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散文的一些思考

                     关于大散文的一些思考

 刘湘如

我以为就散文的题材和体裁而言，无所谓大或小，散文形式活泼，内容广泛，不同事物，皆可容纳，各种构意，皆可表达，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冰心先生在《云岗》一文里写道：“一如来，一世界，一翼，一蹄，一花，一叶，各具精严，写不胜写，画不胜画……”；郁达夫说“一粒沙砾见世界，半瓣花里说人情，就是现代散文的特征之一”；黎光耀则说“短笛无腔信口吹，随心所至，各出心裁。”总之我的看法是散文写法自由，不拘一格，体裁多样，灵巧轻便，只要是作者心有所得，情有所感，即可成篇，散文的表现手法极其自由，可叙事，可议论，可抒情，也可以叙事抒情议论熔于一炉，就风格上而言，可以幽默可以伤感可以辛辣可以柔和，可以长达万言，可以不足百字，可以有情节，甚至有韵律，也可以全然不管。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不可谈可写。散文的风格各有不同，它不是刻意形成的，而是自然形成的，每个人的风格都有不同，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所以写出的文章也不可能相同。

那么散文是不是很最容易写的文体？不！恰恰相反，散文应该是所有文体中最难写的一种！写散文容易，写出好的散文很难，写出真正意义上的好散文更是难上加难！这真正意义上的好散文，大概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散文”了。

但“大散文”或者“大文化散文”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散文本来不应该分出“大”或“小”，其实文化也不应该分出“大”或“小”。其划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有现象。在我的印象中，大散文或大文化散文的提法最初频频出现是在上世纪90年代，它是针对小散文而提出的，有大必有小，那么什么样的散文谓之为小散文呢？那些无病呻吟、言空无物、矫揉造作、装腔作势、毫无真情实感，靠卖弄一些小聪明、小感受、小情调、小花招、小趣味、小经验等的东西，可以称为散文中的“小”，它的出现与我们时代的文化心态浮躁的毛病有关，由于各种各样的小报小刊不断的需要，于是就有铺天盖地的人写起了铺天盖地的散文，有人以为散文人人可以写上一点，小散文就应运而生了，当经理当名人都好容易，当作家就更容易了，很多人都在写散文，这当中女作者很多，女作者写的小散文也多，所以有人称之为“小女子散文”，诸如《我的猫咪》、《我家阳台的花开了》、《初为人妻的感觉》、《老公今天不在家》……等等，读起来酸不溜秋，虚虚滂滂，让人腻的慌，有人把这类散文比喻为小女人嗑瓜子，一路上边走边嗑去，把瓜子壳儿扔了一地，未给人带来任何好处，只留下了对于环境文明的污染，具体来说是对于社会和文学的污染。酸和假是这类小散文的共同特点。记得我曾经在一个旅游区见到过一副对联，说的是有个闺阁小姐把一只绣球抛到了一个80岁的老翁身上，老翁喜不自胜，当即就咏诗一首道：“红楼上，红粉佳人，娇滴滴，羞答答，走下楼来，前世冤孽”，小姐一听受了嘲讽，随之有感而发，也咏诗道：“白墙下，白发老翁，文绉绉，酸滴滴，滚回家去，转生再来”，应该说这是一副对得非常好的对联，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我们作为新时代的作家文人，不应该在我们的文章中出现那种酸溜溜文绉绉的东西，我们的散文要写出大气磅礴的东西，浑重厚实的东西，即便是小桥流水，花晨月下，只要写的自然、真诚，也不失为好的散文，秦牧同志曾经说过：我们的散文“有时应该象怒潮奔马那样豪放，有时又要象吹箫踏月那样清幽，有时应该象咚咚雷鸣的战鼓，有时又应该象寒光闪闪的解剖刀”，他说这话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在今天看来依然不无道理。

散文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真”，要写得自然，平易，亲切，深入浅出，中心是离不开一个真字，只有是真情，真感，真实，真诚，真文，就是好的散文，如果简单的概括为四个字，就叫“意真词朴”，“意真”是要有真实感人的意境，包括情境、语境，这一点不是一般人能够作到的；“词朴”需要有深厚的语言功底的人才能作到，真正好的散文是非常讲究语言功底的，所谓抱朴怀玉，大巧若拙，是十分难以作到的，靠一些花里胡哨的语言，一些华丽的辞藻，一些艳丽的描写，是永远不会写出好的散文的。我们常说这个人是大手笔，往往就是说他的语言功底，“朴”实际上就是一种“真”，从广义上讲，任何形式的文学都要求“真”，尤其是对于散文来说，它往往直接表达作者的所感所思所爱所憎所歌所骂，就特别需要真，不敢直书胸臆，有所顾忌，有所私心，故作矫饰的人，也不可能写出好的散文来。早在上世纪80年代，著名诗人和散文家公刘先生就在一篇《月牙泉和伪散文》的文章中提出：“没有真情实感的，矫揉造作的，闭门造车的，与群众的心事背道而驰的所谓散文，不正该叫做伪散文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伪散文与小散文是同胞姐妹或孪生兄弟，如出一辙，师出同门，他们的共同名字应该叫滥竽充数的假散文！

