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个月的旅程

那一年冬天，天气格外寒冷。

年前，一场大雪覆盖了黄河两岸。大年初一这天，陈雪尚未消融，漫天飞雪就再次飞临。一大早，心如死灰的苏轼带着长子苏迈从南薰门出了汴梁城，城门外，就是那条通往南方的驿道。这一年，苏轼44岁。还没有黄州城外东坡之上的那块薄地，所以还没有“东坡居士”的自称。两天之前，苏轼刚刚从御史台监狱出狱，当然不是无罪释放，而是结案被贬。史料没有记载苏轼父子的这次出行是坐轿乘车？还是骑马骑驴？综合分析当时情形，估计最大可能是租一辆带箱顶的牛车。这样，既省钱省力，又能御寒。不知道，有没有人前往城门外送行，也许会有，但更大的可能是没有。因为正值新年，大家都各自忙于拜年迎春。而更重要的原因是让人感觉不吉利，更怕担上同党的嫌疑。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想，也许在那个文风兴盛的王朝会是另一番景象。驿道之上雪厚半尺，拉车的老牛在车把式的吆喝声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艰难地在雪地里行走，木质车轮发出“咯咯吱吱”的声音，一个落魄文人，此时是否还依然峨冠博带，我们不得而知……

苏轼父子的目的地是一千里外的黄州。而此时的苏轼刚刚经过一百三十天的牢狱之苦，两天时间只够擦拭干净身上的血迹，根本来不及养好遍体的鳞伤。说此时的苏轼身心俱疲应该能够成立。无论是莫须有的“托事以讽”“诋毁朝政”，还是“乌台”之内的“垢辱通宵不忍闻”。对于羸弱的文官苏轼来说无疑都是惨痛的记忆。驿道荒凉，数里无人，道路两旁，皑皑白雪覆盖了大地上的一切。连绵不绝的麦地、低矮破败的茅屋，以及随处可见的坟茔……低矮逼仄的车箱内，父子二人蜷缩在一条破棉被里，愁眉不展，相对无言。那路途必定阴冷、晦暗、潮湿、泥泞，如同心绪。所有的这一切，正契合苏轼父子此时的心境——前路茫茫，生计无着！唯一的安慰只有劫后余生的庆幸，以及活着真好的感慨。

前十七天，是八百里平原颠簸，史书上对此没有任何记载，苏轼自己也未留下只言片语。也许一路之上，他都在默默消化“诗案”的阴影，疗养身心的伤恸。我想，在经过沿途驿站时，一定少不了会遇到怠慢刁难和冷风凉饭，这些都让苏轼有机会深刻体会到人心的不古和世态的炎凉。正月十八这天，苏轼父子乘坐的牛车终于到达了淮河北岸，随着车把式的一声吆喝，牛车缓缓停下。苏轼在苏迈的搀扶下慢慢挪下牛车，待站定之后，一抬头，两人就看到了河对岸的濮公山。可以想见，隆冬里的山色，只能是一派肃杀萧条的景象。蒲公山和大别山的其它山岭一样，冬天是最不好看的时候。但它二百多米的海拨却也足以震撼到苏轼了，我想这一定勾起了他对故乡的怀念与向往。不知道那时的淮河驿道上是否有桥梁可以通行牛车，抑或是正月里河面结冰，空牛车可以直接从冰面上通过。总之，苏轼顺利过了淮河。那也许是一个朝阳初升的早晨，但更有可能是一个夕阳西下的黄昏。苏轼驻足山下，仔细聆听，继而循着晨钟或暮鼓之声，登临山顶的道观。此时山下的淮河之上，是断不会有千帆竞渡和渔舟唱晚的，但极有可能有朝阳云海或濮山夕照。即使什么都没有，也不妨碍苏轼眼中、心里自带的想象与风景。也许只是一晚，也许是三两日。苏轼得以在濮公山道观里小住，并在某次小酌或痛饮之后品尝到了正宗的信阳毛尖。那个接纳和款待了苏轼的道长的信息全无，但他一定是一个有学问懂茶道的人。淮水汤汤，毛尖吐绿。几杯茶下肚，苏轼的愁眉渐展，愁肠渐舒。于是，那位有心的道长不失时机地向苏轼提出求赐墨宝，并殷勤地亲自展纸研磨。苏轼也欣然允诺，他起身捻须，略作沉吟，挥毫写下“东南第一峰”和“淮南茶，信阳第一”的千古绝笔。虽有些过誉，但倒也贴切。也许苏轼是想以此充作宿资、酒钱？二十岁高中进士，三十岁就盛名远播的大文豪是有这个本钱的，对于濮公山和信阳毛尖来说，都可谓是天地际遇。

“眉山出三苏，草木为之枯”的苏轼，欧阳修叹谓“三十年后无人知我，世人只识子瞻”的苏轼，此时的手中必定有一张神宗皇帝赵顼的圣旨，抑或是尚书省的判决文牍。圣旨或文牍上措辞一定十分严厉，并有类似“即刻离京，限期到任”的字样。这从他腊月二十九出狱，只在汴梁待了一天，大年初一就匆匆上路这一点就可见一斑。此时苏轼的家眷应该还在湖州，汴梁城里只有专程赶来为他四处奔走的苏迈。从湖州知府到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是从市长降为了武装部副部长。而且，作为犯官，他在黄州团练副使任上是没有俸禄，非诏不得擅离黄州，且不得签署任何公文的。对于这个结果，前半生一直顺风顺水的苏轼一定是羞愤难当。据说，苏轼的人头得以保全，是因为前有他的对手王安石“圣明时代不能杀有才华的人”的进言！后有曹太后病中说“先帝常言苏氏兄弟都乃宰相之才，你现在把他放了，我的病才会好起来”的劝谏。总之，在1079年的那个腊月里，苏轼的生死全在赵顼的一念之间。让我无法理解的是，写诗招祸这事儿在文人地位很高的宋朝居然也会发生！看来，胡说八道历来都是为统治阶级所不允许的。无论这个统治者是信奉法家，还是尊崇儒家，都不能改变这个传统。从统治阶级的座上宾到阶下囚，也许正是这种人生的巨大反差让苏轼痛定思痛，并最终在黄州发出了“人生如梦”的慨叹。

