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璧
网站用户
纱帽街的由来
20世纪90年代纱帽街（成都市锦江区档案馆资料）
我曾在冯水木收集整理的《唱成都》（此歌谣1955年以前在成都广为流传，曾木刻成薄本线装书在街边书摊售卖）里，看到有“纱帽街上官帽好”一句。那么“纱帽”与“官帽”有什么联系呢？这还得回溯到数百年前的明清时期。
《金瓶梅》有段描写：“话说西门庆，次日使来保提刑所下文书。一面使人做官帽，又唤赵裁裁剪尺头，攒造衣服，又叫许多匠人，钉了七八条带。”《儒林外史》中也有叙述：“范进迎了出去,只见那张乡绅下了轿进来，头戴纱帽，身穿葵花色圆领，金带皂靴”；“那一品的荫袭,料想大爷、二爷也不稀罕，就求大爷赏了我，等我戴了纱帽，给细姑娘看……”这其中所说的“官帽”“纱帽”，都是当官的戴的帽子。明、清朝代，在老成都东门内有一条街（紧靠大慈寺旁），曾有许多为官员做官帽（纱帽）的商铺，久而久之便得名纱帽街了。
以清朝为例，对官员的服饰有极其严格的规定，依照品质、数量、颜色的不同，对官位的大小加以区分，服饰中帽子上的顶珠也绝不相同。据史料记载，被赐三眼花翎，乾隆至清末只有七人，是千古犹荣的恩宠，清初四大汉王之一的平南王尚可喜，所戴的帽顶上的红宝石是顶珠中最高级的。且官帽四季有四季的帽子，有文武官员的帽子，官级不同则帽子也不同。
可以想见，当时纱帽街的官帽铺，生意是何等兴隆，有以金、玉、犀角、玛瑙、乌角等相嵌，专做王侯、大小文武官员冠巾的；有专做男子幞头（即以皂绢三尺裹发,有四带、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项的一种头巾）的；也有专做女冠类太太小姐头饰的。
摇身一变戏装街
川剧戏服（《锦江年鉴》编辑部提供）
随着时代的变迁，“官帽”市场一去不返，但商业街必然会因新的需求的出现应运而生。民国以后，过去的“纱帽街”又成为了戏装一条街，经营各种戏装行头，优伶们成了那里的常客。
传统戏剧的兴盛，是催生纱帽街再度热闹的主要因素。当时电影很少，传统戏剧一直是人们最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不管是都会还是郊县，在民国时期的成都，存在着大量专业的和民间的剧团，会馆茶楼戏场爆满。戏剧的兴旺，促进了戏服市场的繁荣。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可以概括戏服买卖是个有利可图的买卖，那就是：“三年不开张，开张管三年”。专营戏装道具的纱帽街又找到了自己扬名的理由。据说，当时聚集在这条街上的工艺美术匠人就有上百名之多，川内大大小小的川戏班子都慕名而来，购买或订购了大量的袍靴、冠带等戏装以及兵器、旗帜等各种道具。纱帽街之所以能够声名远扬，是因为这里所制作戏服道具无一例外全都是手工制作，工艺考究，制作精细，据说其中如文武袍服、铠甲之类，一般都要数月或期年才能作成。
当时在纱帽街有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民国初年，一个土里土气乡下人打扮的男子来到纱帽街，一根扁担紧握在手里，信步走进一家戏装店铺，对里面的戏装东瞅瞅西看看，不紧不慢，不急不躁。良久，当他终于开口寻问且反复惦量讨价还价时，店里的小伙计不耐烦了，出言不逊地把他打发开。这个人仍然不露嗔容，似乎涵养极好，又漫不经心走到对门一家戏装店铺。这里的伙计拿出童叟无欺的看家本领，使得外乡人顿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于是，这个男子当即决定要买百多套戏服！小伙计惊得将信将疑，却仍不改热情，连连让座。奇迹发生了：只见这男子撩起衣襟往腰间一掖，抬起腿把扁担往膝盖上一折，数百块大洋即刻从折断的空心扁担里“哗哗哗”地掉了出来。看客聚拢一片，人人目瞪口呆，其中有个小伙计懊悔不已，回店便被掌柜开销丢了饭碗。
自主经营汽配店
汽配一条街（来自网络）