大散文与小散文的区别正在于，前者为真，后者为假；前者有深厚的人文功底，文学功底，文化功底，后者则肤浅无知，浮光掠影，言空无物；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一些真正的好散文能够向读者和社会乃至人类传达一种思想，一种精神，一种至高的境界！小散文则连过眼烟云都不如，一无所有！

中国是散文传统历史渊源的国度，我国古代的作家都是散文高手，庄子的散文古今中外无人能比，先秦诸子的散文，唐宋八大家的散文，都叫人百读不厌，《古文观止》里的200多篇文章，几乎都是好散文，古代散文的一大特点就是具有很高的艺术品位和思想品位，让人百读不厌，我在中学时代读的一些古代优美范文至今还能倒背如流，其中有的警句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会随时被引用，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常用语，这是散文中思想的作用，思想好比是一篇文章的“眼”，有了这样的眼，散文就有了无限的生命力，所以好的散文应该有一种思想，譬如我们读庄子的《逍遥游》，我们就会为那“绝云气，负青天”，“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的大鹏所感动和震撼，我们在这里读懂了什么才是天地间“至人”的精神，那“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宏阔的气势，让我们永久难忘；我们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就会永远记住“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类境界高远的警句；同样的道理，哪怕是没有读过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的人，也会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样的名句；没有读过司马迁的《鸿门宴》的人，也会知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样的名言；我们一提到柳宗元和《永洲八记》，就会自然想到“苛政猛于虎”这样的千古名言，这些散文无不是在向我们传播一种思想一种人生的见地一种人文的力量一种生活的真理！说到我们的近现代和当代，这样的作家也不少，例如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为了忘却的记念》、《纪念刘和珍君》，叶圣陶先生的《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等等就是这样一类有思想有内涵的好散文！

在这里我要郑重地说，这些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散文！是大散文中的精辟之文！传世之作！

当然，近现代和当代还有好多优秀的散文家，诸如茅盾、夏衍、沈从文、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丰子凯、谢冰心、朱自清、何其芳、吴伯箫、何为、萧乾、季羡林、李广田、陆蠡、刘伯羽、秦牧、杨朔等等，这些人都是散文高手，就不一一列举了。

所有的好的散文都自然与文化有关，并不能单独的划分出来。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散文沉寂了许多年，这里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作者的原因，更有文学期刊、出版部门、新闻媒体的原因，由于这些阵地的迎合世俗、重此薄彼，各自为政，画圈定调，闭关自守等种种原因，使得一些优秀的散文家很难在全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到了90年代，出了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也可能因为它曾是在著名文学期刊《收获》上发表，所以一开始起势就很高，应该说这本书里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写的很好，在人文精神和文化涵养一起沦落的世纪之末，作者能够沿着中华文明的历史源流，寻着古典文化和山山水水，重新找回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身的精神尊严，用自己的理解和智慧破译中华文明千年不息历史漫长的文化符签，这是十分难得的。然而，光是不错和难得还不行，因为毕竟时代不同了，好酒也怕巷子深，似乎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经过各类媒体的一番热烈宣传，《文化苦旅》和它的作者顿时名扬天下，尤其是《文化苦旅》的作者余秋雨先生，顷刻间有了“大家”的名头，成了一匹半天中飞出的横空出世的黑马，再顷刻间，余秋雨先生又被捧上了“巨匠”、“大师”的宝座，但冷静下来仔细一想，我们竟发现这是一种文化心理极其浮躁的表现，我们还是来引用公刘先生的一段话，他在《活的纪念碑》一书里有这样的阐述：“余秋雨先生并非是在所谓散文复兴中应运而生的新秀。多年来，他就象一位老农，日出而作，日没而息，辛勤耕耘。老农就是老农，侍弄庄稼，生产谷物，似乎是他天经地义的终身劳役，是他阐明自身存在的唯一方式……”余秋雨还是余秋雨，文章也还是那一类文章，也就是说，余秋雨不是新冒出来的，他一直是个学者和作家，一直在写文章，在中国像余秋雨这样的散文作家和学者也许还有很多，他并不是突然飞出的黑马，也不是突然降临的新星，这样的评价就比较客观，但忽然间好象全变了！面对这个时代出现的有关余秋雨的一些现象，是不是在某些方面能够给我们一些什么启迪呢？