濮公山虽好，但却不能久留。依依惜别了那位不知名的道长之后，苏轼父子登上牛车再次上路。此时的苏轼感觉心里已经轻松了许多。继续向南，估摸只需一天行程，父子二人就能够到达光州净居寺。猜想，从汴梁出发的时候，他们必定没能做路途攻略，但濮公山上的道长一定会为他指点迷津，甚或有可能为他修书一封。彼时的净居寺经过1022年的重修，寺房和僧侣双双过千。虽说距苏轼到来已过去了58年，但因为王朝尚未更迭，净居寺应该还有模有样。对于净居寺来说，为了这次相遇，它已经静静的等候了四百多年。在前后落差几十米的两座山峰之间的空地上，净居寺终于等来了它的苦主、导师、尘缘。那两座山，前面矮的叫小苏山，后面高的叫大苏山。从山脚拾级而上，到寺前大概有一百多米的距离，由于山路循山势而建，在攀登的过程中，寺院便时隐时现在郁郁葱葱的林木之间，其间还需要绕行一处占地三十余亩的大堰。寺前的唐柏身披白雪，傲然挺立。我想，这应该是苏轼沿途能够看到的为数不多的绿色吧？待走上最后一级台阶，抬头便是宋真宗赵恒题赐的匾额“敕赐梵天寺”。寺门前，住持居仁法师或许已经早早地等候在那里了，二人双手合十，互执佛家礼。

至此，苏轼离黄州已经不足二百里了。史载，苏轼二月初一到达黄州，也就是说，按照他之前十七天走了八百里的速度计算，他应该在净居寺小住了几天，我想这一定与居仁大和尚的反复挽留有关。再有就是当苏轼得知两座山的山名，以及建寺者“遇三苏则住”的传说之后，他停住了匆忙的脚步。停留，是心的召唤。地理上的“三苏”，暗合了他与父亲、弟弟在文坛上的“三苏”之名，这让苏轼心生亲近是那样的自然而然。他与居仁大和尚焚香礼佛，品茗论道，通宵达旦。寺院里悠长的钟磬声、诵经声，以及淡淡的香火气息，似乎都是一种拥抱和释放。也许正是在净居寺小住的这几日，苏轼的心灵得到了慰藉，使他得以放下前事，并重新思考余生。这是一种修行的力量，苏轼在净居寺获得了佛的指引——放下，豁达。这个北宋最伟大的文学家在这里彻底走出了心头的阴霾，并重拾信心与勇气。

他独自穿行在大、小苏山之间，读书，问茶，礼佛。大、小苏山也以清风、明月、茶香接纳了这个远方游子。苏轼在这里前后创作了十余首诗、词及杂记，其中以《游净居寺》一诗流传最广。在这首五言诗的序言中，苏轼用一百多字，讲述了净居寺的历史沿革及其在佛界的地位。而诗名虽为《游净居寺》，但在整个诗歌中描写“游”的成分却远没有个人的“感悟”多。纵观全诗，诗人写得从容不迫。一种身处“吾家山”的安全感，让诗人敞开了关闭已久的心扉，他酣畅淋漓倾诉自我经历及感慨，表达出皈依的愿望。但现实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左右着他，让他身不由己。虽然自知终将离去，但面对前路，他已经做好了从容应对的准备。最后他还表达了终究还要回来的想法。因为只有这里，才是自己心灵的栖居地。纵观全诗，可以说，苏轼在这首诗里重新找回了那个才华外露的自己。

有相聚就有别离，苏轼最终在钟声之中不得不放下执念，奔赴他命中注定的人生“东坡”。黄州在不远处翘首以盼，一座千年古城也将要以苏轼为荣。我在脑海里搜寻苏轼离开净居寺时的画面：面对送行的居仁及僧众，苏轼一定是长揖及地，并久久不愿起身。他要答谢的不仅仅是几日的盘桓，而且还有一份真挚的情谊。居仁和众僧双手合十还礼，居仁和尚依恋不舍的问道：“施主，何时再来？”苏轼起身指了指身后的银杏树，朗声答道：“待银杏叶落，定归。”抵达黄州后的苏轼，心境愈加豁达敞亮，随之进入他创作的巅峰，那是整个北宋文学的巅峰，也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巅峰。苏轼没有食言，在黄州期间，他曾多次返回净居寺，并带来了黄庭坚、张耒等北宋文坛大家，以及诸多佛家高僧，他们与已经华丽转身为“苏东坡”的苏轼在净居寺尽情地吟诗作画，也逍遥在山水之间，并共同构建完成了一段千古佳话。

经常会奔驰在苏轼当年经过的那段路途中某一段之上，也很多次登临濮公山，谒拜净居寺。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两个地方都已经发生了很多地理、地貌，以及建筑上的变化，但那段佳话一直都在。我的到达并不仅仅因为风景，而是内心深处被一种诗性感召，我只是在反复找寻苏轼有可能在940年前落下的灵感、佳句、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