粽子的先人

吃过粽子的人很多，我敢说，吃过槲包的人不会很多，知道槲包的人可能更为罕见。

神奇的槲包，稀世的槲包，它是卢氏县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款传统美食；你可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以致于出生于卢氏县的著名教育家、翻译家曹靖华先生面对家乡的槲包也迷思不知所以，不得不把它归属于粽子类；但他承认，走遍中国再也没有见到这样的粽子。

作为中华饮食文化的活化石，古老的槲包凝聚着华夏先人的无限智慧，从里到外散发着人类文明的悠悠气息，润泽着世世代代华人的才智与记忆，伴随着洛河流水一样的岁月，传承万世，历久弥香。

糯小米和槲叶是从哪里来的？它们又是怎么走到一起，并且走上我们的餐桌的？它与粽子又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让我们轻轻剥开一片片槲叶，打开一只软糯香甜的槲包，沿着糯小米的来路返回，看一看华夏饮食文化一路坎坷、一路景色……

（一）幸运的小米

九月重阳，在中国北方的卢氏县，在逶迤的洛水两岸、雄奇的熊耳山下，一片片黄澄澄的黍子、稷子、粟子前扑后涌地向人们报告着丰收的消息：一个收获的季节到来了。槲包的主料就来自于其中的黍子。

黍、稷和粟一般统称为谷子，它们的籽实脱壳后都被称作小米。包括万年之后发现的稻谷、小麦、高粱，它们都是颖壳作物。在近代，无人不知小米对中国革命成功有着无以估量的贡献，是祖先驯化的小米养育了革命队伍。一粒黍米跟随华夏族人冲破千山万壑，流淌成长江黄河。站在熊耳山巅，上溯历史长河之源，就会发现小米对华夏族群的繁衍壮大，更是功高至伟；而这一点，怕是少有人全面了解。品味一支槲包或许有所助益。

以食为天，寻找新食源，曾经是远古人类终极一生的意义。从古猿基因突变站立起来的那一天起，人类没有一丝一毫知识技能的原始积累，也没有已经认知的生产生活资料，唯一比其他动物优越的是——直立解放了前肢——赤手空拳打天下，一切都要用生命去体验。在“吃什么”和“怎么吃”上早期人类摸索了百万年之久。

有专业人士据出土的陶器和三大谷物碳化物研究考证，世界最早发现和种植的农业作物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卢氏所在的中国北方的小米，西亚新月地带的小麦和中国南方的稻谷。我们的祖先走在人类前面，最先开始采集和生食野生小米，也是最先进入餐风饮露、食野五谷的“粒食”时代的优秀族群。卢氏所在的中国北方的小米，从发现到人工种植，比西亚小麦要早一万年，比中国南方稻谷要早五千年。

三百万年前，第一位原始人站起来了。前肢的解放使原始人获得了极大的生存优势，人类族群因此得到空前发展。但是，存亡问题也相伴而生。随着族群数量的增多，很多动物被直立人围猎吃绝了，渔猎和采摘林果已经不足以让直立人果腹。到了智人时代，只有那些臣服于人类的猪牛羊鸡鸭鹅被人类赦免了灭族之灾。为了后世子孙的繁衍和生存，直立人以至后来的匠人、智人都不得不走出熟悉的地域而去拓展新的生存空间。我们的祖先以一种无可言状的执着，踏上了前程未卜的求生之路。他们赤身裸体，披荆踏棘，一双脚板走天下；所涉过的每条河流、所翻越的每座山谷，无不是是险象环生，然而最终成为了胜利者。

回望人类演化进程的三百万年间，因为食物匮乏迫使人类走向世界，其中大规模迁徙就有三次。最近的一次大迁徙，人类用八万年再次走进欧亚大陆，被人类学家称之为“美食历险”。槲包就是这次历险结出的最伟大果实。

大约三万至一万五千年之前，人类的一支到达亚洲东部的中国大陆西南端，洪水退去之后，其中一支走下青藏高原到达黄河中上游。其间，黍在数以千百计的颖果植物中，最先在卢氏所在的中国北方被我们的祖先选中了。繁体的“农”字表意即为按季节时辰进入森林采集野生黍谷籽实。黍的发现时间，比通常意义的谷子粟要早很多。当然，这个过程，绝不会像我现在在这里描述时一挥而就，其难度和耗时都远远超过袁隆平实验培育一粒杂交水稻良种的过程。

