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一种缘分--《朱熹别传》诞生记

在这个世界上，人要做出一点事，没有执着精神是不行的，第一靠热情，第二靠的就是执着。但执着一词佛道皆反对，佛则万法皆空，不可牵赘；道则无为，知止不殆。这是人生的境界。所以我很喜欢“随意”这个词，与之相左就是刻意。记得2009年，我的长篇小说《风尘误》在上海（全国）书展上亮相，曾受到读者热捧，时隔数年，《朱熹别传》又在（北京）全国春季图书展销会上引起关注，难得的是，这次由安徽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这部书无论在设计上，装帧上，内容上，都堪称为上品，我想说的是：这一切并非我刻意而为之，而是自然产生的。

创作是一种发掘和创造，而不是拼凑史料，南宋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风云际会的时代，这个时代撼人心魄的人物和故事都很多，对作家来说，它是一个金矿，看你怎么去开采。世上不缺少矿藏，而是缺少探矿的人，有人做众人都做的，有人做众人不做的，这也是作家与作家之间的个性区别。

2008年底我写成《风尘误》时，完稿是45万字，但在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时，他们建议我把前面单纯写朱熹的部分删去，变成以写一代青楼才女严蕊为主，也牵涉到朱熹道学思想理学治世故事，这就导致了史称“朱唐交奏”这一历史纠葛成为全书主题，再现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官员狎妓案始末，也尖锐批判了朱熹理学的虚假，该书最后以不足30万字出版，严蕊的品格精神受到称颂，而朱熹的错误缺点受到较多的揭露和鞭笞。

出版后有人赞誉也有人提出批评，认为不应该把朱熹写的那么坏，他毕竟是一个伟大的理学家。这成了我的一桩遗憾，我把删去的那些文字保存在电脑上，我想，有机会我要出版一部全面写朱熹的文本，让朱老夫子给人以立体感圣贤感。

文学是一种缘分。光靠坚持和毅力总是很累，缘分就是冥冥中的契合。去年夏天我体质状况不是很好，正在江西宜春温汤小镇疗养，那里风景幽美，气候宜人，又有著名的富硒温泉可供修身养性，渐渐有点乐不思蜀的感觉了，想到自己多少年来为了创作劳心费神，疲惫不堪，甚至弄出一身慢性病，老之将至，何以解忧，越发觉得自己是真正的傻人一个啊。

正在悠哉游哉的时刻，突然接到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磊编辑的电话，建议我能否把《风尘误》题材换成另外一个角度，重新写朱熹，刘哲社长还在电话中言明他们考虑这部书之所以让我写的原因，因为我写过《风尘误》，对朱熹资料较为熟悉，作为出版社“历史大人物”项目，他们期待我能够写好，他们也相信我能够写好。我本来还在犹豫自己的精力状态能否完成，但出版方的诚意让我十分感动，我想，朱熹的材料我掌握不少啊，于是当即就愉快答应了。

出版社的工作效率让我感佩。10月底才最后定稿交付，签了出版合同，刚刚三个月书已经面市，装帧设计排版都显得十分大气，我感觉很满意。毫不夸张的说，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现在，我出版过的书也有几十本了，但这一部书的封面装帧设计风格独树一帜，能让人眼睛一亮。生活会让你收获的，你需要勤勉和从容，这话不是我说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哈伯德说的。       

有人要我对这部书评价，我说我很喜欢《朱熹别传》，我在前面说过，装帧设计内容，我自己都很满意。说到特点，它应该是我另一个长篇《风尘误》的姐妹篇，从另外角度让读者全面认识朱熹，给读者以全新的阅读享受。一反在《风尘误》中对于朱熹的思想鞭笞，重点阐述朱熹作为一代大儒和盛名盖世的理学泰斗的历史地位和形象。通过“朱松遇难”、 “文”“ 公”二山突发事件、 “山火催生七星儿”等民间传奇，引出朱熹出世的奇特历史背景和当时民间的社会人文状态。继而以幼年好思、家学渊源、理学根基、数见李侗、逃禅归儒、心学之争、官场颠簸、沉潜著述、游历讲学等等一系列经历事件，塑造出朱熹“无所不涉”，“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的博杂境界，诠释了朱熹理学知识的渊博和完备，阐解出朱熹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诗人的历史缘由，佐证出朱熹是中国继孔子、孟子之后的儒家学说中泰山北斗式的人物。当然，圣人也会犯错误，该书也以自然客观的史实，反映和揭示了朱熹研学道路以及学术中存在的片面和历史局限，有分寸地批评了这些历史错误和局限，阐释出关于他的学说思想，为什么从出现之后就一直受到诟病和纷争。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难解的谜。本书最后要解答的，正是这样一个难解难之迷。今天的人，可以指出这位思想家观察世界时的种种误区；可以揭露他与生俱来的缺陷，并且由这种缺陷所必然导致的对人类真相的扭曲；我们甚至有责任清算他的学说阻碍民族历史进程的某些严重错误；我们还可以指责他许多许多，像对柏拉图、黑格尔、康德一样……但无论如何，历史却无法回避这个人的存在、贡献和地位。朱熹是有过错误的，但他依然是一个圣人式的一代大儒。这也是本书带给读者的阅读认知。

