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岳升思

冬暖筑城，兰馨相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第十届贵州民族文学创作改稿班在贵阳“武岳酒店”开班，来自9个市州的49位学员接受了学习教育培训，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学习班，学习班分为诗歌和散文小说组。为期四天的行走，快乐之余，感触颇深，收获多多。

一是作家要有民族意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共有五十多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民族的图腾、演绎、发展和创造史，至于民族的语言、文化、风俗、宗教、信仰、禁忌就更不用说，尤其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陈酿，已成为东方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备受世界瞩目。在这个民族大家庭里，所有的根根须须，枝枝叶叶，都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都关系着民族的生存、发展、进步与繁荣，包括民族的未来。

中国著名画家李苦禅先生说：“中国的文人，历来重气节。一个画家如果不爱民族，不爱祖国，就是丧失民族气节！”画如此，文亦然。所以，作家始终要装民族于心中，并随时关注民族的命运与发展，常为民族的发展找到生活的影子和去向，常为民族的发展而奔走呼号。

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他不可能忘记所在的民族，因为关心民族，就是关心自己！就像贵州作家协会副主席戴冰老师说的：“作家在关注自己的同时，一定要关注所在的民族、生活的彼此、当下的现实，创作出有民族特色的作品，展现民族的精神与民族的气质！”其实，关注民族的命运，就是关注国家的命运，就是关注国家的前途与希望！只有这样的关注，才能使中华民族走向富强、走向繁荣昌盛、走向世界。

作家的创作一定要以民族生活为中心，才能切实做到为人民服务！这既是作家创作的出发点，也是作家创作的落脚点，同时也是民族的希望与向往所在。所以，作家的笔一定要为民族的生存、民族的发展、民族的创造、民族的希望而泼墨。

作家要善于从民族发展的历史中去掏民族生活的沉淀……期间，有的学员在交流时也提到过这个问题，而《民族文学》副主编陈亚军老师则是这样认为：“在正视民族历史问题的同时，也还得结合历史客观条件，以及民族的团结为重点，也就是‘和为贵’的主流思想……”为此，作家要善于发现和提炼民族生活的精华，既而又溶解在民族生活的现实中，激荡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引领民族的思想与精神，便从中增加民族生活的内涵，提高民族素质和精神品质，特别是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优良的传统，让民族充满美好的前景与未来。

二是作家要有地域意识。所谓“地域”，就是指一定的区域空间，它是自然要素与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综合体，包涵区域性、人文性和系统性等三个基本特征。那么，民族的生存、生活、发展、繁荣、依存的区域就叫“民族区域”，所在民族的生活便是作家创作的源泉，作家的创作不可能脱离区域的民族生活，更不能丢掉民族文化传承的符号与基因。

当然，也不是说作家就只能书写所在民族的生活，而不能书写其他民族的生活，但至少来说难度较大，因为没有生活的体验，创作就没有基础，如果勉强创作，生米难成熟饭，最终就是浪费时间，而且这种创作也是不受群众欢迎的。再说，一个作家也不可能包罗万象，去书写所有民族的生活，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没有必要的……现在，每个民族基本上都有作家，各个民族作家的心灵碰撞与勾兑，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大文化，具有独特的风味。

2014年10月，中国诗人走进沿河的时候，在行走乌江的船上，内蒙古作家白才老师很有感触地说：“乌江山峡多美丽，山中云卷雾来生，绿水牵肠回不断，再看依然活神仙。这就是天灵的赐予，这就是土家儿女的财富，这就是土家族作家创作的源泉，叫一个生活在草原的人来书写这样的奇山秀水，实在是难抵自然的灵性与山水的美丽，就像一个不是生活在草原的人，让他去书写蓝天白云、帐篷蒙包、牧歌依恋、查干伊得等，当然也免不了一些造作与生硬，更不谈艺术的质感与亲切度……”所以，作家一定要从民族生活的边缘出发，向民族发展与民族繁荣的地心靠近，才有创作的精妙之作。譬如，李白酒中的长安、莫言心中的高密、沈丛文笔下的湘西等无不如此。

作家的创作还真要讲究地域性，那些有关民族的历史、民族的变迁、民族的精神、民族的习俗、民族的村庄、民族的田园、民族的思考等一切推动民族发展的积极因素，必然是作家所关注的核心内容。当然，也不是所有涉及地域的写作就是民族作品，或者说民族艺术，既然民族文化是民族生活的精神家园，那作家首先就要为民族提供有价值的东西，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才是被民族所认可的东西，也只有这样的东西才受人民群众欢迎。

