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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象山人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散文
2022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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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滩上 的记忆

河滩上的记忆

(本文原载《上海文学》2020年10期)

 

刘湘如

 

 

一转眼,陈登科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他从一个浑身粘满泥土的游击队员,成为一个当代著名作家,这在中国文坛上并不多见,而他的质朴,他的憨厚,他的真实,他的粗犷,他的深情,也是中国文坛上自成特色无可替代的。

我想起一些细小的往事。

那是在苏北这块养育过他的生命和事业的大地上,我为他拍摄传记片《从战士到作家》。按照他的引领,来到一遍荒凉的河滩上,显然这河已经废弃很久了,据说还是黄河夺淮入海时留下的遗迹。小道在干枯的黄土间穿行,晚风吹过,杂草摇晃,砂砾纷扬,仿佛有一种厉瑟的声音,象一些幽灵的嗟叹,又象从旷远的天庭边拂过大刀抨击的呐喊。这声音是当年抗击日寇兵刃厮杀的声音吗?陈老说,这里就是他们当年抗日游击队的据点,是他们活动的主要阵地。有很多战友牺牲在这块土地上。

踏着干涸的瘠土,散金似的沙粒,我们想象着这片土地上历史的艰险种种。陈登科四处张望,白发在风沙中飘动,他走下河滩,踏上沙丘,走一步停一步,似乎一直在寻找什么?一会儿,他看见了河滩尽头的一大遍麦田,那分明是农民在河滩上自种的麦苗,他的眼睛顿时明亮了起来!他径直走向那块麦地,站在麦地边细细寻找什么,忽而自言自语地说:“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就是这儿……”他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神情也庄重起来,静默良久,眼睛里似有泪水溢出,他像一座雕像一样站着,陡然间不顾一切地走进麦子棵里,他在寻找,弯下身子,拨开麦苗,口中念念有词,他已经忘记自己和周围人的存在,他在寻找中回到了遥远的历史里去了……

为陈登科拍摄传纪片的那些日子里,他常常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谈论他的过去,他的成长与经历,他领我们拍摄的第一个镜头,也就是这个废弃的河滩,这一大遍让他魂牵梦绕的麦田。在那稀疏的麦苗里,摄像们终于发现了一些原始的墓地,虽然这些墓地后来经当地政府拨专款改造成了烈士园陵,但是我们拍摄到的镜头却是自然的原貌。当镜头移动时,陈登科已在其中的一块墓地上茫然驻留很久,虔诚地跪在地下,不顾膝盖上沾满泥土,磕了一个又一个头,然后找到另一块墓地,跪下磕头,最后在每块墓地前,俯下身子,虔诚的参拜祷告。直到做完了一切,离开这片麦田时,他依然久久不语。他见我们这些拍摄者一直不解地望着他,终于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他刚才的整个魂魄都回到了过去,回到他的牺牲的战友们中,回到他的老师赵静尘和钱毅那里,他说这地下永久躺着的就是赵静尘和钱毅他们那些牺牲的先烈。他说,当初他跟赵静尘与钱毅他们闹革命,学文化受教育的情景,仿佛一切就在眼前啊……

蒙太奇的片段让他的魂魄再次飞远……他回到了陈老大的年代了……

 

将近一百年前,贫瘠的苏北大地上有一块最贫瘠的土地叫涟水。这里到处是龟裂的土地,不长庄稼的河滩,最“繁华”的地方就是个尘土飞扬的乡村小镇涟水镇。每到月初月中,衣衫褴褛的农民都肩挑手提一些破烂拿来交易。其中有个推独轮车的,连遮身的衣服也没有,赶集只能光着赤膊推那辆吱呀乱响的破独轮车——那是他的唯一“财产”。他帮别人推车,每天填不饱肚子,没人知道他名字,只知姓陈,只要一见那辆破独轮车就说:是“光蛋”陈老大……

陈老大从十几岁推车,推了几年半个铜籽儿没赚到,斗大字不识一个,老婆娶不到,逢人就叹气:“这辈子该我苦了!”