说到余秋雨现象，他是不是“大师”、“巨匠”暂且不论，我只是感到他为了这个“大师”、“巨匠”的头衔，曾经是显得太累了。秋雨先生是不是“大师”、“巨匠”，已经不重要，重要是给人有点儿“功夫在诗外”的感觉了。其实巨匠大师也是凡人，也不是每一篇都是经典的。我们读一读秋雨先生此后出的作品就可以知道一个大概了，在《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这类书中，我们发现了余秋雨正是在他自己设计的“套路”里露出了马脚，他太在乎“大师”这个头衔了！他的那些被命名为大文化的散文总是一些文化现象、特别是古典文化现象的观念的复制，而文化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只要是有点文化底蕴的人，谁都可以滔滔不绝的谈上几天几夜，余秋雨把对于文化特别是古文化的个人观念沉淀为一种心理习惯，三句话不离本行，这就难免给人一种自我卖弄的感觉，而自我卖弄正是真诚的大敌，是虚假的表现，是散文的大敌！我们还知道文化是一个十分讨巧的概念，自古每当世事纷繁，千头万绪，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文化来化解，因为文化对任何人都能接受，对谁都无伤大雅，怎么说都可以，它甚至还能对那些没有文化或缺少文化的人发号施令，叫他们顶礼膜拜！只是我们泱泱大国里文化人太多，一些有识之士站在文化的大圈里，毕竟还是发现了余秋雨的奥妙，发现他在不同的篇章里，总是站在某个古文化遗迹或者是某一个文化现象里发思古之幽情，发出一番高谈阔论，摆出一副“大师”的架势谆谆教诲别人，而他的作品的“套路”却显得愈来愈窄，老是站在古人遗留的文化里按需取材，剪辑罗列，进行着自己的一元化的诠释，在故纸堆里“捣糨糊”（上海方言），这就难免给人有一种“主题先行”感觉了。余秋雨的主观的倾诉，还会经常使他自己盲目陷入不绝滔滔难平心中意气之中，从而使得那些智商较高的现代文化人，窥见了他心灵的发酵的状态，按照他自己的文化人的精明的算法，这是很不划算的，试想“大师”级的人物会是这样的么？

散文最讲究“诚”，任何投机取巧的做法都不可能使自己成为“大师”或“巨匠”，余秋雨先生的失误正在于他忘记了一个大师级人物应该的品质。吴组湘说：“人格即风格”，而余秋雨自《文化苦旅》之后都做了些什么呢？他到出作报告，出入于各种媒体，到处接受采访，出镜头上电视，飞行于世界各地，逢场作戏陶醉于众星捧月的场面，抛头露面于各种机会，居高临下，风头占尽，把自己张扬到极致，他所做的一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想方设法证明自己的“大师”的地位，但他恰恰忘了，所有真正的大师都是不事张扬的，他们之所以被称之为大师，完全是靠他们沉甸甸的果实说话，而秋雨先生的所作所为使他有点失却自己，不像“大师”了，甚至有时象是个不熟稔的演艺家表演家。

看一看他在《文化苦旅》之后写的文章吧。随便举一组他在《收获》上写的《旧城谜藏》中的一段文字供大家鉴赏，这是他在考察欧洲时写一个家庭舞蹈团的演出，不妨照抄一段如下：“舞台灯光转亮，演出开始了。婷婷娉娉出来三个年轻女郎，一个温和，一个辛辣，一个略略倾向另类，都极其美丽，估计是这个家庭的女儿和小媳妇……静静地，仪态万方，一位中年女子上场，她应该是这家的大媳妇。同样的奔放在她这儿归结为圣洁，同样的激越在她这儿转化为思考，她比年轻的舞者闪现出更多怀疑的目光，那么干净利落的一个停顿让人惊叹，但她却在怀疑这样的停顿是否有必要。最后她终于笑了，与年轻的舞者不同，只有她敢笑，但笑容里分明有三分嘲讽隐藏。她是在嘲讽别人还是在嘲讽自己？她是在嘲讽世界还是在嘲讽舞蹈？不知道。只知道有这三分嘲讽，她便超尘脱俗，进入了可以平视千山的成熟之道。……阳光，夜色，晨曦，暮霭，大半从舞者的身体迸出，留下小半才是自然天象。”如果没有搞错的话，真的不明白如此枯燥平凡的描述怎么会出自一个“大师”之手？

我曾经写过一篇叫《无声》的文章，我发现地球所有生命的一大弱点就是都想设法表现自己，狼发出嚎叫是想证明自己凶猛，狗发出狂吠是想以声音吓人，老虎一声怒吼山摇地动，想宣称自己是兽中之王，山洪猛涨想吞没一切，而所有巨大的声音相对于滋生它们的母体大地，就显得十分可怜和渺小，它们只不过是大地上的一根毫毛一个细胞，而大地却永远是默默无声的，从不张扬的，是对万事万物看在眼中却一言不发的，大地无疑是最为伟大的，这说明真正博大精深的东西是无声无息的，这就是老子说的“大音希声”的意义。所谓“真人不露面，露面非真人”，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深道理，在今天看来似乎仍然没有过时。

我说的可能既是题外话也非题外话，总之文章还是要辛辛苦苦老老实实的去做，要不断的积累自己，充实自己，改造自己，提高自己，散文应该给人以知识和力量，而不能有丝毫的自作多情，更不能搞一些张张扬扬大而化之的东西！

（本文为作者在一次大散文讨论会上的讲话。获国际（美国）文化研究会散文类一等奖。此处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