“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是古人冒着生命危险寻找新食源的真实写照。在寻找食物过程中，无数人在吃新食物时中毒丢掉了性命。他们是人类史上最早的烈士。神农部落首领炎帝神农氏在部族人牺牲的惨状中深刻反思，传说他跟踪鸟兽吃过的植物及种子，找到适合人类食用的黍谷，使人类摆脱蛮荒和饥饿状态。到了后智人时代，人们知道用驯化的猪牛羊试吃新食物，才完全结束了人类以生命验证食物的悲剧。

在中国的北方，文字最早记载种植谷物的正是在卢氏。《水经注》就有援引《开山图》的记载:“卢氏山宜五谷,可避水灾。”驻足在卢氏的山川，我们能够聆听到第一颗黍的种子落地的回响。伏羲女娲时期一次大洪水退去之后，尊卢氏部族奉命来到这里开创山地农业，这是有实证最早的农耕文明，比千百年前人类在栖息地周围自然撒播先进了许多。刀耕是几千年之后的事。此刻，他们只能使用石、骨、木制耕具，播下人工种植的第一粒黍，但却是迈出了农耕文明第一步，粮食也由此取代“粒食”。发现和种植黍谷，第一次深刻改变了的中华民族生存、生活方式！同一时期，地球其他地方的人类族群仍然在渔猎采集和游牧时代徘徊。

黍稷粟在植物学家那里还是有明显区别的。黍和稷的籽穗呈扁散状，籽粒上生有短芒，稗子是它们的远祖；粟则是狗尾巴草的后裔，发现得较晚，其穗子团结成一个密实的小棒。黍稷米比粟米稍大，所以北方人习惯上把黍稷米叫大黄米，粟米叫小黄米。有了稻米以后，黍米、粟米都相形见小，稻米被尊为大米，黍稷粟则都统被归作小米了。细分起来，有黏性的叫做黍子，较适宜于酿米酒做点心，北方民间习惯上称作“酒米”；没有黏性的称稷子，是人们日常主粮。“黏”字字源就反证了黍的特性。卢氏槲包用的就是黍米，民间也叫糯小米或酒米。

谷物中百分之七八十的淀粉，为人类提供了充足的葡萄糖能源，为大脑思维活动提供了充足的能量，降低了人类心脏病发病率，提高了人类整体寿命。人类为适应谷物摄入，由偏重肉类蛋白质的O型血基因突变出偏重植物蛋白质的A型血，进而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环境适应性和生存能力。

黍的发现无疑是人类的幸运。一粒黍的种子改变了华夏族群生存与发展的命运，也迎来了人类文明全新时代的曙光。当然，黍被人类选择也是十分荣幸的，黍的家族因为人类的青睐而获得了超自然的发展与繁荣。否则，它也和稗子、狗尾巴草命运一样，至今仍沦落荒野，自生自灭。客观来说，这也与黍类谷物本身耐瘠薄、耐干旱的优良秉性分不开。因此，黍类谷物至今还是最适于华北山地生长的农作物，归于小杂粮类。

在中国北方乡下，人们或是因为黍、粟音同莫辩的缘故，黍稷被称作糜子，谷子则单指粟了。谷类作物的人工栽培，周时已经大规模普及开来。《诗经·小雅·黄鸟》就记有相关的咏叹：“黄鸟黄鸟,无集于栩,无啄我黍。”“芃芃黍苗，阴雨膏之。”《黍苗》的诗意则为我们展现出春天的黍苗仰望着及时雨的意境。可以想见，彼时卢氏的山川黍谷遍野，一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

史载，周人的先祖、帝喾与正妃姜嫄生子弃，喜农耕，尤其种稷子比别人种得好、产量高，被帝尧委任为农业官员“司稷”（曾读作后稷）。稷成为滋养人类生命之源。黍米好吃且耐饿，人们很敬重它，被认为是谷神，是华夏先人重要原始崇拜物；人们用自己最珍稀的食物献给神灵和祖宗，以表达最虔诚的敬意，从而形成了神圣而庄严的尝黍、以黍祭祀的仪式。

五谷丰登，方能人物康阜，家邦安稳。因此，中国历代帝王每年也要举行社稷祭拜仪式，社稷也被用来指代皇朝家国。周朝建立的至高无上的《九锡》封赐之九“秬鬯”，对孝道者赐祭礼用的香酒，就是用罕见的黑黍和郁金草酿成。还有成语“黄粱一梦”，用黍谷来象征荣华富贵，足见黍谷小米在古代倍受尊崇的地位。

