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藏的三发臭弹

“八一”之后的几天，我和几个兄弟在乡下清理老人的遗物。

二老都不在了，老家就不再是老家的意义。承载老一辈生活的那段历史，必然要面对时代的淘濯。睹物思景，怀旧念情。往事如烟，不以意移。翻到柜底的时候，发现了一张1958年1月1日的报纸，大家都很稀罕。报纸的纸张已然发黄，带有淡淡的霉味儿，而登载的文章却是有趣，其中有一篇报道了五个小学生，“四天时间消灭苍蝇两千六百多个，麻雀五只，老鼠六个，蚊子二百多个，从别的小孩身上捉虱子一千二百多个”[①]，满满的“除四害”的时代痕迹。

然而，这张报纸是用来包东西的，里头包着三发步枪子弹。这让我们很是讶异。按照现行法律，老百姓不允许私藏枪支弹药的。做了一辈子顺民的老人，哪里来的胆子，何以敢冒如此之大不韪？

不过等我仔细一瞅，发现这三发子弹都是上过膛、撞针击过底火，没把弹头发射出去的臭弹，也叫哑弹，也就为刚才草木皆兵的神经过敏，感到滑稽可笑了。我让小弟找来钳子，拔掉弹头，将弹体里头的发射药倒在地上，划根火柴一点，先是一股刺眼的蓝焰，接着是一股刺鼻的硫化钾味儿。

小弟说：“发射药是好的，是底火失效了。”他也当过十几年兵，清楚形成臭弹的因素无非两个，或者火药失效，或者底火瞎了。

这也难怪，臭弹出厂的年月太久了。两发7.92mm弹，都是美国雷明顿公司（R.A.）生产的，一发的标识是1930年，一发的标识是1935年。还有一发6.52mm弹，锈蚀特别严重，壳体铜绿凸起，已经变形，用砂纸磨掉底部的锈蚀，能看清“6.5-17-12-M.A.”标识。究竟是民国17（1928）年12月国内兵工厂生产，还是昭和17年（1942）12月日本兵工厂生产，问了好几个专家也没问明白。

这些存世八九十年的子弹，是军火商倒贩的，还是通过美国的“租借法案”[②]运到中国的，或是缴获日本鬼子的，已经无从考据了。我要寻找的答案是：它们是如何到的我家，父母为何将它包得严严实实，压到柜底？

父亲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生人，自他往上，三代都没有当“粮子”（关中人对兵的称呼）的历史，不可能自己积累几发臭弹。他唯一一次和军事沾边，是解放战争年代经见了“扶眉战役”。母亲作为农村妇女，去个县城都能迷路，更无军事契机。

老家所在的庄子，是渭北原上一个很小的村落。自元末清初有人居住以来，从没经历过战火。即使“义和团”，即使“陕甘回乱”。因了村里有一个光棍上山入伙，土匪都不曾光顾。谁知到了1949年7月初，被国军五十五师少将师长曹维汉[③]看中。

五十五师的师部扎在村里，让部队在周边挖沟设防，架线通讯，折腾了好几天，还在我家祖坟等高处架设了机枪，试图阻滞解放军西进的步伐。但国民党是时大势已去，该师及其所在的三十八军军部，在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凌厉的攻势之下，根本招架不住。据我家对门老人说，住在他家的曹师长连煮熟的猪肉都没来得及吃，便匆匆西窜逃跑了。

当时，解放军忙于追击，没顾上仔细打扫战场。老百姓听说“不打了”，便纷纷钻出地窨子去捡“洋落”。有成袋扛洋面的，也有成箱搬子弹的，还有捡了牛皮公文包装大蒜、捡了通讯电线栓牛绑狗的。

父亲捡“洋落”应该在几天之后，他当天被解放军叫去带路了。人家挑他不是因为他思想有多进步，而是有人“出卖”了他，说他最熟悉路径。

从我们村西去十五里的岐山县罗局镇，是扶眉战役的一个控制性要点，国共双方在此殊死争夺。镇子单日逢集，父亲跟祖父靠卖馍（干粮）养活一家人，逢集必赶，风雨无阻，下刀子都得出摊。那个年代的自耕农十分闭塞，种自家地，吃自家饭，除了缴纳皇粮国税和就近赶集，与外界没有多少联系。走到十里以外，就算出远门长见识了，被称为“能行”的人。

关于父亲给解放军带路、做饭、抬伤员、掩埋死者并带回家一把工兵铲的事，我曾在《父亲留下的洋铲》[④]一文中作了记叙。如果是他从前线抬下来的某位伤员，为了给他个念想，特意将自己积攒的臭弹相送，那这三发臭弹就是解放军战士的情义了。至于解放军怎么会有美式装备，一点都不奇怪。解放战争打到1949年的时候，国共双方的装备基本是同款的，因为前者的武器来源主要是缴获后者的，国军有什么，解放军就有什么，后者还戏称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打仗时遇到臭弹，算是倒了八辈子霉！要是处在双方对射的状态，更是直接要了亲命。譬如朝战初期被俘的美军二十四师师长威廉·费舍·迪安，亲自数着火箭筒一连命中朝军一辆T34坦克20余发，竟然无一爆炸，导致大田大败[⑤]。同样是朝战，志愿军战士许家朋[⑥]，迂回到敌堡下拉响导火索后，炸药包就是不爆炸。看着上面敌人的机关枪不停地突突，身后的战友不断有人倒下，他毅然选择扑上去堵抢眼……

不难猜想，这三发臭弹的背后，肯定也是浴血的战事，也许是抗日战场的英雄气概，也许是国内战争的你死我活。战场的危险随处都在，生死只是瞬间。能积攒三发臭弹而且不是一种型号的，不是九死一生的老兵，就是连队负责装备的军械员。