影院的兴盛、电视的普及、多种娱乐方式的层出不穷，使人们对川戏早已不再情有独衷，不知何时，纱帽街重回冷清。当人们重新发现纱帽街又变得车水马龙之时，光阴已逶迤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天时、地利、人和，使得纱帽街与时尚代步工具——汽车搭上了界。一些做汽车、汽配的个体户、厂家代理，在城市东面一环路内主城区楼盘入驻，并开始在附近的纱帽街摆摊设点，销售汽车零配件，从而自发形成了成都市最早的汽配市场，许多汽配商从这里起家和发迹。经过10余年的发展，纱帽街汽配交易红火起来，专营汽配的商家也从最初的10余户发展到1000余户，致使人们一提到汽配市场，便会联想到纱帽街，纱帽街也因此成为了成都汽配市场专业一条街，我国西南最大的汽配交易场所和集散地，在全国享有了赫赫名气。
我家就住在中纱帽街上，我目睹了纱帽街汽配市场的兴旺，因为我家靠近街面的一间房屋，就租给了经营汽车配件的商家。
旧城改造进程的加快，城市的高质量迅猛发展，致使纱帽街这条“名街”，因为道路狭窄、房屋破旧、交通拥挤，以及不时见诸媒体的假冒伪劣商品坑害消费者事件而“不堪重负”。2002年7月20日，纱帽街片区城市规划建设正式实施，旧房开始拆迁，汽配商家进入成都各大专业汽配市场，“汽配一条街”这一沿袭多年以街为市经营汽配的格局从此不再。
中纱帽街73号
当时的中纱帽街73号的堂屋，就像成都市宽、窄巷子
的堂屋一样（本文作者摄影）
纱帽街在2003年的居民大拆迁中已经荡然无存了，我们也无奈地搬离了生活了40多年的街巷和小院。
我家曾居住在中纱帽街73号，整个院落右侧靠着金玉街，一堵高高的青砖墙壁围着（以后政府拆墙修屋经租给市民居住，在汽配市场形成后，成了汽配店铺）。最早以前，我家的大院临街，院门很宽大，后来政府划出一侧修了铺面，经租给了生意人经营铁丝；另一侧则形成了一个很不起眼的通道，窄窄的，十来米长，走进去往左拐一点，蓦见一个高高的门廊（以后修的），红漆大门横眉上，书写着“徐宅”两字。院落是典型的老成都四合院，正面是堂屋，左右是厢房，中间是开阔的天井。正屋的房檐，用两根很粗壮的立柱撑起，堂屋很庄严的样子，摆放着红木家具，逢年过节时还摆上巨大的八仙桌，气派得很。后面还有一个小厅堂，是供奉祖先的地方。卧室全用铁锈红的油漆漆了地板，多格的窗櫺被支撑开来透气。在中间通道两旁，种着很多花草，最引人注目的是，紧靠四个天井角各种了苹果树、梨树、枇杷树、春芽树，是我儿时的玩伴，捉蜻蜓、粘蝉虫、逮麻雀什么的，每年秋天还有果实品尝……但后来被无端的砍掉了……以后代替它们的是两丛梅树，花开时满院飘香。左侧房屋后，还有一个小天井，墙边紧靠着一株很大的皂角树（院外街边还有一株），中间有一口水井，不过有了自来水后就弃之不用了。小天井旁有一个老式的厨房，有灶台，大铁锅，烧柴火。
1999年旧时成都人家老井（冯水木摄影）
也许人们早已经忘了在那里居住过的一位赫赫有名的、穿着派力丝长衫的老中医徐少伯先生。他，就是我的爷爷――医德高尚，技术精湛，曾经挽救过许多绝症病人的生命。我爷爷不仅给张大千、冯玉祥、李井泉以及成都市市长看过病（并成为了朋友），而且还给许多家庭困难的老百姓出过诊。我爷爷开处方通常不超过六位药，还擅长以扎针灸、拔火罐给病人治病，还自制创伤药、消炎粉、冻疮羔，使许多瘫痪、麻疹、天花乃至白喉病人起死回生。家中堂屋总是挂满病人赠送的各式各样的锦旗。
此外，我爷爷还提倡“天冷养生重固肾”的说法。他强调“神藏于内”。除保持精神上的安静以为，人们要学会及时调整不良情绪，当处于不安、紧张、焦虑、抑郁等状态时，应尽量恢复心理平静。因为心理的不平静可能造成身体的气滞血淤、痰湿积聚、热毒内蕴、正气亏虚。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对于看不起病吃不起药的病人，我爷爷总是毫无怨言的不收取医药费。正是我爷爷的高贵品质，赢得了政府的多次嘉奖，还三次被选为成都市东城区政协委员。1979年夏天，我爷爷病逝，几十位病人在讣告前含泪久跪不起。这样的场面令我久久不能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