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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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培
我是一个居住在六枝特区大用镇的青年农民。初中毕业后曾经办过文化站、打过工、挖过煤、当过保安、守过大门等。那时穷得叮当响，谈了几个对象都以失败为告终。为了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早日结束那种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1998年，我在六枝城郊的牟家大寨以每月10元租了一小间旧瓦屋居住。
瓦房虽破能避雨，小屋虽窄能栖身。住在城郊，必须有事做，否则就会坐吃山空。想做挑姜卖蒜的小本生意又没本钱，去建筑工地挖泥巴下苦力又没人要，冥思苦想多日才想到卖报的营生。
那时智能手机还没普及，六枝县城居民们的信息来源大多是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获取。加之诺大的县城没人卖报，没人与之竞争，属于“独门生意”。
记得1998年的农历十月初一早晨，我从六枝邮政局发行科负责人刘金涛那里领了50份《贵州都市报》和30份《贵阳晚报》，20份《贵州商报》装进背包。刘金涛告诉我，把报纸卖了再交报本钱。都市报和晚报每份成本价3角，定价5角，商报成本价两角，定价4角，但没零钱退也卖5角一份。后来提到零售一元一份，报本4到5角。同时也拿些畅销的《参考消息》《中国电视报》配着卖。
第一天，我从六枝火车站买一路走，一路喊，卖到下营盘，100份报纸卖了个精光，收工时不到下午3点，净赚20多块钱。淘到卖报的“第一桶金” 后，我逐渐把数量增加到200份，每天净赚40多元。在工地上一天累到黑，一般人也只能挣三四十元。卖报时，虽然有人投来不屑的目光，有人洋腔怪调地学我，甚至有些小学生言不由衷唱起“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 的歌谣。碰到有些家属大院，守门的老爷子老太太就是不让进，提防我是顺手牵羊之徒，即便让进他们也要暗中监视跟踪。
在火车站，一个牵着金毛狗的时尚女郎远远地喊我：“卖报的，我买份参政消息，我纠正说是《参考消息》，她说你一个卖报的懂个铲铲，然后买了份报就扬长而去。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中午，从大湾开往贵阳的列车停靠在六枝火车站。平时，列车进站之前，待上车的旅客无聊时喜欢买份报在列车上消磨时光，在站台上或者候车室卖报都比街上好卖。往常，列车停靠后，座在车上的乘客都是从车窗里递钱给我买报。那天列车停靠的时间较长，整整半个小时。于是，我大着胆子进入车厢的走廊上卖报，不到10分钟不到就卖了100多份，拿去的全卖完。我怀着喜悦的心情背着空包包准备下车时，被车上的2个铁路乘警揪住头发往死里打，头发被揪落几大绺，打得我口吐鲜血。说我扰乱乘车秩序，并把我卖报的钱全部搜光。10多天后，身上还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得回教训后，我远高了那个“是非之地”。
中国福利彩票试销那阵子，报纸特别好卖，买一份报裁下两三个指头宽那么一小绺就可以抵一注两块钱抽奖，那段日子每人一天要卖1000多份报，在梦里都会笑醒来。每年7月初高考后，晚报都市报都会刊登各科高考试题及答案。有高考答案那两三天的报纸，我就猛起加量，因为每年都会有好几所高中按零售价交钱给我预订，每天1000多份，一大堆。到头来，很多有孩子高考的家长一报难求，花高价都买不到。
中国入世、申奥成功、厦门远华案、汶川地震等特殊时日子的报纸特别好卖，刊载大案要案、养老金上涨的报纸也特别抢手。卖报过程中，晴天比雨天好卖、版面厚比版面薄好卖、正点比晚点好卖。为了吸引路人，我即兴编了些顺口溜，比如“”晚报都市报，新闻早知道。内容很精彩，好看又奇妙。”“一块钱买饭吃不饱，不如买份报，家事国事天下事，让您全知道。”心情好的时候，走在车站码头或人流集中的地方，我根据版面内容用煽情的语言添油加醋地“喊新闻”：“ 懒昌星的红楼是口温柔陷阱，诱惑腐蚀贪官润物细无声”、“ 天上掉陷饼，落在地下是陷阱，请看今天贵阳晚报第七版一女子贪小利亏得倾家荡产的故事” 等等，我声嘶力竭地吆喝着，街面上的人好奇地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边收钱边递报纸，忙得不亦乐乎，连不识字的老太太也要买一份回家给儿孙看……
