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的妙趣

蜗居的妙趣

刘湘如

我的长篇《朱熹别传》出版后反应不错，国内外很多报刊都作了专门介绍和评介，我自己的心头也有一丝欣慰。有不少个年头了，我一直在写长篇，从四十万字的《红年鉴》，到反映一个人特殊经历的三十万字《国魂》，到六十万字的上下部《美人坡》，到三十万字《风尘误》，再到眼下的《朱熹别传》，我自己给了自己很大的自信。特别是前些年当《美人坡》出版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和很好的经济效应后，我创作长篇小说的兴致，已有了如沐春风的感觉。

而此刻，我不禁有些感慨，回想起这些长篇小说的来由，它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诞生于我在上海的一个小小的蜗居里。

文学创作是需要耐受寂寞的，它不同于社会活动离功名利禄很近，它甚至必须让你孤独。只有把自己关在一间屋里不受外界约束，你才能开拓出人生无声中潜存的智慧。而我在上海的蜗居正好满足了这个需要。蜗居面积实在太小，居内踱步约可十步，我取“十步芳草”之意，呼之为“十步斋”，言其小而温馨且涵萃其中也。记得三十年前，当我以一部散文集《淮上风情》的稿费买下她时，它只是个拆迁返还的公房。这个典型的“室雅何须大”的陋室，周围店铺超市应有尽有。我第一次感觉创作与寂寞有缘是在这间陋室开始的。那时我一场大病初愈请假在此休息，爱人、孩子都还在合肥，因为社会关系贫乏，我几乎很少出门，每天甚至接不到一个电话，这个一室户的蜗居就成了我一个人的天下。人在一人独处时思想会十分活跃，平时受制于互相牵扯互相瓜葛的应酬，而此刻可以无边遐想，随意安排自己的时光。我在一种无边的寂寞中，想到自己应该利用这段闲散时间写长篇，我的一个长篇的酝酿和书写很自然的在这里开始了。

那些天上海正逢梅雨季节，我居然连续一星期躲在30多平米的屋里爬格子，那时没有电脑，全靠手工写写涂涂，门口方便面卖一元钱一包，早晚餐各一包，中午隔壁餐厅吃三元钱的份饭，还有紫菜汤，一天五元生活费在今天看来真不可思议。我沉浸于创作的痴迷中。此时我身在蜗居远离喧尘闹市和繁杂的人事关系，反而更能看清世间一切纷纭的空洞。也许就生活而言，是特别简单特别寂寞加孤独的，然而你要写出自己满意也让别人看了点头的作品，不经受一些寂寞和孤独是不行的。我相信任何一部有价值的作品是不可能在成天周旋的宴会上得到的……

转眼很多年过去，我们全家定居上海。按说以我的资历和生活条件，是完全可以享受生活了。但我还是在写。上海的房价太贵我买不起，只不过蜗居换成两室户了，多了几平米其实还是蜗居。孩子住校爱人外出时，这蜗居依然如同我30年前一样，是自己的写作天下。倒是不方便之处有了新的凸显，因为久住上海熟人多了，有时候正在电脑上写着，突然跑来一个朋友，蜗居小而无法周旋，电脑开着人家伸头就看，这感觉就像被人看着脱光了衣服一样尴尬啊。

有朋友也是个作家，只是比我年轻的多，一次来看我，冷不丁冒出一句：“您是老作家啦，著作等身啦还在写啥啊？”潜台词是：“这年头说好说坏写多写少一个样啊！”

这时我的思想会突起漩涡……是啊，资历不必说浅了，著作不必说了，奖项也不必说了，名声也就那么回事了，廉颇老矣，还图个什么呢？

于是产生一些新的感悟了，创作与其说是一种事业或责任，还不如说是一种惯性一种生存方式。好像是罗丹说过：人之感情总要有所依附，要么依附于一个人要么依附于一件事，在衣食无忧状态中去从事写作，与其言辛苦还不如说是一种生活的习惯或者说是一种精神的释放和自由。