《朱熹别传》是我继《国魂》、《红年鉴》、《美人坡》、《风尘误》之后的第五个长篇，而读者知道我从前主要是写散文和报告文学的，我的处女作诗歌《春天的翅膀》发表在1959年《少年文艺》上，那时我才13岁，在安徽肥东县实验小学上学，对我后来走上文学道路有一定影响。回首间已是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已经发表和出版了千万字原创作品。涉猎于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剧本等等，有人问我：是什么力量让我有如此丰润的创作欲望？我还是想说文学是一种缘分，一个人走向文学道路不需要理由，需要爱好和积累，积累与读书兴趣有关，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胸有诗书气自华，古人叫“思积乃满，满而溢之”。当然，创作离不开生活，那是人人具备的，人生下来就面临生活，时时处处都是生活，到处旅游是生活，上班下班是生活，与人交友吵架是生活，个人修炼也是生活，善于发现思考就成为文学素材了。
     我一直认为，文学创作是没有界线的，文化积累才是唯一的根基，无论你写什么样的文学样式，文化的功底都是唯一，这就如同所有的庄稼都滋生于大地母体，每一种文学形式，有了文化和阅历功底，同样都可以让作品熠熠生辉。
     当然，若论起个人创作史，我的散文资力最长。我最早写诗歌，后来写散文，再后来写长篇小说和剧本，不是改行不是兴趣转移，一切都在不经意中随意而为的。人的一生像一盘棋，每个棋子都很重要，你必须不怕麻烦不计较得失，不管是输是赢得把棋子一枚枚拿起再放下，这就是生活。不能急功近利，因你担待你选择的生命方式的重任，你卸不掉那些受着别人期待的眼神。你甚至还要不断地把自己分裂出去，一块块分给社会，责任，家人和亲朋，和社会上每一个喜欢你的作品的读者……我是个几十年没有放弃写作的人，可能我的付出和得到并不十分平衡，但我不怨不悔。中国历史上的文人是很有志气的，他们要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现在不一定这样，但你也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一个作家能给读者带来好的精神食粮，也算没有辱没自己作家的名分。从上世纪90年代后，我主要热衷于长篇小说写作，因为容量大，人物多，场面宏阔，可以表达很多东西，对作家是一项综合知识的考验。作家拒绝平庸，没有思想和底蕴的作家只是个绣花枕头式的摆设。 
     也有人还问我生活在上海与合肥两个城市之间，不同的地域和场景人物和人情，对写作方式是否会有所影响？我回答是：作家是一个极具社会性的职业，中国古代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显然，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生活的范围越是广阔就越是开拓作品孕育的容量，作家目力之处应该是整个世界和人类，不应该生活在受限制的生活范围里。印象中鲁迅先生在说到小说作法时，就曾说过这样的意思，作家要有广泛的生活空间，他写的人脸可能从南方借用的，身子可能在北京，故事可能是发生在其他地方（大意）……从这个角度上看，我生活在两个城市之间，不同的地域和场景，不同的人物和人情，正好是对我开阔创作视野的帮助，它不仅不会影响我的写作和生活方式，而且大有裨益。我现在很适应且有点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就拿我写《朱熹别传》来说，有的依据不足，很多故事依据就是我从上海图书馆里找到的。

总之，《朱熹别传》虽然有着我艰辛的创作劳动，但我并不刻意为之，这部著作从情节构思、人物塑造、故事悬念设置直至语言叙述等，我都做了各方面细致的安排计划，可以说，我是通过自己各方面知识的调动，来描写与展示朱熹的，尽可能使小说在充分可读性的前提下，具有广泛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让其具备一定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当今社会写历史小说的作品很多，可谓是琳琅满目杂像纷呈，我希望我的这部《朱熹别传》，有着自己存在的特别意义，我希望这部书的出现能给热闹的文学园圃，增添一束自己独立的色彩。

                   原载《上海作家》和《文艺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