三是作家要有危机意识。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问题，甚至面临很多波澜曲折。诸如，洪水、地震、瘟疫、饥饿、战争等，这些灾难常影响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特别是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和人类的战争伤害等，有时让一个民族陷入生存的绝望与深渊，或者说民族文明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与摧残时，这个时候的作家理所当然就是时代的先锋与民族道路的引领，包括文化文明的传承，以及民族精神的调养，既而，作家的作品自然就成了苦药良方。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身受外国列强欺凌，陷入了危急存亡的关头……这个时候，像梁启超、黄节、陈天华、秋瑾、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田汉、柳亚子、毛泽东等许多作家诗人，为民族救亡图存而书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为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找到了光明的前景，从而使中华民族走向了胜利。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是生活在矛盾之中的，而矛盾又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且不由人的意志为转移……既是有生活的矛盾所在，那就有危机的存在，作家也是危机中的个体，可是作家又不同于常人，不同的是作家常在理想与现实主义之间游走，固然要多于常人的理性思考。所以，作家要常有危机意识，有危机意识的作家，才是有责任和担当的作家；有责任担当的作家，才能创作出让民族看到希望的作品。

无以从忧，何来有乐？得过且过，死而有忧，至于怎样锻造成为有危机意识的作家，于几位老师的授课中，也略有体会：一是要有责任感。责任是一种待人处事的态度与风格，人生在世，难就难在“责任”二字，拿陈亚军老师的话说：“作家的作品不是随便之作，更不是口头谈论与茶余饭后的闲聊，其作品一定要把握大局，将时代消化在文字中，为民族服务，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二是要有温情感。情感是人的态度在生理上的评价与体验，是内象感受与意象的结合，用戴冰老师的话说：“作品必须要有温度、速度、节奏、振荡感，思考要冷静，下笔要清淡，情感要热烈，收放要自如，始终用生活的激情与希望去对待自己的写作。三是要有生态感。人本自然，自然与人，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就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所以作家的创作要饱含生态思想。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谢廷秋老师指出：“大自然才是真正的主人，人不过是自然中的匆匆过客，回归自然，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我们自己，就是记住人类的文明。”

四是作家要有失败意识。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失败乃成功之母！”说的就是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失败是成功的伴侣。瑞典著名化学家诺贝尔、美国著名发明家爱迪生、中国著名数学家祖冲之等的研究成果，无不是经过成千上万次的失败，才获得最后的成功，作家的创作亦然如此。当然，作家的创作毕竟是精雕细刻的艺术，也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缺失和遗憾，甚至有时还得忍痛割爱或全部否定之后又重来，面对这样的失败与时间的磨缠，又不得不静下心来去思考，这种失败是非常艰难的，也需要一定的承受力，所以直面失败也是“成功”。

作家创作的目的和心情都差不多，都希望得到别人、国家、社会乃至世界的认可，抑或成为经典之作更好。当然，这其中也离不开自娱自乐，有人认为其法不可取，但我觉得并非如此，假如乐不了自己，也肯定乐不了他人，自娱自乐更是一种创作的淡定态度。所以，作家真还要学会自娱自乐，没有自娱自乐，就不会成名成家，自娱自乐本就是成名成家之前的磨练，那是必然要经历的。

开班当天下午，我向戴冰老师请教——作家如何面对杂志刊物编辑的“砍刀”时，他说：“这是作家创作的心态问题，作家的创作与编辑之间始终有距离……”其实，作家的创作就像中医开处方，前面方子开完了，最后还得加上甘草或生姜片等进行调和，否则这副中药就不起作用，编辑就像中药中的“和药剂”。

第二天早上，原贵州作协副主席罗吉万老师授课时，所讲的内容就是〈作家创作失败的教训〉，这让我没有意想到，也让我大为惊讶！照常规，人们都是用自己成功的经验来引导和启发人，最终达到感化和教育的目的，而罗老师却打破了常规，采取一种逆向思维，用自己一生创作失败的教训来解开心灵的纠结与疑难问题，从而开启创作的智慧与道路。他一次次提到并承认自己的失败，而且在失败中不断探索，积极进取，最终悟得：“人的最大本事就是——通天、通地、通物、通人。”作品是作家的心灵之旅，当然要通心，这是一种为人处世的绝巧，同时也是作家创作的一种基本能力。最后，他还是告诉我们：“虽然作品是作家心灵的裸露，但作家的创作一定要有排开自我的境界，必须老实承认自己的过错与失败，因为失败是进步的认知！”

除此之外，还有《贵州作家》副主编徐必常老师的授课，听我同室的王大勇老师介绍说：“徐老师讲得非常实在，而且是一对一的点评作品，指出作品的不足之处，真是难能可贵！”

总之，一周阳光的清明，一周筑城的受训生活，让我找到了创作的答案，就像我坐在“武岳酒店”二楼的餐厅里，移眼窗外时，只见那黄绿相间的树叶在风中摇曳，便图为冬天的画景，必将昭示春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