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正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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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客家地区客观上存在着历史和现实的边界一样，客家文化酝酿其中也必然存在一个大致清晰可感的边界。然而由于历史叙写者与文化挖掘者囿于“非虚构”和“非想象”的限制，只能对客家文化的边界做文献式与考察式的划定，隐秘在文献深处和古迹角落的斑斑痕痕很容易被忽略，甚至对一些可见却没有逻辑关联的证据无法进行系统评说和理论提炼。这便给热爱客家文化的作家们一种机会和可能，借助文学的虚构性和想象功能，把历史遗留下的蛛丝马迹串联起来，用生动饱满的人物形象、环境面貌和故事情节为客家文化划出一条边界，甚至可以拓展出新的边界样貌，进而丰富客家文化的精神内涵。
《彼岸岛》便是这样一部具有确定客家文化边界和呈现客家文化独特精神气质的作品。一方面把颍川村作为客家地域的内涵标本，使其通身挂满客家文化的基本元素，形成客家文化胞衣，另一方面把客家文化的外延伸向了“彼岸岛”——南洋的印度尼西亚诸地区，在南洋特殊的历史文化景观中省察客家文化的排异、融入与析出的反应过程，在客家文化胞衣里注入新的文化元素，丰富其内涵并展现其新的精神气质。
一、排异：颍川文化与原乡文化的坚守
传统的客家文化体系中有两种文化现象是根深蒂固的，一是颍川文化显示出的“抗争”文化心理，作者用嘉木一家人在颍川村与人斗、与自然斗的诸多故事情节说明，客家文化里是没有屈辱文化元素的；另外一个是客家人不断迁徙的历史进程中默默催生出的“原乡”文化意识，其中下南洋的这段历史更加强化了这种意识，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嘉应塔、纸鹤、鹌鹑玉、执壶等就是原乡文化的象征，分别代表了守望、愿望、精神还乡和身份认同等原乡文化应有的特点。
这两种文化一旦进入到另外一个文化系统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初期的排异反应现象。主人公嘉木初到勿里洞岛便遭遇盂兰盆法会，在这个异域风俗文化里，充斥着鬼王的各种传说和禁忌，是客家祭祀和宗教文化里不曾有的，所以嘉木、李应贤和庄湛清等客家工友在心理上是排斥的，将信将疑的。作者接着设计了嘉木左脚缠了大蟒蛇、嘉木在工地差点被抽泥浆机吸走、华工被冷血的荷兰人与残暴的本地土著帮头们欺诈勒索等故事情节，以此表明客家人在这些苦难面前并不是屈服的，而是有面对邪恶展开抗争的勇气的。从颍川村的抗争到勿里洞岛的抗争，既是文化心理的延续，也是对颍川文化的坚守，在坚守中排异，在排异中再次确认本族文化的具体存在。
没有大规模不断迁居的族群是没有原乡文化的，所以说原乡文化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是植入客家人骨髓里的民系意识。对于嘉木等南洋客来说，颍川村是祖宗居住的地方，是命运与情感牵绊的地方，梦想着在勿里洞岛修建一座以“嘉应塔”命名的石塔便是故事逻辑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了。这座有名无实的石塔是一种嘉木等人对客家人传统源头的不断守望、重建和弘扬的文化自觉，也是一种超越对抗性的文化乡愁，在黄湛清悠悠的横笛声中，石塔摆脱了宗教风俗的意义，合构出一幅令读者怦然心动的原乡画面。勿里洞岛吸食鸦片的月容父亲黄楚连，他交给嘉木的鹌鹑玉是原乡文化中精神还乡的意义象征，身虽回不去故土了，心却可以伴着这一块古旧的玉石飞回去。作品前后文中都出现的颇具浪漫色彩的纸鹤，代表的是颍川村的乡愁，它深存于月容和嘉木的心中，每当想起纸鹤，心中就会涌现出归乡的愿望，而当月容的父亲尸骨最终还乡后，月容在父亲的坟头烧的便是纸鹤，表明父亲的愿望已然达成。一把神秘的执壶最终是属于当铺还是回归原主人，这条线索贯穿了作品的大半部分，嘉木为此费劲心力，终得回归，暗示了客家人的身份认同意识，执壶不再是泡茶的工具，里面有外公的灵魂，是外公身份的象征，一旦卖掉了，他就永远失去了故乡的身份。这些代表了原乡文化现象的象征物在与异域文化的排异反应中，显得更加的强烈和必然，成为构成这部完整作品不能或缺的重要部件。
二、融入：族群文化与移民文化的妥协
客家文化中有一种以宗族为单位而合成的族群文化，主要特征就是在面对天灾人祸时所表现出的相互帮衬的团结意识。族群文化是一种融入式的文化，需要族群个体主动形成融入意识，从中找到自我归属感和生命的依靠。嘉木到勿里洞岛后迅速和李应贤、庄湛清等客家工友抱成一团，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而他们离开人间地狱勿里洞岛的帮衬人，就是同样具有客家血统的翻译官梅县人安迪，当他得知李应贤杀了人后，“二话不说准备了路费，还跟鲁吉把他们送至丹戎格拉洋码头，连夜坐船逃离”了。安迪这种冒着自己被牵连进一桩生死案中的危险举动，正是他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之间的抉择，最终是族群文化意识让他做出了果断的选择。随后嘉木、李应贤和庄湛清在巴城之所以站稳了脚跟，与族群贵人梅印米行大老板杨板寸和黄皮等客家老乡息息相关，作者毫不犹豫地把嘉木等南洋客的命运之绳捆绑在族群文化的背景下。
