支书没想到事与愿违，被弄得哑口无言。

后来，林国强反思，早知道会这样，当时他应该回生产队来，跟领导们说明情况，把他的名额让给玉华去读。为这事，林国强那些年一直在心里懊悔不已，白白浪费了那个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名额，实在太不应该了。

玉华为他好着急。还以为是因为他的家庭政审不过关之类的原因，影响到了录取。他那么想上大学，可他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她完全忘了他并不爱自己，她也根本不会去计较自己的付出能不能得到他的回报。真正的爱就是这样，会爱到心里眼里只有他，会爱到忘了自己，能这样爱的人首先她（他）自己肯定心地纯洁善良。这样的爱多么可贵，这样的人多么可贵。

不过，到了第二年，忽然听说政策可能要变了。果然，快到年底时，通知来了，全国恢复高考了。

林国强喜出望外，没想到，阴差阳错，竟然盼来了自己渴望已久的机会，他要靠自己的真才实学，考到心仪的大学，做一名真正的大学生。他赶快抓紧时间日以继夜地复习。自己倒是早已做着高考准备，还是有一定的把握。可想到被自己浪费的工农兵学员名额，他一直内疚不已。他知道，如果这次自己能考上大学，可能从此就永远地离开了，就很难再能有机会弥补自己对玉华的亏欠了。思量再三，他主动找到玉华，表示如果她想参加高考，他可以指导她帮助她复习。玉华毕竟有初中文化功底，而且人也聪明机灵，他极力鼓励她去试一试。

玉华本来早就绝了读书的念头，况且复习的时间非常紧，一个多月后就要考试。可被他这么一说，觉得还是应该去试试看。

为此，玉华专门跟阿爸讲明情况，向生产队争取请假复习。另外几个想参加高考的知青，也得到批准，停工复习。何支书真为女儿高兴，无论考不考得上，去试试总是好的，而且这一来，她与林国强可以多些交流，他多希望女儿能有一个好的归宿。

 那一小段时光，成了玉华生命中最温暖最甜蜜的回忆。

 他们借生产队活动室来复习。时间很紧，林国强专门为玉华制定了严格的复习计划。玉华这方呢，想着，单为了能天天看到他，都感到好开心。何况，他还坐在她面前，离她那样近，用温柔鼓励的眼神看着她，用温和悦耳带着磁性的男中音，给她耐心地讲解，就算为了享受这个，她也要努力坚持下去。他们每天早上六点钟，就都赶到活动室，他开始检查头天让她背记的重要知识点，温习一遍后，再给她新讲一些各科知识点。她报的是文科。他自己是要考理科，与文科重合的科目，帮助她学习就当作自己再加深复习，自己不考的史、地两科，他就当作自己拓展学习。他想着，玉华冰雪聪明，难说通过这样填鸭式突击复习后，或可考上个本地院校呢，这样就遂了自己的心愿了。

他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妹妹一样看待，要尽上做哥哥的本分，督促她努力学习，去争取一个更美好的人生前程，也补偿自己对她的种种亏欠，报答她对自己多年来的一片痴心。他怕再不抓住这点时机，可能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回报她了。她呢，则安然享受他的这份特殊关爱，她不愿去想这样能学到多少东西，不管能不能考上，重要的是，他主动走向她鼓励她帮助她，只为了这一点，再辛苦再难学，她也打心眼里感到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文科的有些知识她一看就懂，重点是要背记下来。她最头痛的是数学，丢的太深了，她又只读到初中，他就只能挑选最重要的知识点给她讲解，听不懂也让她死记硬背下来。他给她讲解政治时事、历史事件、地理现象，像老师一样循循善诱地授课。她专专心心地听讲，认真做笔记，不懂的地方就随时问他，要理解要背诵记忆的东西太多了，有时，她觉得有点吃不消。语文的写作水平短时间内难以提高，他就找来经典的议论文、说明文、散文等各类型文章，让她广泛阅读，如有不懂的字词，可随时问他。然后，拟出一些标题，给玉华讲解高考时该怎么写作。她独自学习的时候，他就坐在一边复习自己的功课。

