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灯里的身影

打我记事起，每当晚饭过后，母亲就开始做针线活了，好像从无例外。八十年代的前几年，我们村儿还没有电，照明用的工具是煤油灯盏。灯盏是父亲自制的，用剪刀将薄一点的铁皮剪下一部分，呈长方条，长约10公分，宽约1公分，然后找来一个钉子做模具，将钉子裹在铁皮里面敲打，一个圆筒形的灯眼就做成了。再用棉花搓成灯芯镶嵌在灯眼里。墨水瓶是最好的煤油容器，盖上打个孔插上灯眼，一个完美的灯盏就成型了。灯盏常常放在竖起的枕头上，枕头两头有正方形的刺绣工艺，是母亲一针一线利用晚上时间做成的，白天没有时间，要到大队里去挣工分的。绣的图案有二龙戏珠、喜鹊踏梅、年年有鱼、龙凤呈祥等等，这些图案是我小时候常常瞩目的，让我充满了无尽的遐想。每天晚上灯盏微弱的光晕映照出母亲慈祥的轮廓。穿针引线，缝缝补补，直到深夜。

母亲穿针很有特点，他将线头放在嘴里用唾液弄湿后，拇指和食指搓一下，然后凑近灯光，一手拿着缝衣针一手拿着线头一下子就穿成功了，我很佩服母亲的这一点。有时线头毛毛的，有时线头秃秃的，有时线头太细太长，母亲总能想出办法将它收拾好。线头毛了在灯盏的火苗上快速地燎一下，线头秃了用虎牙咬住撕一下，太细太长了干脆在火上烧掉。缝补的东西很多很多，全家老小穿的新旧衣服鞋帽袜子，还有被褥门帘面袋书包等等，凡是动针线的无不经过母亲的双手。

每次缝补时旁边总有一个针线箩筐，各色布头布条、宽窄松紧带、黑白线团、剪刀、顶针、拧车、针包等等。这些东西既是我的童年玩具又是母亲的好帮手。我清楚地记得很有两个拧车，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我爱拿小的玩，一手握着手柄举在眼前，另一只手敲打拧车的一侧，即使手指碰疼了也无防，只要它转动起来。当手的速度赶不上拧车转的速度时，便停下来欣赏拧车飞快转动的样子，直到完全停下来，又开始下一轮敲打。

父亲买来的白线团或黑线团，母亲总要重新缠成线疙瘩的，因为这样用起来方便。缠线便成了我们兄弟姊妹争抢的好“伙计”。当我们闹得不可开交时，母亲总会把机会让给我。母亲生了我们五个，三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恃小娇恨，每次都能赢得胜利。母亲在自己的手腕上先把线团绷了绷顺了顺，然后套在我的手腕上。我挺直腰杆双腿盘坐，一幅美不胜收的神态，时不时用眼神瞟一下我的竞争对手。“看把你美得!”“藏美得慢!”羡慕之情嫉妒之心溢于言表。母亲随即缠起来，一手抓着线头，一手来回缠绕，速度很快，线疙瘩在母亲手里来回跳跃，越来越大，我也顺着母亲左右移动，翻着手腕，线一圈一圈的从我的手中快步跑到母亲手中，最终紧紧地裹在线团上。

六七十年代，商品短缺，市场供应严重不足，粮油布都是凭票购买，不像现在，商品供应充足，应有尽有。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好多东西都是自产自销，集市上买的东西少之有少。父亲每次上街很少带我们去，回来时手里不是火柴就是几尺布，不是线团就是一瓶煤油，什么瓜果蔬菜糖果都是不可能的，买的都是家庭必需品。东西买回来就交给母亲，母亲有了这些东西就变得异常忙碌，冬天到了要为全家大小准备过冬衣物。母亲常说：暖和是大家的，挨冻是一人的，冬天最不好过。在她老人家的手里，做鞋子不分春夏秋冬，可以说做鞋子贯穿了母亲一年的生活。随时随地只要有时间，甚至闲谈串门子，手里总要干点小活。在不知不觉中手里的活儿也就干完了，干完后还要相互看看，切磋切磋手艺或者相互帮帮忙，都是很自然的事，从不说：麻烦你了谢谢你啦这样的客套话。

做鞋底费时又费工。首先要打“被子”、依鞋样裁剪、白布封面包边、渍麻拧绳，才开始拉鞋底。农村里，勤俭节约做到了极致，人人如此家家如此。废报纸糊墙糊窗户，母亲用来做“被子”衬底，大致呈正方形，上面刷上浆糊，将事先洗净压制过的一沓旧布片取上一片，小心翼翼地贴在上面用手掌抚平。这些布片全是实在不能再穿的衣服裁下来的唯一能用的。我亲眼目睹过母亲将一件旧衣服拆卸的全过程，那是一件打满补丁又脏又烂的棉袄，面料是黑色咔叽布，里子是白色棉布。不管是面料还是里子，都已失去原来的色泽和模样，袖子明显是接了半截的，或许是破了不能在缝补干脆剪了，或许是孩子身体长了衣服短了，袖口是废旧袜子的袜腰缝上去的，刚缝上去时煞是好看。拆卸时尘土飞扬，夹杂着土腥味、汗腥味、腐酸味直冲眼鼻，母亲头上身上尤其是腿上全是衣服碎屑。有用的被精心地选出来放在一边，布片一堆，棉花一堆；实在用不上的堆在一起，塞进了炕眼门燃烧，炕土最后掏出来成为最好的农家钾肥，发挥了它最后一丝余热。留下的布片母亲用苏打粉或碱面浸泡后，一片一片地搓洗拧干晾晒，又一片一片地抚平叠放，大一点的放在底下，依次是小一点的，这样一个扁平的近似塔型的一沓布片就出现在母亲的眼前。母亲将它们托在掌中，在炕上找了一个角落，存放在席子下备用。今天母亲要打“被子”了，在席子下翻腾了一阵，找出几沓来。只见母亲又取下一片来，略微观察后准确地贴在上面，不一会儿第一层就完成了。虽然都是不规则的布片，但经过母亲的双手，这些布片恰到好处地连接到一起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一张“被子”一般需要三到四层就行，然后粘贴在屋内的墙壁上任其干透，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就会取下来。在我的记忆中，墙上到处是大小不一的“被子”。