据史料记载，一直到唐初，谷类小米还是北方人的主粮，继续被充作军粮；即使后来有了稻米、小麦，小米也没有完全退出。因为小米比稻米热量高、耐饿，储藏更久。大约在公元前两千至一千六百年间，世界文明呈现出大交流的繁荣时代，谷子代表着华夏农耕文明开始向西域传播，小麦、高粱也被引进华夏大地。

谷子进入人类食物链，不仅有效保障了人类大繁衍的食物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原始农业改善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大大降低了其他动物灭绝的频率，人类食物的获取进入可持续的循环经济时代；也标志着人类首次摆脱了季节的束缚，使定居成为可能。而定居，又从居落发展出村庄、城廓、城邦，遂有国家应运而生。这就是我们华夏一族为什么更为眷恋脚下的这片土地根本缘由。我们的祖先从此在亚洲的东方定居下来。你不得不承认，没有小米就没有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与家。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汲取小米中的生命养分。

（二）第一缕炊烟

饮食文化对文明的滋养和贡献一直被忽视、低估。食人间烟火，吃五谷杂粮，一切文明皆发端于吃；吃饱、吃好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全部历史。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万，饮食文化无意间触发了人类文明的加速器；你从饮食文化中可以看见人类文明的发展顺序：人们常说的“衣食住行”，反映的是现代文明要求的顺序；而在蛮荒时代，原始文明的顺序则是“食住衣行”。

发现黍类谷物以后，我们的先人们并没有就此停下前行的脚步。那个时代，远古人类有了棍棒和石块。针对黍籽怎样才好吃重大科研题目，他们收拾起这些当时最为先进的武器或者说工具，又踏上了漫长而坎坷的探索征途。

黍类谷物自发现以来，在没有石臼舂脱颖壳之前，长达数千万年的岁月里，早期人类无论生食还是熟食都是连籽实的颖壳一起食用的；让今天的你我不可想象。由于谷类的子粒小，相对的比稻谷有更好的适口性，更受早期人类的青睐。尽管如此，周公吃一顿黍米饭还要吐三次。古人活着何其难哉！

人类学家研究考证，大约在二百万年前的匠人时代，人类走过长达百万年的历程才知道了用野火（雷击之天火）取暖；其间，仅仅在如何保存火种上人类就曾盘桓了数十万年，直到发现并认识了打制石器的火花。你莫以今世度古人，彼时人类力气远大于今人，而脑容量仅是今人的三分之一强。发明石器打火已是绝顶的聪慧。

又过了一百五十万年，先人们受野火中烧焦的野兽飞禽散发着异样的香气诱惑，好奇心驱使一位无知无畏的先人剥掉烧糊的外表，冒死放入口中，尝到了从未体验过的既香且烂的骨肉。美味的极大诱惑，催生出人类第一个精神层面的欲望，而欲望又成为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多少代人尝试之后，我们的祖先终于琢磨出用火来烧烤渔猎而获的鸟兽鱼，于是有了第一款含有人类主观意志的“烧烤”肉食，烹饪学上叫烤饪。星月轮转，到新旧石器交替之际，古人又发明了在石板上烤制草木种子食用的烤饪方法。

这个时期，黍谷最高级的吃法是拿黍穗在火上燎熟了，双手合掌加以揉搓，摊开手掌吹去颖壳，就可以吃到焦香的谷粒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食物匮乏，麦收前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农村孩子们时常会偷偷在田野生火燎麦穗，然后一样的双手合掌揉搓，一样的摊开手吹吹去颖壳，和万年前的先人们一样的“粒食”麦粒。这不就是既视感极强的古人“粒食”场景的重现吗？回味起来，不禁让人惊叹华夏饮食文化基因强大的遗传能力。

烤饪是烹饪的鼻祖，它使人类挥别生吞活剥的进食方式，跨进了饮食文明的门槛。从这一刻起，人与其他动物真正分手，迈进智人时代。

传说是燧人氏发现燧石制火，炎帝时期又发明了“钻木取火”，并发现了火的很多功用，如刀耕火种。炎帝神农氏也曾活动在小秦岭与伏牛山间的熊耳山一带。炎帝因为懂得用火而在三皇五帝之中也被称为“火帝”，传说他还是推行用火烧烤熟食的人，首创用湿泥包裹兽肉后烧烤的烹饪之法，煨熟后剥土而食。此法可以减少烧烤过头对食物的破坏。我们今天的烤鱼、烤肉就是饮食中传承最古老的饮食样式。