玉华心里从来没有这样幸福过。不管他怎么看待自己，反正自己是爱他的。他就在身边，离她那么近，有时候凑近来帮她看字讲题什么的，她都能感受到他的呼吸他的体温，这总让她像身上过电一样，瞬间麻酥酥的。看着他温柔的眼神，听着他耐着性子地跟自己反复解释一些知识点，她觉得好甜蜜。有时候，她故意说这个不懂那个不懂，故意折磨他——就是要这样折磨他，要让他多讲几遍，要让他讲得口干舌燥——要让他为自己受点折磨——就像他让自己的心受折磨一样。

  有时候，尤其在数学上，她觉得实在太难懂太难学了，她就故意跟他撒娇，“这个破函数是什么意思？我就是不懂。烦死啦。”有时候，她说：“文科生为什么要考数学，我听不懂，我不要学啦，不想考啦。”他就赶紧好声好气地哄她：“好了好了，我们不着急好吗。我再给你细细讲讲。数学是有点难，你能学多少算多少，咱们不靠这科，你其他科目学得挺好的，考试时重点把握好其他几科就行。我们不能因为这点就灰心丧气，不可以随便说放弃，好吗？”。这种时候，她觉得他应该是爱她的，他不忍心让她受苦叫累，不愿意让她有半点不高兴，他恨不得能替她受苦受累，他尽心尽力地呵护她，他是疼她的。她觉得心里暖烘烘甜滋滋的。

他巴不得把自己脑子里学得的所有东西，在短时间内全部灌输给她，他真希望能帮助她走出去，走到外面的世界，去拥抱比追寻爱情广阔得多的天地。这是个多好的姑娘呀！如果自己能再有一个身子，他一定分出来，留给她。可是他没有。他不能说不爱她，但他又不能爱她。他明白，这种爱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无法生存发展下去的，如果任其滋长，最终只会相互伤害。有时候，他好冲动，真想上前去抱住她亲她吻她。可是，他不能，他时时告诫自己，不能！他出身书香世家，从小受到深厚的传统文化思想教育濡养，心中深知这种事情必须“发乎情，止乎礼”。

他知道，他和玉华终究会像两颗流星一样——在茫茫夜空里偶然相遇——交臂而过时碰撞出绚烂夺目的火花——闪亮地交错，划出耀眼的弧线——又各自向着自己的天空飞去。他不能害了她！

玉华感受得到他的心情，她知道他心里难过，她也心里凄楚。她知道，他肯定要走了，她永远不可能得到他。这一小段时间，就像分离前的盛宴——将是她与他第一次走得这样近，但很快必将永久分离的前奏。她无法设想未来，她就尽情享受当下有他陪伴的美妙时光。她老跟他撒娇。看书看累了，她就跟他撒娇，他就赶快哄她。记不住他让她背记的东西，她也跟他撒娇，他就赶快哄她。晚上在活动室看书看困了，她也跟他撒娇，他就赶快哄她。他像她的老师，像兄长，像朋友，也像爱人，由着她任性淘气胡闹，无论她怎样，他都心甘情愿痴痴愚愚地全部接受。她幸福得醉熏熏晕痴痴的。她觉得，他们这是在恋爱了哟。谁说恋爱非得山盟海誓，非得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如果说爱情有很多种形式，那么，这种彼此爱而不得的情形可能是最悠长浪漫，也最酸涩悲情的。虽然相互间连手指尖都没有碰过，但是这显然比发生了什么关系都更令彼此刻骨铭心。

沉浸在幸福中的人们总感觉时针走得比平时快好几倍，转眼间高考时间就到了。何支书亲自驾着牛车送他们几个考生去县里赶考。那是一届非常特殊的高考，据说竞争异常惨烈。

考完试，他们又在生产队各自上工。玉华觉得心里越来越空——他肯定要走了，很快要走了，可能从此永远地离开了——她被一天天迫近的离别压得胸口憋闷——她觉得头顶的天空一点一点暗淡下来，一点一点坍塌压将下来——就像要被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生生地撕开，掠去一块。