嘉木对南洋的情感也耐人寻味，作者写出了他既想逃离而最终又离不开的情感牵绊。想逃离是因为“彼岸岛”有苦难和不如意，“颍川村”有亲人和房舍，离不开是因为“彼岸岛”还有实现富裕生活梦想的基本条件，到后来发展到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和依赖，嘉木参与了革命活动，让他的精神世界丰富起来，到了离不开南洋的程度，这也是作者在作品结构上安排“两地场景来回切换”的重要原因。其实从文化心理的视角看，尽管巴城的生活还有一定的不稳定因素和潜在的危险，比如荷兰人和日本人的存在，但是嘉木每次回到颍川村后马上就想（要）返回巴城的原因，是他的身上已然形成移民文化的烙印。
客家文化中的移民文化色彩鲜明，当下在梅县松口镇建有移民广场。移民文化是包容的，具有兼收并蓄的特点，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因此它也是一种融入式的文化，需要移民个体主动形成融入意识，从中找到实现自我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心理依靠。同时，作为下南洋的移民嘉木等人，为了求得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尊严，显然要放下一些权利和尊严才能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当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移民文化也是一种妥协的文化。嘉木人物形象就是在注入了移民文化后才得以蜕变的，从关注挣钱的数目到关注挣钱的意义，从顾及个人恩怨到不计较个人得失，从关心自己的小家到关心别人家的生活，从顾大家到顾国家，嘉木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强大，包容度也变得越来越广大，其人物形象特征也因此变得更加具有流动性和立体性。
三、析出：侨批文化与水客文化的新生
客家文化中原本是没有侨批文化与水客文化这两个元素的，是下南洋历史进程中“写侨批”和“做水客”的产物，是南洋独特的文化历史风貌与客家传统文化相互结合渗透过程中，析出的两种独特又相对独立的文化现象，大大拓展了客家文化的外延，同时也为客家文化的内涵注入了新的意义。《彼岸岛》的主要贡献是用嘉木这个典型人物复活了两种文化产生的机理，把客家文化的外延由本土拓展到了异域，用形象可感的文字揭示出家国情怀和诚信原则的内涵意义，把侨批和水客的历史实用功能演绎成了可以光照当下的精神功能。
侨批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或官方渠道寄给国内眷属的书信和款项的合称，里面记录和蕴含了老一辈华侨在海外挂念亲人、忍辱负重、艰苦创业、报效桑梓等历史印痕，最终以血脉意识和寻根意识沉淀出以家国情怀为核心内涵的侨批文化。嘉木最初偶尔替人写侨批是出于挣钱的目的，“都是按行内价格收的，写一封至少有几个毫子”，攒出钱来想要寄回家赎回外公的执壶，给潘香玉、林老板和曾正鹏等人写的书信内容也都是表达对故乡亲人的挂念。到后来在黄皮的帮助下在日本领事馆对面成立“嘉应批馆”专门给人写侨批，这个行为开始从个人行为转变为革命行动，转化为爱国热情，嘉木的文学形象也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这种升华的结果是对侨批文化的升华，从传递个人情绪走向了表达家国情怀的高级层面，这种情怀的形成在客家本土是无法完成的，只有放置于异国他乡、嵌入到革命时代才有可能产生，才能成为当下客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水客是在大陆和南洋之间传送侨批的信使，也是把男丁带到南洋谋生的介绍人和引路人，他们在大海的此岸到彼岸，又从彼岸回到此岸，奔波辛苦异常，到头来能够挣到大钱的人并不多，有的甚至还赔了钱或失去身家性命，作品中的水客谢企南之所以最终放弃水客的身份，很大原因在于这份工作的艰苦性。但是水客最大的挑战是能否一直秉承“诚信原则”进行工作，作者用嘉木“做水客”所面对的沉批、死批、路途遥远等困难问题，以及他对谢企南送批方式的改变证明，责任心和诚信是水客的生命。这种诚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诚信，是南洋析出的带有权力性和非监管性的诚信原则，没有法律上的约束，有时也不会受到道德的谴责，全凭水客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坚定信念的支撑。因此当水客文化进入到客家文化系统中时，便对客家文化原有的诚实元素有了扩张和补充，成为一种可以用“大诚信原则”去描述的立命之本。
《彼岸岛》后记的标题是《创作谈，在冒险中抵达精神之岛》，明确地把本书的创作主旨导向了精神领域，并依次使用了“客家精神”“精神契合”“精神肌理”“精神朝拜”“精神维度”“烛照精神”“精神本质”“精神指引”“照见精神”“精神内核”“精神构建”等十余词组，把读者的思考维度提升到总体感知客家文化精神气质的层面。文化是有精神气质的，比如海派文化的精细雅致、西北文化的粗犷大度、市井文化的通俗庸常、军旅文化的庄重严肃等，本书总体上呈现出的客家文化是由淳朴倔强、迎难知上、重情守义、团结友善、斯文谨慎等合成出的特殊精神气质“团结奋进”，由此可以从文化学的视角对本书作结：
《彼岸岛》是一部具象呈现客家文化景观的长篇历史文化小说，在对颍川文化与原乡文化、族群文化与移民文化、侨批文化与水客文化的阐释中，划定了属于客家民系的文化边界，并确认出“团结奋进”的特殊精神气质，因此它是一部充满文化自信和积极力量的优秀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