 还有叫人尴尬的是，近年来不断有作家朋友问我：你好像改弦易辙了嘛？我明白他们指的是我惯长于写散文的事。我何尝忘记自己是写散文出身的作家？遥想几十年前，我就是因为散文创作成就，跻身于当时全国凤毛麟角的中国作协会员队伍的。我曾多次感慨创作是没有界线的，文化才是一切作品的根基，无论你写什么总是需要文化的功底的，作家还要加上生活功底，文学功底，还要加上真情实感，还要有创作冲动，每一种文学形式，只要你有了深厚的功底，都可以让你的作品出手不凡与众不同……当然回想起来，我与散文确实是有着太多的渊源，年轻时写诗歌，继而写散文。写散文时轻松随意，若论起个人创作历史，我的散文资力恐怕比现在的中青年专业散文家都长。我曾离开诗歌去写散文就像后来不离开散文去写小说一样，一切都是在漫不经意中顺性而为的。我的创作形式的拓展是我自身拥有的兴趣和空间决定的。
    当然，除了上海蜗居我也在其他地方写作，比如我的工作地合肥，我的故乡肥东等，我写了很多年也涉及很多写作形式，散文小说随笔杂文诗歌评论电视解说词影视剧本甚至帮单位写年终总结工作报告，都干过。如果说我是杂家我当然不能承认，因为我的主要创作成就还是长篇小说和散文。年轻时曾经有人劝我弃文从政，那时走政治道路很吃香，而且政治很喜欢擅长文字的人，以我当时的条件完全可以混个一官半职，但我创作正过瘾，不忍心弃笔，后来到我的作品成果已很可观的时候，仍不断有人劝我不要当作家，可惜我于写作愈陷愈深，干脆就我行我素乐此不疲了。
    当今社会诱惑很多，各种有形无形的浮躁总是困扰着人们。如果想着投机一下或大捞一把，我建议你尽早远离文学，因为它给你带来的东西绝非如你所想象。还有人以“作家”的头衔为荣，我感觉这很可笑，因为“作家”头衔不是什么人自封的，再说它也不值得你自豪。说内心话我常常感觉自己什么也不是，说实在点就如同一个老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作土地，侍弄庄家，收获一点也就是对自己劳动的安慰，没有愧对自己而已。如果想用写作为手段急功近利谋求什么，必然违背自己的良心，去写贻误读者或即时应景的东西，其实那不是作家甚至也不能叫写家，至多叫做伪写家，装出来的作家。
    在熙熙攘攘的社会氛围下，对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来说，一切好像都显得不那么重要，荣耀是他人的感觉，自豪是自己的感觉，一切都系虚无之物，唯有作品是真实存在的。

对于那些趋名逐利视利益为生命的人，以为虚名比作品更重要，若能誉满天下什么能耐没有也无关紧要。所以才有人恬不知耻不顾一切推销自己炒作自己，甚至有自称“大师”的人出现。名人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作家如果靠粉饰妖艳自欺欺人出名，那应在前面加一“伪”字或者“假”字。其实各行各业每项专业，真正有真才实学的顶尖人物反而不容易出大名，古代叫名士，稀如凤毛不入世俗。赫尔岑说：“往往最没本事的专业家最能成名且表现得最令人钦佩。”有时候，凡轻易就容易出名的往往不是大师也成不了大师，只有招摇过市的沽名钓誉之徒才很容易与“名家”“大师”有缘。

我曾经糊涂不解地看一些人，他们漫不经心而很得意，轻而易举走在人前。另一些真实的作家则在捍卫维持文学的纯粹和尊严。曾经的我时而也有些困惑……好歹这些都是经历过的事了。我感觉现在的一些年轻写手，如果你真想做个有出息的作家，那么首先要做感受寂寞甘坐冷板凳的思想准备，如果你想用写点东西做个敲门砖，那么你还不如趁早不要去经受写字的痛苦。我常常对人家说过，人的一生就像一盘棋，你选择下什么棋很重要，一旦选择了就要去无怨无悔的认真对待，每个棋子都很重要，你必须不怕麻烦不计较得失，不管是输是赢得把棋子一枚枚拿起再放下，要看到棋局的延伸，这就是生活。你不能停歇更不能急功近利，因你担待你选择的生命方式的重任，你卸不掉那些受着别人期待的眼神。你甚至还要不断地把自己分裂出去，一块块分给社会，责任，家人和亲朋，和社会上每一个喜欢你的作品的人……

我是个到老不知回头的没有放弃写作的人，朋友们说我的付出和得到很不平衡，但是我本人感觉还不错，不怨天尤人。经过时光的洗练，少年得志也罢大器晚成也罢，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中国历史上的文人是很有志气的，他们要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何等壮志宏大的气魄啊，现在不一定这样，但你也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一个作家能给人们带来好的精神食粮，那就是很值得尊敬的作家了。也算没有辱没自己的名声，没有碌碌无为，没有苟活人世的作家了。作家拒绝平庸，没有独立思想的作家，其实只是个摆设，是个绣花枕头，外表好看内里都是粗糠！有的作家应该有个专用的名字更确切，叫“硬装出来的作家”。
　  我曾经有过很大很多的雄心壮志，正如我多次说过的那样，人和作品和名气和成功的度数，都是有着定数的，定数是一种神圣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人生必须遵守它，该有的你不想得到都属于你，不该有的你再努力也是白搭，作家应该有这个基本的认知态度。我以为一切要靠机缘。冥冥之中自有天数在，一切的结果都由不得人自己的安排……
    转眼间已经到了今天这把年纪。如今在我的十步斋里，我写的已经比以前少的多了，但也没有封笔，长篇当慎，短文时为，更多的却是用书法代替自己的文化修为，闲下来练练太极，听听轻音乐，独自在陋室附近公园散散步，思考一些一般人不大思考的问题。好像是陈寅恪说过的意思，文人到后来都孤芳自许清高孤独，胸藏锦绣秘不示人。我自感还不算清高，也不算自闭自赏，只是用阅读过的知识作为自家一项小小的资本，可以自得其乐，可以修身养性。当然书写是一种寂寞也是快乐，这是终身的文化情结，也是生活方式，与自己乐，与老天乐，与文化乐，以壮人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