山一程，水一程，文明的星火，知识的火炬，科技的灯塔，紧随人类前行的脚步而明亮起来。

又经过四十万年的漫漫演化历程，人类大约在十万年前方才跨入石烹时代。这个时期我们的祖先挖地为锅，在坑中铺垫上新鲜兽皮并注满水，然后投进烧烫的石子，依靠石子传导热量煨煮食物至熟（不可能全熟）。放入兽皮水坑的植物子实是用树叶包裹的，直到数千年后在卢氏找到槲叶。之所以用树叶包裹，是避免与沙石煮成一锅粥。点滴变化，足见祖先的智慧。现在西北地区的石头馍、蜀地的石锅鱼，还有粤东的石头炒糯米果子，仍在沿袭着这种古老的热石头烹饪技艺。

这是最为原始的煮饪。最让人赞叹的是，一百万年前华夏先人已经开始运用热传导原理，虽然他们还不知其所以然。煮饪在华夏饮食烹饪技艺中也被列为三十六艺之首。

如果我们的先人因为寻求火种艰辛而畏难停下来，我们今天或许还和其他动物处在一个等级，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好在我们的先人从未停下求索的脚步；如果他们此时仅满足于烧烤石烹食物而止步不前，我们可能也是烧烤一族，那我们也不可能吃到槲包这样的美食了。可贵的是华夏先人们总是把即有当起点，风雨兼程再出发。

大约距今一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早期，尊卢氏部族在卢氏县这里发明烧制出土陶——卢器（盛火器），若干年后又制作出煮蒸器——陶鼎（锅），使煮蒸烹食物成为可能。陶鼎是中国甚至世界第一款炊具。于是，熊耳山中，燃起人间烟火；洛水河畔，升腾起第一缕炊烟。

煮蒸的出现与陶器有关，更与古人细心观察有关。因为土陶的渗水性比较强，水多才能煮成稀粥。有一次煮饭的人水添少了，结果“煮”成了小米干饭。人们发现如此做熟的小米饭，颗粒饱满，粒粒分开，口感好，耐饥饿。“煮蒸”的烹饪法就此被发现了。煮蒸是人们不经意间自然呈现的烹饪技艺。细心的你会不会发现，华夏文明从此开始“蒸蒸日上”了呢？

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石碾石臼用来黍稷脱粒。周代以前，脱了壳的黍米称作“粱”，“舂粟之率,自粝至于侍御皆言粱也。”《诗经·生民》中写道：“舂之揄之，簸之揉之，释之叟叟，蒸之浮浮”，告诉我们，黍谷脱粒和做饭在当时是一个繁复的集体劳动过程。所以仅供部落大酋长和帝王享用。这里的“粱”可不是指高粱。高粱虽然在夏商朝代已传播过来，但名字先后被称作黍秫、木稷、荻粱、乌禾、茭子等，那时候它的学名还没有国家统一标准。

汉唐之时，舂粟石器和技术普及开来，贵族们也能享用脱壳的黍米了；当时招待贵客的最高礼仪是“鸡黍宴”，而底层民众依然是带着黍籽颖壳煮食的。东汉庐江太守范式与其友人张绍有两年邀约，到了约定之日，范式就杀鸡煮黍米准备款待好友；临近中午，张绍果然如约而至。唐代诗人孟浩然《过故人庄》中“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的诗句，说的也是他欣然应老友之邀赴鸡黍宴的情景。这说明到唐代的时候，黍籽脱粒舂和烹饪都有了长足发展，加快了人类文明社会前进的步伐。数千年的岁月里，黍米都是人们一日两餐的珍稀食物。

春播一粒籽，秋收万颗黍。高山大河挡不住华夏先人坚韧不拔的脚步，袅袅炊烟遮不住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漫漫岁月中，薪火相传，一粒黍米，镌刻着生命的记忆，滋养华夏民族子孙万代，我们至今还在享受着它的恩泽。“饮食者，天理也；求美味者，人欲也”。（朱熹）岁月的沧桑里萦绕着黍米灵魂的气息，而槲叶则充溢着颐养生命的滋味，激励着华夏族人不断攀登文明新高度。

（三）赤帝女之桑

卢氏县境内的崤山、熊耳山、伏牛山号称四千零三十七峰，被三条与华夏民族共久长的洛河、老鹳河、淇河滋养得油绿如黛，无论高低，无论险峻，都生长着与炎黄子孙共渡无数历史岁月的槲树，走在每一条山道上都能看见它快乐的存在。有山风吹来，槲叶在树上热情地挥动着，发出“哗、哗哗”的歌唱。

