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是一个时代的凭证,犹如今天的手机,在当时拥有一台收音机,在他人眼里,是一种荣耀,而在我心里,却是获取知识的源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走出校门,分配到十五冶609所工作,该所位于黄石市铁山区,是个厂矿林立、机声隆隆的地方。工作之余,为在喧嚣的环境里找寻到清静场所,我常跑到工人俱乐部去借书阅读,或上电影院看看电影,打发寂寞时光。而我又有些懒散,看书累眼,噪音污耳。为给青涩的自己找个“伴儿”,便倾一个月的薪水,购买了一台收音机。
有了收音机,我经常收听邓丽君的歌,李谷一的歌,那抒情、轻快、甜蜜、悠扬的歌声伴随我成长,令我陶醉。寂寥的单身生活仿佛发生质变,那低矮的小平房从此热闹起来,便有几个情趣相投的同事主动串门,来欣赏音乐,来品读小说。我们常以“文学青年”自居,经常凑合一起谈理想,聊作品,那豪言壮语,大有不当作家誓不罢休的气派。记得有个周日,大家又聚集在我那八平米的房间,收听刘兰芳老师的评书《说岳传》,都被岳飞那身浩然正气所感染,当听到“岳将军策马而过,枪挑小梁王” 时,有个文友倏忽站起身,手舞足蹈,不小心把收音机扫下地。而我们仍沉浸在剧情之中,以为没了声音是刘老师又在“卖关子,且听下回分解”呢,猛然省悟过来,低头一看,只见收音机被摔破,七零八落的,为此我很沮丧了些日子。
直至下个月发薪之后,我怀揣着五张“大团结”,咬咬牙,又新购了一台收音机。有了前车之鉴,我不再“显摆”,独自躲在宿舍里,戴着耳麦,收听音乐广播和小说连播,偷着乐。有次我无意收到黄石市人民广播电台的“读书时间”,正播送李北桂先生的长篇小说《贼狼滩》。我被小说人物命运所深深吸引,几乎废寝忘食。而我这点“小秘密”几乎被文友们堪破,那天又是周末,几个文友一齐拥进我的卧室,将我“逮”了个正着,“好呀,个人偷着乐,也不与大家一起分享!” 我乖乖地“缴”出收音机,与大家共享。见大家都沉醉在剧情里,便有了感动,便有了骄傲。渐渐地,我们几个听广播听上了瘾,也悄悄地做起“小说”来,都发誓将来当“作家”,也写小说。
然而小说并不好做,我们都碰了一鼻子的灰。后来他们几个都改弦易辙,而我却在这条错望的道途上越滑越远,乃至毕生。
有了收音机,不但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更重要的是,它使我获取了更多的知识,增强了我的自信。印象最深的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已调回广济县文化馆工作,而我仍以收音机为伴,仍然收听广播电台的节目。我很喜欢“鄂东漫步”栏目,把她比作“免费的旅游”,带我几乎游遍了鄂东南的重镇和山水名胜。我也曾尝试着写了篇《鄂东重镇武穴》,居然被播发,并且还给我评了奖。当时那份喜悦,犹如买彩票中奖似的,快乐了好多时日。若干年后,我才在一次文史研讨会上,见到当年的责编胡泊先生。提起往事,胡泊先生仍记忆犹新,他说,“我俩虽未谋面,但神交久矣!”
是啊,正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和胡泊先生是也。令我难以忘怀的,仍是那台收录机,那个 “人民广播电台”。三十多年过去了。收音机已换过多少台,已彻底地忘了。而不敢淡忘的,仍是每天坚持收听电台广播,收听广播电台播送的节目。我儿子不懂事的时候,经常埋怨我使用收音机是“老土”,当儿子懂事了,还专门为我买了款携带方便音质更好的收音机,令我释怀,舒坦。
当我拿着收音机,回忆起我那青葱的岁月,还有那从未去过的广播电台,总会令我莫名的浮躁,莫名的惆怅,乃至莫名的感动,好比一位从未见面的仙子,她竟是那般地令人回味,那般地美好,那般地令人向往。
写于2018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