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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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情的外地人，甚至是成都本地人，对成都的一些街名都不知其故，比如中心城区锦江区的燕鲁公所街、湖广馆街（原址在现蜀都大道总府路）、江南馆街等。其实，在成都很多街名和三百年前的“湖广填四川”有着密切的联系，清末成都尚有同籍会馆公所34座。
明末，张献忠在成都建大西政权，后迫于清兵所压弃焚成都。清康熙年间，兵荒马乱平息，成都逐渐恢复生机。在一批走马上任的新任地方官员中，有一位四川巡抚张德，在康熙七年，向康熙帝上了一道奏折：“唯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引自《明清史料·户部题本》)。奏折中还提及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清查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出移民政策，把人口密集省份之人众移至四川。康熙帝随即颁布了《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湖南、湖北向川移民始兴。期间，以湖北、湖南移民为主（人数占50％以上），湖广省等10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持续时间长达100多年，入川人数约100多万人。清代有《锦城竹枝词》广为流传： “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
大量移民和清政府财力投入，使成都经济逐渐恢复，不仅商贾来往繁多，旅客也络绎不绝，工商业复兴了城市的繁华。外省人的增多，使会馆成为同乡人往来、聚集的最好场所。据文献记载，会馆是明清时易籍人在客地的一种特殊社会组织。因四川特定的历史条件，形成四川境内会馆之多、分布之广、会馆建筑之密集与豪华，就不奇怪了。仅以成都为例，清同治年间《成都县志》中，就详列了成都城内之会馆，竟有15处之多；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著有称誉“成都社会百科全书”《成都通览》的傅崇矩，踏遍成都街巷，收集会馆资料，所列成都会馆、公所，较同治间已翻番，大小共有30余处。清代成都府16县，每县均有异地会馆，成都城内会馆之多，为全国省垣城市所罕见。仅在中心城区锦江区域内，就存在着众多的各地会馆：在总府街，有福建会馆（即现在假日酒店所在地）、湖广会馆(以前湖南、湖北统称为湖广；在金玉街，有浙江会馆、山东会馆、广西会馆；在西糠市街，有广东会馆；在布后街，有河南会馆；在贵州馆街（原址在现三槐树路），有贵州会馆；在古卧龙桥街，有川北会馆等。
1998年金玉街原浙江会馆遗址（冯水木摄影）
1998年金玉街原广西会馆遗址（冯水木摄影）
1998年青石桥街原川北会馆万年台即戏台遗址（冯水木摄影）
从会馆的建筑上看，成都许多会馆可以说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古代建筑珍品。成都城内规模最大，也最为堂皇的会馆是福建会馆和浙江会馆，可惜现已不存。据冯水木考证，福建会馆是成都当时最大的会馆，占地60多亩，馆内陈设均呈现出浓郁的本地特色。历经岁月沧桑，这些会馆以不同风俗和文化，形成了独特的“会馆文化”现象。
从街名上看，城内除陕西街、湖广馆街、贵州馆街、江南馆街、燕鲁公所(直奉会馆)街等直取会馆名为街名外，其它街道虽没有直取会馆名为街名，但亦多与会馆有关。如金玉街，在其街北有广西会馆、江西会馆（又称仁寿宫）、浙江会馆，俗称三道会馆（过去也有叫“三道会馆街”的）。浙江会馆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因其馆内有历朝文魁匾额，时人誉之为“金玉满堂”，街因此得名。
红星路二段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对面的燕鲁公所街，为河北省(简称燕，亦称冀)，山东省（简称鲁）两省合建的会馆所在地，规模和建筑都堪称一流。因其如此，燕鲁公所便被选为一些“钦差大臣”的“行馆”，也是地方官员毕恭毕敬将来者奉为“座上宾”的地方。如清代皇帝派到成都主持乡试的正、副主考官，地方行政官员为他洗尘、饯行和做生日，都在这里举行。我们姑且不管当时那些各科的正、副主考官是否都到了生日，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其实“做生日”也就是个名头——公开的秘密。“包荒”一词，就是那个“公开的秘密”的核心。原来那时，路过成都或专程来省内查案钦差大臣办毕公差回京前，本地的大官们都美其名曰要尽点“地主之谊”，送点礼，塞点包袱给他，目的是指望他回奏时褒扬褒扬，这就叫“包荒”。如此一般审阅考卷的官员，也就是专业性、技术性强点的文化人，焉能制人于地方官？其秘密就在这类官员的官衔上带有“钦差”二字。他们虽不问政事，但回京向皇帝销差时必也有个好歹。若皇帝顺便问起民情吏治，回答公正与否便难说了，或真有正直的以及坏了良心的，偏要上个“弹劾”的奏本那还了得，地方官因此丢了乌纱帽就冤枉了。所以，那些地方官便以“地主之谊”为礼，又借做生日为名，大献寿礼。官员们大都乐得接受，身在异乡，受到如此厚爱，也非收受贿赂，何乐而不为呢。至于那举“口”之劳，也就是个顺水人情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