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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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69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家住西府南街的冯水木向报界称，他保存有一张抗日战争爆发当年的老报纸，当时国际国内抗日战争形势和全国上下一致抗日的新闻记录一目了然。
冯水木珍藏的这张报纸，是一张民国26年泛黄的四开四版报纸《国难三日刊》（注：三日一出版），日期为1937年10月23日，星期六，第17期出版。 社址在成都东华门大有巷2号。报纸栏目有国际三日要闻、国难三日记、抗敌工作、敌方战略特辑和短评等。其中，赫然夺目的是用繁体字、竖排文刊登的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发表的《论游击战术》文章。按照冯水木对记者所说，这张《国难三日刊》报纸是他40年前在一个学校中无意捡到的，近日重新整理旧材料时再次发现了这张报纸。当时，还强调“这张报纸应该是成都目前唯一的一张共产党领导的、1937年出版的抗战实物报纸。”
国难三日刊（冯水木提供）
查阅《成都市志·报业志》，《国难三日刊》于民国26年(1937年）8月29日创刊，名义上是力主抗战的川军将领刘湘批准创办的，实际上是由中共四川省工委领导，省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办，社长兼编辑主任钟汝为，编辑王达非、游元亮、苏爱吾等均为中共党员。其新闻来源主要是由上海、香港航空寄来的进步报刊、剪报资料和各种渠道提供的消息。既登国民党军队的战况，也载八路军的战绩，还有共产党领导人和著名进步人士的讲话、文章及来自延安的通讯。读者称赞该报“言论新颖，消息灵确，精神食粮，抗战良药。”
《国难三日刊》发行量一度超过4万份，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成都出版界中销路最大之报纸”。但好景不常，同年12月即被四川省政府查封。1938年2月6日复刊，编辑部设在王家坝街20号，营业部设在中兴街89号，由西糠市街广东馆内新记启文印刷局代印。1939年春停刊。
进一步查阅《成都大辞典》“报刊篇”（1992年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所载，20世纪30~40年代在蒋介石“国统区”成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办的报刊有不少，仅在锦江区就有约8家。比如：
1925年7月10日创刊的《成都快报》，社址三次变动，从新集商场迁春熙路东段24号后设锦华馆内7号。始办者之一黎纯一为共产党员。据黎纯一的侄儿黎兴弟老人说：黎纯一曾与陈毅同写了《赴法归国宣言书》；黎纯一的女儿黎兴江曾说：当年父亲与陈毅等104人从法国被遣送回来后成立了请愿代表团，父亲是代表团的团长。她还回忆说：父亲当年还在成都与陈毅创办了中法大学成都分校。黎兴弟老人还回忆，黎纯一与陈毅经常往来，1931年还一起在重庆创办了《新蜀报》，当时黎纯一是编辑。1927年以后，由时任国民革命军第28军军长、四川省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的邓锡侯出钱正式接办，为28军的正统机关报（注：邓锡侯抗战伊始即率川军所部出川抗战，1949年12月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的身份在四川彭县参加起义）。1931年8月，《日邮新闻》并入。总编辑裴子琚为共产党员。1934年3月成立董事会。总编辑欧阳缉光为共产党员。不久又将《西方夜报》并入。1935年8月改由力主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救国的刘仲容任社长（新中国后任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1946年由四川省府社会处长黄仲翔任董事长。1949年2月11日停刊，原因是“经济困难达于极点”。
1934年3月15日创刊的《华西日报》，为刘湘抗战前四川省政府机关报。社址设在新街后巷子9号，营业部设在华兴正街，印刷部设在五世同堂街。抗战时期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代理四川省主席、1949年12月9日通电起义的邓汉祥曾出任社长。1938年初刘湘死后，由川军将领潘文华接办，民革“川康雄魂”、重庆“11·27”大屠杀中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王白与、民盟中央委员罗忠信曾先后出任社长。1942年10月，报社进行了重大重组，社长由民盟成员甘鉴斌担任，总主笔、主笔、总编辑分别由共产党员王达非、杨伯恺、中国民主同盟会成员吴汉家担任，在报社内接纳进步人士，撰文揭露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抨击时弊，宣传进步。芦沟桥事变后，《华西日报》在唤醒民众、宣传抗日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曾以专栏刊载郭沫若《告四川青年书》、冯玉祥《向着最后胜利的目标前进》和社论《全面抗战之展开》，直至抗战胜利，印数最多时为7000多份，是一份影响较大的报纸，成都解放时停刊。