很快，成绩公布了。林国强凭着过硬的实力，考上了上海知名大学，是生产队里唯一考上大学的。应该说，临阵磨刀的填鸭式复习，对何玉华还是非常有用的，仅仅初中毕业的她，只差了一点点，就可以进本地院校了。玉华自己也觉得很振奋，没想到自己这个文化水平竟然能够去冲刺高考，这都多亏了他的耐心辅导。林国强鼓励玉华继续学习，明年再参加高考，他把自己手上所有的复习资料都送给她，还承诺等到了上海，会多找些资料寄来给她。

临走前的那个晚上，他约她出来，在村头的田埂边。他把挎在肩上的那个军用水壶扯下来，双手捧着送给她。他说，自己的所有物品中，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个水壶是他妈妈在他插队前专门给他买的，还亲手在背带上绣了他的姓，怕他跟别人的水壶混起来了，那是他最珍爱的东西，现在送给她，留作纪念。那只水壶，她多次见过他挎在身上，多次见过他举起壶来咕咚咕咚地牛饮，她默默地接过来，紧紧地握在手里。他说，这么多年来，玉华就像一束光，照亮了他悲惨黯淡的生命。在他刚来插队时，有好几次，觉得快熬不下去了，是她悄悄给予他的帮助，让他感到了人间还有温暖，让他有了活下去的勇气。他说，他感激她，她给予他的帮助、她给予他的慰藉支撑着他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他觉得无论做什么都难以回报她。他说，他一定要走，是因为他的生命不是属于他自己的，他肩上还有很多责任，他父亲的冤情还没有得到平反，他要得回去处理，他的母亲和姐姐也有很多问题需要他去解决，而且从小在心中树立的人生志向仍需要他去为之奋斗。他注定只是这片红土地上的匆匆过客。他说，她是个好姑娘，实在太好了，人长得好看，心地善良纯洁，脑子又聪明。是他自己没有福气，是自己配不上她，比起她来，自己就是一个庸俗不堪的浊物。他还说，希望她好好找个爱她的男人嫁了，好好地过日子，以后带着爱人和孩子一起去上海看他。他还说，愿意一辈子做她的好哥哥。他还说了很多很多......说着，说着，他自己抱头嚎啕痛哭起来。

那天晚上，玉华倒没怎么哭，她有点麻木了，离别的悲痛已经令她麻木了。她坐在田埂边，茫然失神地睁着那双大眼睛，大滴大滴的眼泪无声地顺着脸颊啪啪啪地砸落下来。

6

第二天，天还没亮，阿爸和玉华就赶着牛车，送林国强去坐早班火车上省城。他几乎没有什么行李，只随身背着一个小小的帆布包，他的东西都送给老乡去了。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嗖嗖的寒气冻得人有点手脚发僵，阿爸坐前面一声不吭地赶着牛车，他和她面对面坐在牛车后头，一路上，木然地听着牛车轱辘吱嘎吱嘎作响。该说的、想说的，都已经说了，他们都不知道还能说什么——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她很悲哀。他也很悲哀。连那天牛车轮子轱辘轱辘撵着路面奏出的调子也很悲哀。

她眨巴着木然失神的大眼睛望向他，想起了他刚来的时候，也是坐着这辆牛车，他像豆芽菜一样细弱的身形，她还捂着嘴笑他的样子，还有他忧郁的谜一样的气质。后来，他长大了，长得那样帅气迷人，引发了她多少爱慕和憧憬。一切多像一场梦......

他感伤忧郁地看着她，想起了他刚来的时候，也是坐着这辆牛车，也是何支书坐前面赶着牛车，他那个声音清脆甜美的女儿一路上叽叽喳喳说话。没想到，后来这个姑娘跟自己产生那么多纠葛，快有点剪不断理还乱了。本来以为自己特别理智特别坚强，也没想到，临到离别，自己竟这么悲伤，像是整个身心都被掏空了一样......

