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与人情

中国人这一生大略是在“性情”与“人情”之间流连反复的。

“人情练达”处世，“性情放达”养生。若处世，便得处理各样“人情”；若养生，最好陶冶自己“性情”。性情不好，喜怒无常，容易致病；人情事故处理不得体，处世多紧峭淤塞。

总的来说，“性情”在道，“人情”在儒。

不是么？《红楼梦》中有一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说的真好。自古要在中国处世做事，皆须要做到“人情练达”的。中国是个很重“人情”的国度，中国百姓遇见个事儿了，往往第一反映是：要找个“熟人”托点关系之类的。俗语：“朝里有人好做官”“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说的便是“人情”的要紧处。这一点，可能与西方国家不大一样。西方人遇见个事儿了，可能是须要找律师的吧。在中国，处世做事，若一门子“法治思维”，多是要碰壁的。中国人“屈死不打官司”，一是打官司往往会将情况搞紧张，二是打官司也多打不起——“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当下虽然讲法治了，然而终是积习难改。非万不得一，老百姓多愿意将事情“私了”。这里面就需要“人情”。中国老百姓最怕被人讽刺为：“连一点儿人情事故都不懂”！人若懂得“人情事故”了，左右圆转，上下浸润，那世俗的小日子该是过得滋润呢。比若《金瓶梅》中的西门庆，那么个男人，懂人情，会浸润，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日子便过得舒服。耿介，倔强，洁身自好如屈原，却是跳了汩罗江。在中国混俗世生活，奔仕途，求富贵，多须学儒。孔夫子教人这一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要有一番作为的。要有所作为，儒教便教人懂规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循其道，规规矩矩，在朝在野，都喜欢。《大学》中有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其先后，则近道矣。”一个人要“近道”，则须知先后，懂本末，听君话，尊师长，便会落得好名声，获得好前程。 “意诚心正”要修炼，“克己复礼”，性情必得要收敛，不可率性而为。久在其道，人便受不得。

于是，便有一流人物，反其道而行之，“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而去。

比如陶渊明——“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于是，便决然辞职回老家过起“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的生活来。这些田园生活，悠闲度日的人生哲学，往往是多近道家——居虚极，守静笃”“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是将那当官入仕的心放下，潇洒处世，洒落为人。陈继儒弃冠，苏东坡题竹，李笠翁闲花美酒度日，皆是如此。这些人物，善养“性情”，浑不计较人情事故，或种菊，或写梅，或“把酒问青天”，或“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将人性放归自然，性情由之，悠然放逸。

但，大多数中国人是做不来这样旷达的。

多数中国人的“人生永有两方面：工作与消遣，事业与游戏，应酬与燕居，守礼与陶情，拘泥与放逸，谨慎与潇洒。”（林语堂《谈潇洒》）一壁崇尚着田园风光的闲逸生活，一壁又念念不忘仕途上的飞黄腾达，在“道”与“儒”之间，徘徊周匝，跌宕来去。还是林先生说得妙，人生应有前、后台的。前台唱戏，后台休息。不可一直在“前台”表演唱戏，那人还不早就累死？中国人能做人做的好，便是事业与家庭兼顾的。事业狂，太入世，奔波不息，而忘却家庭温存，外人尊敬，家人抱怨；宅男女，太顾家，“两耳不闻窗外事”，做人如此，不免被笑为小气。所以，中国人要做好，便要既会休息，又会工作；既能干大事，又善营小家，二者缺一不可，修练和谐，便称是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