报纸不好卖的时候，连续转几条街也卖不掉一份。烈日当空的中午，沉重的报纸背在肩上，每一个毛孔都在冒汗，身上又黏又酽，额上的汗珠也一滴又一滴从腮帮上掉下，身上的衣服在太阳的照射下被汗水浸染成一道道斑斑点点的“地图”， 送份报上楼就感觉浑身精疲力尽，天旋地转头晕目眩，路过粉面馆时讨口凉水喝后顿觉眼睛亮了不少。肚子饿了，盒饭、粉面舍不得吃，一碗粉面的钱要卖20多份报才赚得回来，实在饿得饥肠辘辘，就随便买几个馒头包子充饥，待有些力气后，又继续走街串巷，把剩下的报纸全卖出去。
天是娃娃脸，说变就变，有时还是天青朗日，转瞬间就阴云密布狂风大作，铺天盖地的大雨说下就下，天空三黑三亮的，打伞也不管用，人淋得像个“落汤鸡”， 报纸也雨水浸湿，越背越重，卖不出去，只得背回家连夜用炉火烘干，第二天趁新报纸未到之前继续在火车站汽车站卖，卖不掉的就四五角钱一斤当废报卖掉。
卖报之余，闲暇，为了充实自己，我除了读一些名著名篇外，就读自已卖的报纸。每天雷打不动地留上一份晚报、都市报和商报，研究报纸的副刊栏目，投其所好，再根据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和熟悉的生活，创作一些接地气的、市民喜闻乐见的小文章，经过修改、润色后，用方格稿纸一笔一划地誊正，装上信封投递出去，然后望眼欲穿地关注着每天的报纸，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望出现奇迹、出现惊喜。偶尔见到报上发表自己的文章，就像中了百万大奖般兴奋。为此，我忙中偷闲地写作，写草根阶层的喜怒哀乐，写自己美好的向往、写散落在尘埃里的真善美。有了写作的那份意外惊喜，卖报时的苦与累就浑然不觉，痛苦似乎被抛到了九宵云外。在卖报的很多年里，我一直把写作当作休闲与娱乐，当作调节身心的润滑剂，并持之以恒。后来，随着电脑的普及，用信封投递稿件渐渐被淘汰，我不得不“与时俱进”，花几百块钱买了个二手电脑，慢慢摸索用电脑写稿投稿。不会打字，就在电脑上安个手写板。自从用上电脑写稿后，在写作上我一发而不可收，《贵阳晚报》《贵州商报》《贵州都市报》隔三差五发表我的文章，登有自己文章的报纸特别好卖，很多订户都说真是斗篷底下看不出人来。有时下“双黄蛋”， 一份报纸上面有我的两篇文章，《贵阳晚报》的“花鸟鱼宠” 栏目和“365” 行栏目每周都周都要发我的好几篇文章。此外，我的作品还上《经济日报》《检察日报》《中国教育报》《云南日报》《贵州日报》等媒体，加入了贵州省作家协会。我卖报时，有些人说我是“六枝一大怪，省级作家背起报纸满街卖”。
卖报，天天在街上跑，总会经历一些故事。有一次在卖报途中，我碰见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坐在路边的水泥砖上，无精打采，目光呆滞，一副苦不堪言的样子。见我从他身边走过，他说：“卖报的叔叔，我家住水城，我在学校和同学打架，被我爸狠狠地打了一顿，我带着100块钱跑了出来3天了，钱也用得不剩一分，我很后悔，想给爸爸打个电话，没钱，肚子又饿，我都一天没吃东西了，饿得清口水一包包地冒……” 听到这里，我心软了，把男孩带到旁边的馆子里买了一大碗羊肉粉，男孩狼吞虎咽地吃着。吃完后，我用手机拔通了男孩家里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他妈妈，听到男孩的声音就泣不成声地说：“儿啊，我和你爹找你都两三天没合眼了！你在六枝等着，我们开车过来接你……”
我还遭遇陌生人向我借钱的事。有一天，我从六枝汽车站候车厅走到停车场，几十辆开往各地的客车在吆喝着喊客。这时，有个少妇向我走来，轻言细语地对我说：“卖报的大哥，我想求你......” 她欲言又止，然后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才说：“我被表妹骗去广西搞传销，悄悄逃跑出来后身无分文，全靠一个开货车的贵州老乡把我带到贵阳，一路上管我吃喝，来到贵阳后，帮我买了到六枝的车票，给了我50块钱，谁知我上车后太疲惫，睡着了，小偷把我的钱包和身份证摸了，下车才发现身份证和钱被偷。大哥，我家住织金和六枝交界，借我30块钱的车费回家，我留个你的电话，你天天在车站卖报，来六枝时我打电话给你，再还你的钱”。交谈中，知道她叫张春琴，26岁，织金白泥的。