牛车到了火车站外面的路边。阿爸坐在车上，跟林国强说：“我就不进去了。就这样吧，以后好好的，有空要回来看看。”林国强眼里噙着泪花嗫嚅道：“嗯，知道了，何支书您要多保重。”

玉华跟着他走进候车室，两人木然地在木条凳上坐下。他嚅动下嘴巴，想跟她说点什么，可是根本没法开口，一开口全是泪。他使劲抹了两把眼睛，胳膊肘杵在膝盖上，双手抱住头，颓丧地坐着。玉华明白他心里不好受，想安慰他两句，可也没法开口——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或，不知道还能说什么。外面不时传来米轨小火车尖锐刺耳的呜呜呜鸣笛声。

广播里通知乘客进站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涌入进站口，她跟他说：“进去吧。”他机械地点头：“嗯。”他们找到他车票上的那截车厢，站在外面站台上。“要不，先上去找下座位。”她说。“不用。”他闷声回答。那是滇越米轨铁路上的绿皮小火车，老乡们有的肩上扛着沉重的大口袋，有的背篓里背着活跳跳的鸡鸭，或挑着担子、竹篼，闹哄哄地挤上火车。上车找到座位的乘客抬起了车窗，伸出头来，跟站在窗下的亲友告别，站台上，有大声说笑的，有嘤嘤低泣的。他和她面对面呆呆地站着，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一会儿他被老乡挤攮推搡得脚下踉跄，一会儿她的辫子被大背篓钩蹭拉扯到，但他们麻木地站着，周遭的喧哗扰攘始终丝毫侵染不了他们，仿佛天地只是他们两人的。麻木，沉默，悲伤到麻木，心里嘶喊到嘴上只有沉默，无尽的沉默即是他们的交流。在那样的时刻，任何一个词一句话都是多余的。那一刻，时光似乎停止了运转，空气似乎停止了流动。可能他们都觉得，要是可以的话，就那样永远站着，永远站下去，如果能把那一刻站成永恒，那该多好——不用管这一别后翻山越岭的路途、万水千山的阻隔、世事多艰的无奈，也不用想以后这天地要如何翻转——一生一世就永远地定格在这一刻，那该多好！

车门口的女乘务员一遍又一遍催促提醒乘客抓紧上车，火车启程的警示铃声响到第三遍了，火车已经呜呜地发动了起来，火车机头嘭嘭嘭急遽地喷吐着一柱柱白烟。撕了心裂了肺也必须分别，命运之神没有安排他们就这样继续站下去，他们碰巧降落到这尘世间的，并非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生命，不允许他们就这样站到地老天荒，站到海枯石烂。

她悲怅地使劲吸了一口气，昂起头来眨了眨眼睛，抑制住眼眶里的泪花，想潇洒地跟他道一声再见。

他猛然间深深地闭目重重地吸上一口气，然后，似乎从心底里从骨髓里发出了一声惨痛的低吟，张开双臂用尽全身力气紧紧地狠命地拥抱了她一下，放开她，趔趔趄趄地跳上火车。还没能待他转过身来，乘务员收起踏板，立即关上车门。火车轮子咔嗒咔嗒一声紧似一声，一下快似一下，呜呜鸣叫着奔驰起来。他疲惫不堪痛楚万状地拖着沉重的身子转过来，心急火燎地扑回到车门玻璃上，把脸使劲贴上去，想再看看她。可是车窗视线已经抛离了她。他发了疯似地往后部车厢跑去，一边跑一边往一个个车窗外弯腰探身搜索，试图抓住站台上的她的身影。可是车身挡住了视线。他像个狂乱的醉汉一路跌跌撞撞往后跑，跑到最后一节车厢，最后一道门。门外面还有个栏杆围起的车篼，可是被车门挡住了。他慌乱抓住门把手使劲上下来回扳动摇晃，门锁着。他焦渴难耐地把眼睛死死贴到玻璃上，透过门上厚厚的玻璃，模模糊糊地看到，站台上，有个岿然不动的身影，头发上带着点大红色，那个就是她了，就是她了......