奇事也就在他说这话时出现了。

这天他推车忽听一声炸弹响,吓出一身冷汗,就听村人们都在议论:“日本鬼子来了!”他不知什么是“鬼子”,为啥要到这穷地方来?人家告诉他:年青人都要“抽壮丁”,打“鬼子”去!正纳闷,迎面来了个戴礼帽的中年人。陈老大以为是“鬼子”的人前来探路,想绕道走,那人却把他拦住,开口说:“你是陈老大吗?”

陈老大不知所措,急得擦汗。

那人突然问:“愿不愿干革命?”陈老大愣神,胆怯问:“是‘抽壮丁’吗?”

“不!是打日本鬼子,为穷苦人闹翻身!”陈老大一听就中意,马上说:“我干!”

那人是游击区大队长赵静尘。

陈老大推车出身,腿勤、手勤、力气大、胆子壮,游击队有时每天要抓到六、七十个大“鬼子”(日本人)和“二鬼子”(汉奸),不管三七十一,逮到就杀头。陈老大当了有名的“刽子手”,他把大砍刀绑扎在胳膊上,象切萝卜一样,一眨眼就让几十颗人头落地了。

……他当区委通讯员,跑得比谁都快。但因不识字,常把人名字搞错。赵静尘对他说:“你是个闲不住的人,学点文化,识几个字吧……”

我们在他的指引下找到河滩的那块被黄沙掩埋的土地。

就在这个河滩沙堆上,陈老让年轻人搬来了一些砖头,临时搭起个黑洞洞的土窑洞,很高兴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他很快就回到当年打游击之余学习文化的场所,在这个一平米的砖头堆砌的游击队岗哨里,学习文化,狙击敌人,钻进去一呆就是一天。他称这里叫两用岗:狙击敌人和学习文化。用土坯垒起来当桌子、板凳。土窑墙有个能活动的砖坯,抽下来就有孔放进光亮。夜里就在昏暗的菜籽灯下学字。用刺刀尖在墙上地下划字,还从几十里外弄来一本初级识字本,把书页都啃烂了……赵静尘有一次对他打趣说:“象这样下去,说不定将来能‘一举登科’呢!”

陈老大从此有了正式的名字:陈登科。

 

他是个永远不会忘恩的人。他说他最难忘的是最初带他走上革命道路的两个恩人:赵静尘和钱毅。

……苏北那时候有张小报叫《盐阜大众》。陈登科只认得“大众”两个字。别人就告诉他:“《盐阜大众》是张大众的报纸,要大众读,大众写……”陈登科这时满打满也就认得一百来个字。突发奇想:既是大众写,我何不写点自己的见闻给报上去?他写了个新闻叫《鬼子抓壮丁》,总共六十个字,就有26个字不会写,全用“符号”代替。例如文中写到趴下的“趴”不会写,他就写成“”,他想,马失去四只腿,不就趴下了吗?又例如开门吱呀声的“吱呀”两字不会写,他就想“”开了不就发出吱呀声了吗?于是就用分开的两扇门代替,写成“”、“”;又例如河坎的“坎”字不会写,他想河坎是大埂底下的地方,地低,就用“”代替;日本鬼子的“鬼”字不会写,他想人都叫“大头鬼子”,于是就划一个“”代替……他把稿子寄给了编辑部的钱毅,钱毅帮他一字一字改正,还亲自找到他,当面为他讲解写作的窍门。以后他每写一篇文章,都要先给钱毅看,钱毅一句一句教他改正。成了他难以忘却的恩师。

他的稿子被采用了。名字登在报纸上了,这可是天大的荣耀啊!他一高兴,更加拼命地学起文化来了……到最后,陈登科写出《杜大嫂》《活人塘》等一系列影响游击区的著作,声名大振!直到建国后,《风雷》等名著相继问世,他已经是影响全国的著名大作家了。