我想，30块钱不是太多，她不还也无所谓，我借给了她，并给她留了个我的电话号码。
那年春节过后，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是个很陌生的号码，我就挂了。然后又响，还是那个陌生号码，我接了电话：“喂？哪位？”“卖报的大哥，我是张春琴，在候车厅等车，准备去江苏打工，我守着包包走不开，你过来一下”。
我走到候车厅里, 她很感激地把钱还给了我, 并送我一包核桃和一块腊肉。她说: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在我最倒霉的时候得到大哥的帮助, 大哥就是春琴的恩人, 我还要去贵阳找那位从广西带我回贵州的好心大哥, 然后才去打工。
在12多年的卖报生涯中，我还遇到报为媒的浪漫故事。那是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在六枝影剧院门口，一个很帅气的阳光男子把我叫住，说他姓黄，在某校教书。请我给他的一个同事送3个月的《贵阳晚报》。每天报的同时，随报纸送一束玫瑰花插在她的门上，另外还要送《知音》、《爱人》、《青年文摘》等杂志，并指我认识了送报的地点，这是某单校的一处单身女宿舍。他掏出300块钱递给我，让我存下他的电话号码，钱用完了打电话给他。
我依照黄先生的吩咐送了半个月的报刊，才发现单身宿舍住的是个长得很靓丽很清纯的女孩，在有一次见了我，她莞尔一笑:“送报的师傅，我的报刊是哪个请送的？”我说我也不认识，人家拿钱让我送的。此后，大凡我送报，只要女孩在，她都会给我一两个苹果什么的，有时天上下雨，还主动把自己的小花伞借给我，从这些细枝末节中，我知道这女孩很善良。三个月后，报刊款快完了，黄先生给我送钱过来。
后来，我在街上见到黄先生和那女孩肩并肩地散步。两个月后，我就收到黄先生的短信，说是衷心地感谢我为他所做的一切，元旦节他和那女孩结婚，请我去喝一杯喜酒。
卖报除了每年春节停刊7天外，没有休息日，每天都在外面风里来、雨里去地奔波。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阴天一身灰，重复着同样的路程、同样的大街小巷。走不了远处的亲戚，别人有大事小事帮不上忙，即便感冒发烧等小病小痛只得带病坚持。苦和累对我们这些卖报人来说不算什么，可是，有些铺面上的订户总喜欢抠鼻涕渣吃，今天的报钱他说明天给，明天送去他又说后天给，有时累计有头十份他硬是一口咬定只得四五份；有些油头粉面、西装革履的人，左摸右抠挤出两三角钱买报，总是要打一两角钱的“补疤”。
有个外省在六枝做煤焦生意的老板，我给他送一年多的报纸，起初是每月月底结账，后来他又说送足3个月后再结，谁知3个月后他溜之大吉，我只好抹抹鼻子望望天。六枝火车站附近有一个住5楼的订户，瘦瘦的个子，他让我给他送半年报纸，我想这种住家户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谁知此人是个“药鬼”， 我去收报纸钱时，邻居说这个人在街上抢金耳环被公安抓去戒毒所强制戒毒，我半年的报款就这样“泡汤”。 上回当得回乖，从此，新订户必须先付钱后送报。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12年的卖报生涯，按最每天30公里最保守的行程计算，总里程达129600公里，相当于绕三圈多地球、走10趟2500里长征路。
一路青春一路歌，有付出就有回报，经过12年的奔波，我收获了爱情，还清了过去所欠下的债务，并在县城用不多的钱买了套二手房，几年后拆迁，赔了30万，我又将这笔钱在县城买了一套新房居住。
我的青春消磨在难忘的卖报岁月里。
卖报虽赚不了大钱，但能锻炼身体、磨炼意士志。吃饭香，睡得沉。干这一行挺单纯，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卖一份赚一份，吹糠见米。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一部手机把世界各地全国各地的新闻事件“一网打尽”， 而且特别快捷。所以，就很少有人花钱买报了。自然，卖报的人也就纷纷改行做其它去了。
卖报，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