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集市,在唐宋时期就已有了完备的规模,且分为东南西北四个集市,统称为“四市”。唐宋时,设立集市必为州县治所级别,其集市标准,一是要设专门的官员管理,二是要有店肆街坊。而与之相对应的,则被称为“草市”,即在村郊野地聚集的小集市。
集市(成都市锦江区地志办资料)
成都的集市在当时的史料文献中留下了大量的资料,如《锦里耆旧传》中记载:“王蜀降唐,魏王谴李严于三市,慰谕军人百姓”。其中“三市”只是提练的说法,实际上包括了四个城门的集市。每天集市开始是以中午的三百声击鼓为信号,四面八方的人,或商旅或百姓就都聚集起来;及至还有一个时辰日落时,再击钲三百声作为集市结束的信号,人们才开始陆续离开。
先说说东市。有关东市的说法,许多方志上用“东市”或者“大东市”来分别称呼,但也有的认为两市实属同一个集市。成都有人名杨,最先住在东市,后……有居住在洛带的成都人牟羽大老远跑到东市北街买东西(转述于《神仙感遇传》);东市上还有一条街,叫国清寺街,又有“大东市”的“养病院”,也是当时既繁华热闹又方便百姓的去处(出自于《茅亭客话》);而《野人闲话》则记载了东市买生药时的情景,买者用击竹子的方式在市场上买生药。
集市(成都市锦江区地志办资料)
再说说南市。南市在史料中关于“临江”的记载尤为详实。唐宋时期,三道堰古镇是一座通往成都的重要水码头,相传李白、杜甫、王安石、陆游等曾经此并留宿停船,于是相继产生了即兴市井诗歌,如“一夜水高二尺强,数日不可更禁当。南市津头有船卖,无钱即买系篱旁”(引自杜甫《春水生》)等。这里的南市,即指集市临江兴起,以门阙为入口,门内店肆林立。唐代诗人张籍也在万里桥头,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引自张籍《成都曲》)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密集于码头,集市逐步扩大后,临江的地方就不够容纳了,随即出现了北临锦江其规模比临江市集大得多的“新南市”。“韦皋节度成都,于万里桥隔江创置新南市,发掘坟墓,开拓通街。水之南岸,人逾万户,楼阁相属,宏丽为一时之盛。”(引自《道教灵验记》)宋时的新南市还是游乐的好地方,大诗人陆游就是新南市的常客。当时,他居住在笮桥东,南市自然常在他的诗文中出现,如“斗鸡南市各分棚” (引自陆游《怀成都十咏》)、“南市沽酒醪”(引自陆游《饭罢戏作》)、“南市夜夜上元灯,西邻日日似清明。”(引自陆游《感旧绝句》)等。其时,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可见当时的集市和夜市之热闹。
宋代时,集市的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西市介于市桥与笮桥之间,在宋代以前叫“旧市”,也称“府市”(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称“府市市桥门”),亦称“州市”(李膺《益州记》中称“汉旧州市在(市)桥南”)。 还是当年的陆游,亦穿越东城,往西巡乐,在西市同档找到了写诗的灵感,遂有了《春晴暄甚游西市施家园》。
说到追根溯源,还得说说北市,要搜寻其佐证,则能从成都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题有的“北市”二字。视乎北市与东市、南市、西市不同之显著特点,在于它唯一不居岸傍水。北市是一个及其方正规整的集市,四门对四个区域,其间道路纵横,自然隔离,茶肆和酒楼配搭齐全,都是东西向的街道共有12条,极似汉时都市集市,其街道布局与酒肆规模近似洛阳北市。唐代中期开设了新市,称新北市,而旧市依然存在。
唐宋盛世,成都集市已经有了丰富繁多的交易品种,而且逐步形成了物品专卖集市,像米市、鱼市、锦市、扇市、麻市、药市和宝市等。大量的历史文献也记录了它们的存在,例如:米市在城的东南隅,“伪蜀成都南米市桥”( 引自《茅亭客话》);渔市在万里桥南边,就在新南市的外围,“万里桥边带夕阳,隔江渔市似清湘。”(引处陆游·《昔在成都,正月七日圣寿寺麻子市,初春行乐处也》);锦市在城的东南县境内,四月锦市繁荣,锦坊俱开,繁盛一时;扇市在大慈寺前,“蜀民每岁五月,于大慈寺前街中卖扇”(引自《华阳县志》);麻市在城南,“城南麻市试春行”(引自陆游·《昔在成都,正月七日圣寿寺麻子市,初春行乐处也》);另外,《蜀中风俗记》云:“(五月)五日鬻香药于观街者号药市,鬻器用者号七宝市”。而《方舆胜览》更把当时大慈寺前的繁盛景象描述出来:“成都古蚕丛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号蚕市。五月鬻香药,号药市。冬月鬻器用者,号七宝市。俱在大慈寺前。”不仅如此,在大慈寺西数里,当年陆游任范成大幕府参议时之居处,还有一条叫花行的街市名呢。
被称为草市的乡间小集市,散落在四郊,“台城六门之外,各有草市,置草市尉察之。”(引自《通鉴·齐纪》),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郊“十八里草市”。有单日开市的,亦有双日为市期的,沿习成习。据《宋会要·食货》卷十七载:淳熙三年“乡落有号为虚市者,止是三数日一次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