我还记得在北京六铺坑的半间陋房里,陈登科感慨说“这是真正的活人塘啊。”他在文革中被江青点名为“大特务”,全国公安四处捉拿他,他就躲在这里。有一次我们拍摄他下放地点的镜头,他找到一张很破的竹凉床,深情地在上面抚摸良久。笑笑说:“我感谢乡亲们一直没毁坏它,当年我就在这张竹床上写完长篇小说《赤龙与丹凤》呢……”文革时他被关监狱,不许看书更不许写作,但允许抽香烟。他就将构思的长篇小说每章第一个字写在香烟纸上,以教孩子认字为由,给家人带回去收存起来……后来,香烟纸上那些奇怪的汉字 “赤”、“龙”、 “暗”、“造”……等等,就成了他在这张竹床上写成的《赤龙与丹凤》。他屡经坎坷,受尽折磨,在文革中被批斗、游街、坐牢、劳动改造,一连串打击都未能改变他豁达乐观的脾性。他的老友人民出版社社长江晓天开玩笑说:“你如果不当作家,现在至少可以弄个部长副部长干干!”他笑笑说:“我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我还想退休后回老家种地呢……”

在那段电视采访中,我们发现围绕陈登科的经历几乎全部是传奇。后来我们在电视上反映了这些故事,全国的电视观众看过电视后,都对这位传奇式的作家表示特别的惊诧!

有时候,一件小事能显出一个人的性格和毅力。回想起在苏北采访的日子,我们拍摄最多的镜头就是那个废弃的河滩,那片河滩让人感叹不已,当年,陈登科每到有月亮升起的晚上,就来到这里习字练字,手里拿根树枝,一遍一遍在河滩上写划。虽然如今沙滩早已杂草丛生了。但是陈登科的感觉似乎还是和当初一样。他创造和发明的那些象形象意字,都与这个河滩有关。这些事很有趣,一定要拍下来。但是要等到天黑,月亮上来了才能拍,因为陈老当年在河滩上练字,就是借着月光练的。那天一直等晚上月亮上来,天却一直不阴不阳,晚8点多起风了,天还是灰暗一片,看来很难等到月亮了,摄像只得用一块白塑料做成月牙吊在树梢上,用聚光灯强光反射出效果,结果在镜头上一看,大家高兴极了,简直和真的月亮一模一样……全部完工已是半夜,夜饭在陈老的一个农民亲戚家里吃的,土菜,乡亲,其乐融融,倍感亲切,那是我永远难忘的一次夜饭。
    现在回想有些事真不可思议,拍这个纪录片从开始到结束,前后历时三年,经过几个省十几个县市,如此宏大的工程居然没有拍摄经费,而且完美竣工,这一切一切的原因,就得归于陈老的名声了。而名声有时又与他的人脉相关,他真挚的感情和人品使他到处受到人们欢迎,吃喝住行都有人帮助解决。为减少别人的麻烦,陈老常说,能过得去就行了,你们也不要太为难,大不了不拍嘛……如今回想这些历历往事,我的胸中总是有一种异样感觉。
    陈老性格爽直,为人热心,他对人的关心体现在细枝末节上。记得有次我们一行人赶去淮安,清晨司机起来发早车,大家因为没睡好,在车子疾驰中谁都不说话,都靠在车上打瞌睡。陈老坐在前排,车进淮安,有交警在前面打手势,陈老立即叫司机停下车来,他自己走下车认真检查,发现油箱过热,正在冒烟,转身把大家叫醒,并安抚大家不要惊慌。他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关心着别人,尤其是关心着他的故乡。他对乡亲说,听说你们要在家乡建纪念馆,我没有什么钱,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干了几十年就有一堆书,还有一些名人字画,这些东西我都送给你们,如果我活到八九十岁,我会再来看你们的。
     斯人应犹在,只是音已空,陈老没能看到他的家乡的变化。

我写上这篇小文,以作为对他的祭奠。即便我不写,作家们也不会忘记他的。他活在中国文学的史页上……

 

                             2020年3月整理修订于沪上十步斋

 

(本文原载《上海文学》2020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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