灰蒙蒙的玻璃被汩汩的泪水冲刷出一道又一道一片又一片亮痕。

火车飞驰起来 ，把他在车门玻璃里的背影瞬间带走了，她这才从他的拥抱中从他的体温中恍过神来——他从此离去了——那截该死的车厢把他拉走了——他永永远远地离开了——这一走，今生今世，他和她也就只能这样了——命运啊，命运，你怎么这样捉弄人。她的心像是被那列火车揪扯撕裂成几块，泪水哗哗哗地奔涌而出。她呆立在站台上，泪水流啊流啊无尽地流......

不知站了多久，那列火车早已开出去消失得无影无踪无声无息。有个老大叔乘务员慢慢地踱过来，对她说：“姑娘，回去吧，回去吧。要好好地哦。他是个知青吧？”那两年，车站的站台上可能天天都会上演这样催人泪下的离别场景。

她像梦游一样走出车站，跳上阿爸的牛车。泪水随着轱辘轱辘的车轮声哗哗奔流。

回到家里，她大病了一场，高烧不退，打针吃药也没有用，那是心里急的。直到过了些天，收到林国强从上海寄来的一包高考复习资料，附了一封短信，让她要保重身体，抓紧时间好好复习，一定要参加那年夏天的高考，她才渐渐缓过来。他在信里称她“玉华妹妹”，落款姓名前是：惦记你的哥哥。她没有给他回信，她的心死了。她想，从此就断了联系吧，断了一切往来，开始自己新的生活，没有了他，日子也还得继续下去。远隔关山千万重，以后，他有他的天地、他的梦想、他的追求，他在那里不管怎样，都将与自己毫无关系——他与她已然形同身处两个世界的人。忘了吧，不忘也不行。在那个年代的社会条件下，普通人根本无法想像——为了爱，能够抛开一切地，去投奔千里之外的心上人——更何况他并没有向她许诺什么。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理解那个年代。现在大家出门动辄高铁、飞机，几个小时就可以从祖国的最南边抵达最北边，如果两个远隔千里的人真心相爱，已经有一定条件或至少是有机会投奔对方并让他们的爱生存发展下去。然而，当今这种条件，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是根本不敢想像的。尤其是，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户口、身份、单位、工作、社会福利等所有基本生存条件是绑定在一起的，一个人根本无法随心所欲地迁徙到自己想往的地方去生活。

无论他和她，应该都已断了念想——不绝了念想，也别无他法。

玉华自己着手复习准备再次参加高考。可是他走了，她的心也被掏空了。看着书本，她老是走神发呆，没有了他的辅导和帮助，她学起来吃力许多，没有了他的鼓励和鞭策，她对自己的信心也越来越不足。那次高考的成绩还没有上一次好。

 那年，刚好遇上村里有民办教师的名额，她当上了一名民办教师。起初，民办教师除了教书，还要时常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后来，农村教师队伍逐步正规化，她通过努力学习，考取教师资格证，成了一名公办教师，在村小学里教书直到退休。改革开放以后，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她的家乡很快撤县建市，城市快速扩张，她家的小村子近年已拆迁融入了城市。

她和他后来一直没有任何音讯往来。大约在他走后七八年，突然传来他意外身故的消息，是通过插队知青传来的。听到这个悲催的消息，一开始，她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她四处奔走打听，多方联系询问，直到最后不得不接受这个悲惨的事实。

据说，他上大学时，非常刻苦，立志承袭他父亲的专业志愿，在科研上发奋钻研。可是，在一次突发事故中，他不幸遇难，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他一直未婚。随着那些年国家拨乱反正，他父亲的冤情已得到平反，他家人的问题也已妥善解决。可不知他为什么一直未婚。也许是刚回去那时，只顾着四处为家人的事奔波操忙，没有心思考虑婚姻大事。也有可能，忙于在事业上打拼，时间精力没有放在个人问题上。还有可能，他在插队时，有些心结未解，对于恋爱有些心灰意冷。