不过，事情也许有另外的版本。

父亲离开罗局镇时，解放军已将国军赶往（渭北）原下陇海铁路和渭河沿线裹围了，胜利在望。他带了一把解放军赠送的洋铲，一路兴高采烈回家。路过一大片洼地时，却吓得半死。

洼里麦子已经熟了，但还没有收割，黄灿灿一片。麦地里散落着很多尸体，横七竖八，一片萧煞之气。炎炎夏日里，难闻的恶臭逆风能传几里。好像是远近的苍蝇都来洼里开会，一起一群，一落一堆，在一片金黄的麦地遮出一坨一坨的乌黑。悲惨的是有一些伤员还未死，在地里哭爹喊娘，嚎天呛地，那声音特别瘆人。

父亲当时十七岁，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也没见过这么多死人，当下紧张得毛发尽竖，屏住呼吸，加快步伐小跑，想尽快离开这个不祥之地。谁知有一个人爬到了路边，冲他嚎了一声“爷爷”。

这一声“爷爷”，把他叫傻了。“爷爷”不是随便能叫，也不是随便能应的。被尊了“爷爷”，就得拿出个为长的架势，不能啥事不管。他惶惶然立住，回看那人浑身血痂，两条腿僵硬地拖着，在麦地拖出一条一人宽的通道，头发散乱，脸上只有两只白眼仁还在晃动。他清楚这里是未曾善后的战场，那人曾是解放军的敌人。但人都有怜悯之心，当那人喘了半天粗气，再次张开干裂的嘴唇吐出一个“水”字的时候，他还是顺手捡了一顶钢盔，往二里地外的一个村子去了。

关中地区深受周礼影响，民风淳朴，人善好施。父亲顺利讨到一钢盔井水回来，但那人没等到他，死了。尸体旁又多了两个伤员，一个缺只胳膊，一个缺条腿。两人都是满脸血痂，任苍蝇乱爬，也无力驱赶，显然已经气若游丝，奄奄一息。他让他们喝水，他们都摆了摆脑袋，先后闭上了眼睛。之后费了很大劲，说了一些话，虽不是本地口音，但他明白是祈求，祈求“大好人”在他们死后给予掩埋。

乡下人都是从戏文里知道天下争霸、江山更迭的道理，理解当兵吃粮、吃谁的粮替谁打仗的规矩，也清楚打仗肯定要死人。但当这么多尸体横在眼前，尤其还有将死之人的哀求，父亲就受不了了，心窝一阵阵抽搐，眼眶一阵阵发酸。将心比心。他不知这些比自己大几岁的外乡人，家里还有没有父母，有没有兄弟姐妹。要是有的话，当他们的父母兄妹看到儿子、兄弟满身污秽、暴尸野外，该有多心酸多悲痛……

但是，父亲没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大热天走了八九里地，他早已饥肠辘辘，没有那个力气了。再说他讨水的时候已经听说保甲正安排“善待死者”，他不好私下处理。至于他与那俩将死之人还有什么交流，他碍于种种顾忌，讳莫如深，从不提及。后来云开雾散，台海两岸来往解禁，有从台湾回来的老兵故地重游，对那段历史能畅所欲言了，老人家却因病失语，无法述说了。于是，这三发臭弹是否出自国军，也就成了不解之谜。

其实，不管是国军的，还是解放军留下的，这三发臭弹都是七十多年前“扶眉战役”的遗物，是那场血雨腥风的历史见证，是一段人与人的交往。父母能珍藏，肯定很珍贵。“扶眉战役”是一场大仗，解放军一野几乎打掉了胡宗南[⑦]的看家老本，取得了解放关中的辉煌战果。但双方死伤近两万人，代价也非常惨重。

在那场战役的亲历者绝大部分都已作古的今天，作为生活在和平年代、却又接触过数十位战争亲历者的老闲，我掂着这些臭弹，一时揣摩良多，浮想联翩。依稀仿佛，似乎闻见了弥漫战场的硝烟，又似乎听见了震耳欲聋的枪响炮轰。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的惨烈，远非影视作品演绎得那么浪漫；瞬间的生死诀别，留给人的心理创伤，非亲历者能够理解。

老闲自语：曾是一个老兵，骨子里不怕战争，但和平来之不易，需要倍加珍惜。中华民族的崛起，需要和平的环境，没有经历战争的人，不要轻言战争。

注释

[①] 《别看娃娃年令（龄）小》，《扶风县报》1958年1月1日。

[②]美国1941年3月立法，从武器、弹药、飞机、汽车等运输工具方面向同盟国提供501亿美元帮助，到1945年“二战”结束，英国获得全部租借物资314亿元，苏联获得113亿元，法国获得32亿，中国获得16亿，其他国家获得26亿。

[③]曹维汉，广东梅县人，在扶眉战役中负伤，1950年经香港去台湾，1969年病逝。

[④]见《西安日报》2020年7月24日《西岳》副刊。

[⑤]大田战役是朝战初期人民军打得最漂亮的一次战役，不但活捉了美王牌24师师长迪安，还毙伤敌7300多人，缴获大量武器。

[⑥]许家朋，安徽绩溪人。战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方面也授予许家朋“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英雄”、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为纪念许家朋，安徽省绩溪县人民政府将其家乡坎头乡更名为家朋乡，所在村改为家朋村，中学也改为家朋中学。

[⑦] 胡宗南，浙江镇海人，黄埔一期学员，抗战胜利后获上将军衔，“扶眉战役”时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第12编练司令部司令，战败后逃到汉中。1950年经海南去台湾，1962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