1937年2月16日创刊的《新民报》，社址设在春熙东路32号。副社长钟汝为、新闻编辑王达非均为共产党员。内容除各类消息外，辟有《百花潭》、《龙门陈》等副刊和《政经周刊》、《国防文艺》周刊、 “新民谈座”等各种专刊、专栏和专版。约1940年4月底停刊。
1938年12月16日创刊的《民声报》晚刊，来头颇大，直接是中共四川省委领衔。重要文章基本取自《新华日报》，重要消息也多为有关八路军的情况。1939年5月，由于日机空袭，成都印刷厂疏散而停刊；但在8月1日又复刊，改为日刊。编辑部设在昭忠祠街88号，营业部设在华兴正街。至10月停刊。
1941年4月20日创刊的《华西晚报》，名义上是以“同仁报”和“民盟”机关报的形式出现，实际上也是直接为中共地下党领导。社址设在梓潼桥正街22号。发行人为罗忠信，总经理由共产党员、民盟成员田一平担任，主笔黎澍和总编辑唐征久都是共产党员，陶雄、陈白尘等文化名人分别主持《华晚副刊》和《艺坛》副刊。1944年以后，在国统区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中，报纸起过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1947年6月1日，国民党特务实施大逮捕期间，报纸被迫停刊。
1943年6月18日创刊的成都《新民报》晚刊，其创办人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报业发行人陈铭德及其协理夫人邓季惺。早在1929年9月9日，陈铭德就曾在南京创刊的《新民报》任社长，1937年又出任由南京《新民报》改组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抗战爆发后，《新民报》内迁四川重庆，荟萃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和著名作家，使该报影响颇大。抗战胜利后，《新民报》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对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作了大量客观的报导。同时积极扩展报业，在重庆、成都、南京、上海、北平五地出版了8种《新民报》。1947年国共谈判破裂后，《新民报》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坚持出版。当时《新民报》在成都的社址设在华阳县沙河堡（原址现属锦江区），营业处则设在市内盐市口42号。《新民报》的经理是中国报业女前辈邓季惺，总编辑赵纯继，总主笔罗承烈。《新民报》曾连载过张恨水的长篇小说。1945年2月1日成都又增出了《新民报》日刊，曾连载高语罕的《九死一生》和李劼人的长篇小说《天魔舞》。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北平《新民报》由军管会批推继续出版。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下旬，《新民报》南京版日刊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怀下复刊。5月25日，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上海《新民报》晚刊照常出版。而在成都，7月23日，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省保安司令、四川省军管区司令的王陵基下令出动军警特务五、六百人，包围《新民报》成都社，实行武力劫收；逮捕了经理赵纯继、总编辑张先畴、副经理侯辅陶、主笔周绶章、编辑白君仪、记者朱正之。成都《新民报》日、晚刊被查封。 1946年4月28日创刊的《工商导报》，直接为中国共产党南方局指示创办。编辑部设在现红星路四段，即原新南门新中国北街9号，营业部设在华兴正街37号。1947年10月1日，该报由原午报改为日报并进行扩刊；1948年2月，又增出《工商导报晚刊》。1949年夏，社址又迁至北新街16号。工商界人士不仅能从社论、消息中读到时局变化，也能从报纸的“生活”副刊和“工商服务”、“成都今日行情”等栏目中，了解工商信息。董事长蓝尧衢是当时实业界知名人士。董事朱君昌积极支持革命活动，在锦江区市容环境管理局保存的其弟朱君友的档案中，老人自述道：“1947年，我哥朱君昌与人合办建筑社，我利用之进行革命活动。很多地下党在该社楼上开过会，或将该社作为临时联络点。”而一遇到特殊时期，朱家兄弟更是以朋友之名，将许多革命人士带到家中掩护躲藏。总经理兼主笔由王达非担任。总编辑吴汉家因工作关系，先后结识了地下党员王达非、杨伯恺、张友渔、杜桴生等，并与王达非等发起组织抗日进步团体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成都分会。1946年，吴汉家在杜桴生的帮助下又和王达非共同创办了成都工商导报并出任总编辑，积极配合王达非在报上连续登载反独裁、反垄断、反重税剥削、维护工商业者合法权益的进步文章。1949年10月15日，日刊再次扩充为对开6版。