从那以后，本以为早已心如死灰的她，内心再次翻江倒海——这个苦命的男人呀，为何老天不让她去替他死——她还懊悔——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跟他联系——早知如此，她会跟他保持联系，鼓励他温暖他——早知他身边没有别的女人爱他关心他，她愿意继续关心他温暖他——就像，他在插队时一样——她还懊悔——早知如此，她赖他哄他骗他，也要跟他在一起——命运实在弄人。  可人世间的阴差阳错难以逆料，如果一切回到当初，她又能怎样呢——也只能做出同样的选择呀——选择默默地祝福他，远远地关注他——她怎么可能愿意拖累他？——自己一个穷山沟里的女子，无论如何都只会成为他的累赘，与其这样，不如放手——因为真心爱他，所以唯愿他好，唯愿他能无牵无绊地冲向辽阔苍穹展翅翱翔——只要他开心，只要他幸福——自己就开心，自己就幸福——真正的爱会宁愿牺牲自己去成全对方——可命运为何跟他和她开了这样大的一个玩笑？——她怀念他，埋怨他，痛惜他，她想他，爱他，恨他......

那些年，上门提亲的人还真不少。可是她发现自己心灰意懒——早年是不仅对他死了心，对恋爱感情都已心冷如铁——后来，他出事后，她的心又被他充塞满了，忆起曾有的甜蜜，感念他的好，痛惜他的不幸——他虽然永远永远地离开了，但又似乎一直在她身边——她心里难以再容纳别的人——日子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一天天过去，一年年过去，转瞬就已白头——人生其实好短暂的——有时，一生只够思念一个人。

人世间的爱情——之所以说“人世间”——是因为只有人，只有具备人性的人，方能赋予或领受真正的爱情——人世间的爱情有千万种形态——但真正的爱情一定闪耀着人性的光辉——那是人与生俱来的、与动物截然分野的特性——人性的善良、仁爱、慈悲、同情等等——泯灭了人性，无从谈爱情。

早年间，玉华阿爸时常叹气，“都怪我把她养得心气太高了。”有时，他也会跟玉华抱怨：“唉，早知如此，当初我根本不应该带着你去接那些知青。”

“爸，这不怨谁。这可能是我的命，也是他的命，我们遇到了那个特殊的年代，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我并不后悔，他给了我许多美好的回忆。如果当初不是他的出现，我随便嫁了个村里的浑小子，你认为我这一辈子就会幸福了吗？”

她阿爸也无语。村里与女儿同辈的年轻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自己把女儿养得心气太高了，十里八乡的同龄人中还真的找不到配得上她的人——至少他自己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认为的。

玉华生活的环境确实比较落后闭塞，而她又不幸多识了些字。古人不是说了吗，人生识字忧患起。那周遭很难遇到跟她志趣相投的异性。当年，那些知青下来插队，仿佛为她的生活打开了一扇窗。林国强似乎是外面的世界向她投射的一束光，她的心灵随着眩目的光华蹁跹起舞。人的心一旦凌跃至出尘脱俗之境，就很难再逸落凡世之地。他离世之后，随着年纪渐长，她的心慢慢归于澄澈宁静，对孤单的状态亦渐渐习以为常。

虽然年近七旬，但何嬢一向穿戴收拾得清秀优雅，已有些花白的头发在脑后绾成素净的发髻，别上一支淡雅的发簪，清瘦的身形，衣着素雅精致。如果他现在看到她，也依然会觉得她很美的吧。

老房子的窗帘已经拆去，那堆老照片的相框玻璃在夕阳的余晖里折射出陆离的光影，何嬢坐在那堆老照片当中，笼罩在迷离的光晕里，仿佛一幅时光的剪影。她沉浸在回忆里，手里端着那个有他在里面的相框，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相框里的他的脸，温情款款地把它和他抱在怀里，就像依偎在他怀里，就像当年在火车站台上被他狠命地抱在怀里，紧紧贴在他胸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