鞋底式样是比较厚的硬纸裁剪的，也有书纸或报纸的。打我记事起，这些鞋样好多比我年龄还大，听母亲说，是同宗妯娌、姑表亲戚相互借鉴来的，有的是婆婆传承媳妇而来，有的是母亲根据自家人脚的大小尺寸修剪的。夹在旧书里，就像一本厚厚的相册一样。每当谁的鞋子破烂不堪，实在不能穿了，母亲就会翻翻这“相册”，找找最合适的拿出来，再摸摸墙上哪块“被子”干透了便揭下来，依鞋样裁剪再用白布装裱。接下来就是拉鞋底了。

拉鞋底既是一个技术活还是一个力气活。针要大号的，绳子是棉线的，最好是麻绳的。但麻绳比较费时，需要用拧车拧成单线，合成一根才能用。老百姓的生活能省就省，棉线和麻叶（麻杆剥下来的皮）平峰集市上都有买的，但父亲每年在糜子地里总要撒一些麻子籽，等糜子秋后收割后，麻子再长一段时间才成熟。成熟的麻子连根拔起捆扎在一起，拉回来立在我家的上院。一排高大翠绿的麻子和黄土崖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给整个院子增添了无尽的生机。小鸡在里面捉迷藏，小鸟成群结队的来回翻飞，甚至老鼠也来凑热闹。那个地方是院子中最向阳最挡风最暖和的地方，我常常坐在那里一边晒晒太阳一边折几支麻籽，在手心里搓一下，吹掉干叶和麻籽外皮，麻籽粒粒圆润饱满，我一粒一粒地磕着麻子，这是我最惬意的休闲时光。等秋后麻杆彻底干好后，父亲便用连枷打下籽来，到油房里炸成麻子油，油渣交给母亲做成香喷喷的麻腐馍馍。一家人其乐融融，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麻杆又被捆绑在一起，丢弃在水塘中。我们老家叫做涝坝，是人工挖出的集水池，圆形低洼将几家院子里的雨水汇集起来，供牛羊饮用、洗衣服或是盖房子用水都可以。一捆捆麻杆静静地躺在水中，任凭水的浸泡，直到翻年开春，冰雪融化了才会捞上来。父亲说：这样沤得的麻叶才结实呢！我深信父亲说的一切。只见父亲将黑乎乎的泛着恶臭的麻杆一捆一捆的用铁耙捞上来，堆放在平地上。我捏着鼻子老远看着父亲的一举一动。等麻杆彻底干透了，父亲将它们扛回家，一根一根的拦腰折断剥下皮来，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剥着。攒到将近一把了，父亲用手捋了捋麻叶，绑好头，缠成一个蓬松的疙瘩交给我说：“跟连，这个给你妈！”看着手里的麻叶我不由自主地联想着，麻籽——麻杆——涝坝——剥皮——拧绳——拉鞋底——穿新鞋。

交给母亲后，母亲就开始拧绳合线，一针一针地拉鞋底了。只见母亲右手捉针，左手拿稳鞋底，找准位置使出全身力气一戳，针尖就顺从地从另一头冒出来，再使用顶针在针眼处一顶，针的大部分已经出来了。顶针套在中指的第二节上，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小坑，就是这些小坑能够稳住针眼，将手指的力量传导到针身上，针就获得了向上钻的力量。针在母亲手中很听话，钻出了一大截，剩下的一小截还在鞋底当中。鞋底一般有一公分厚，很结实，加针很厉害，手指没劲儿或者技术不行，那个针你就根本拔不出来。我曾经试过几次，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作罢。母亲要么用手指来拔，要么用牙咬住来拔，两种办法都不顶用，就用到专门工具了——针加。这是一种农民自己创造的工具，集市上没有卖的，用比较粗的铁丝最好是废弃的辐条对折，在两寸左右的地方分开做成手柄，使用时加住针身，利用杠杆原理将针从鞋底完全拔出来。母亲在鞋底的周围先拉上两圈进行定型，就像刻章一样，接下来就从底部一行一行地拉，直到全部完成。拉好一只鞋底就要耗费母亲几天的功夫，母亲看着拉好的鞋底，哪儿好哪儿不好都要念叨念叨，然后用剪刀剪去那些多余的线头，又开始准备另一只了。

拉好的鞋底硬硬的平平的，雪白的鞋面上点缀着整整齐齐的小灰点，那些小灰点便是针脚。凑近仔细观察，针脚均匀横竖成行，和工匠砌砖一样，针脚成“品”字结构。尤其是斜着看也能成行，仿佛是一排排大雁从高空掠过。再用手摸一摸，当你的手指划过一个个阵脚时，刚才还柔软孱弱的线绳在这儿就像一颗颗坚挺的钉子牢牢地抓着不放手，完成了华丽的蜕变，定格在母亲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