1946年5月1日创刊的《民众时报》，是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编辑部设在金玉街42号，营业部设在督院街95号。这是一份颇有分量的报纸，云集了一批很有名望的进步人士。出资创办人为刘文辉，发行人为张澜，主要创办人杨伯恺任经理，总编辑马哲民，副总编辑赵铭彝等。该报“创刊目的：为人民说话，替大众服务，作民主之先锋，导社会于光明。”揭露性是其新闻报道的特征，战斗性是其文艺副刊特色，在当时享誉成都《新华日报》之称。因其在短期内发表了大量锋芒直露的文章，同年7月16日被迫停刊，仅仅两个多月共出版76期。 1947年10月10日创刊的《西方日报》，亦为刘文辉支持创办，董事长刘元瑄是刘文辉的侄子。社址设在上东大街50号。1949年3月底，该报头条登出了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消息，随即在4月22日最后一期出版后被迫停刊。
20世纪30～40年代成都报业的繁荣，所起到的推进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以及对自身发展的深远影响，共产党、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所领导和创办的进步报纸，功不可没，意义非凡。
成都军管会新闻处新闻人员讲习班全体工作干部及学习人员合影
（成都市锦江区档案馆提供）
1938年11月19日成都青年记者学会欢迎林伯渠、吴玉章、陈绍禹留影
（成都市锦江区档案馆提供）
补记：“国统区”其他报纸
查阅《成都大辞典》“报刊篇”（1992年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所载，20世纪30～40年代在蒋介石“国统区”成都（现锦江区内），还有一些官方报纸和民间报纸。比如：
1929年9月1日创刊的《新新新闻》，社址设在春熙路中段35号。出资创办人之一是28军将领马毓智，1937年9月任第45军副军长率所部出川抗战，1949年12月9日在四川彭县参加起义。1951年1月13日，该报被成都军管会新闻处接收。
1949年9月1日《新新新闻》20周年纪念（成都市锦江区档案馆提供）
1937年9月16日创刊的《捷报》，社址设在春熙路南段36号附5号。曾一度停刊，复刊后为国民党成都市政府机关报，一般编辑记者全为《时事新刊》人员。《时事新刊》是邓锡侯资助的，办报的大都是进步人士，其中还有共产党员，是当时有名的进步报纸。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精心策划了一次反共事件----成都“抢米事件”，污蔑抢米是共产党干的，要趁米荒发动武装暴动。住在重庆银行南门外办事处仓库附近南台寺的《时事新刊》报社编辑共产党员朱亚凡被捕，随即遭枪决。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即刻对国民党的反共罪行和对民众的欺骗进行了驳斥和揭露。当天，《时事新刊》被查封；《捷报》亦被国民党借“抢米事件”查封。
1938年6月15日在武汉创刊，同年7月31日停刊，同年9月18日迁成都出版的《新中国日报》，为中国青年党机关报。社址先后设在北新街51号和春熙路东段31号。发行人李璜（幼椿），1923年在巴黎与同仁创建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中国青年党)。1949年12月7日停刊。 1939年1月1日迁成都（1931年6月在南京创刊）出版的《党军日报》（黄埔日报），为国民党中央军校机关报。社址先后在西东大街6号和祠堂街133号。1945年7月10日更名《黄埔日报》，社址虽在锦江区外的江汉路143号（第一营业处设在祠堂街），但二、三营业处还是设在了城中的春熙路和东大街。成都解放前夕停刊。
1939年10月10日创刊的《成都中央日报》（中兴日报），即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党报。社址设在五世同堂街61号，办事处设在署袜中街。1946年7月1日改为《中兴日报》继续出版，社址设在狮马路，营业处设在春熙路北段。1949年7月26日又恢复《中央日报》报名，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前夕停刊。社长张明炜，在1945年国共举行重庆谈判时任国民党代表，曾专程去延安迎接毛泽东赴重庆，后又亲自送回延安。之后，代表国民党参加军事调处小组。1949年任国民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同中共代表团在北平进行谈判。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留居北平。9月，被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委员。
1940年3月1日创刊的《南京早报晚刊》，是继1933年9月创刊于南京的《南京早报》迁蓉后更名的，社址先后设在春熙路南段17号和督院街西安里。1943年10月20日改成《成都晚报》，社址设在新半边街2号，办事处在春熙路南段。1950年1月停刊。 1946年10月10日创刊的《建设日报》，先后归属于四川省参议会和四川省特委会。社址设在纯化街南昌里，营业部设在中兴街50号。1949年12月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