遥想当年，我们的祖先在熊耳山下，洛水两岸，在烧烤和石烹树叶包裹黍籽中，经过数以万计的选择与淘汰，最终发现选定了槲树的叶子，从此万世传承。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发现啊！

槲树为壳斗科落叶植物，有乔木灌木两种。灌木又名槲抱，乔木又名大叶栎。在卢氏以外的地方被称作柞栎、橡树、青岗、金鸡树、大叶波罗等。商代以前，由于字符少也被通作桑，周朝曾称之为“终葵”。它是原产中国的古老树种，主要生长在中国北部的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省山地。槲包所用槲叶采摘于灌木槲抱，槲包之名极可能是取之于树名。槲树作为官方学名，除了植物学专业上被提及，就只有豫西卢氏周边数百里山区称作槲树。在我们豫南山区，乔木被叫着柞栎，灌木则被叫作橡子树。

唐代诗人李贺《高平县东私路》中曾写道：“侵侵槲叶香，木花滞寒雨……石谿远荒涩，棠实悬辛苦。”槲树的叶子，形大如巨掌，有香味；“棠”指槲树子实（橡子），可食。在今天，橡子粉依然是人们难得的保健食品。槲树一身是宝，《唐本草》把槲叶列为药物。周王朝王室礼器大圭的手柄专用槲木制作，槲树就越显尊贵了。

卢氏的槲抱的叶子要比豫南山区的大很多，而卢氏的槲叶又以朱阳关镇的漂池村产的最好。大波浪的叶边，一柄槲叶就像一把缩微的铁扇公主的芭蕉扇。触摸一柄槲叶，毛茸茸的，叶面呈鲜绿色，叶背则是银白色；撕下一片放在鼻下，有一股独特的淡淡清香。自夏朝以降，直至汉唐，卢氏这里一直就是历朝皇家“中央区”，“槲”的读音或是延续五千年而未改变的“河洛话”或“中原雅音”的幸存者。

包裹黍米食物最终固定采用槲叶，或许同“赤帝女”和黄帝正妃嫘祖与槲树的历史交际有着某种关联。上古时期的小秦岭熊耳山区，“赤帝女”筑巢于槲、后世嫘祖用槲叶养蚕也源于卢氏这里。我们的祖先或是认为槲树具有某种神性，故而用槲叶包裹食物祭祀神灵；或是从嫘祖用槲叶喂养槲（柞）蚕而对槲叶安全性有所认知，蚕可食，人亦可食。而槲叶厚实如布，叶脉纤维密实，具有比其他植物叶子更耐磨损的实用效果，可以反复使用。实践中，我们的祖先进一步发现槲叶包裹的食物还耐储藏。远古人还不可能从科学角度了解槲叶的防腐、营养元素，但细心的先人一定是从槲蚕丝比其他蚕丝鲜亮中发现了什么，萌发了“人吃了也会壮实”这样的朴素猜想。于是，我们的祖先终于选择在槲叶怀抱里安放黍米。这叫“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一枚槲包将人类的生命与文明联系起来，同时也拉开了华夏饮食文化的序幕。小米从野草中遴选出来，又被槲叶亲切地揽入怀里，一起滋养着华夏文明走向未来。美味槲包打开了人类精神需求的心灵之窗，而精神需求又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加速器，诱惑人们前赴后继地向文明的新高度登攀。而此时的西方族群仍然停留在第一代烹饪之术——烧烤（烤面包）阶段。应该承认，西方以及韩国在烧烤食品上要略胜一筹，因为人家坚守原始饮食文化比我们执着。

汉唐时期，日本、韩国留学生特别感佩华夏族群生产、加工和保存食物方面的卓越创造性，槲包被当作先进饮食引入日本和韩国。近代日本人对此作了详细研究，槲叶的“所以然”被日本人解答了：槲叶富含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特别是它的槲皮素，是来源于植物的黄酮类化合物，还有绿原酸、鞣质等多酚类生理活性物质，有防老化与抗癌的功效；更是一种天然的防腐剂，端午时节的槲包在常温下存放三五天不变质。

时光知味，岁月沉香，一只槲包包的不仅仅是金灿灿的小米，而是华夏民族久远的文明属性。

（四）槲包和它的子孙

槲叶、黍米和陶器际会于卢氏，可以说制作一枚槲包，卢氏这地方是万事俱备。故而槲包只能在卢氏及周边山区而不是其他地方首先发明出来。一切看似偶然，但偶然中隐含着必然。为着美好生活的既定目标，栉风沐雨，百折不挠，父辈失败了，儿子接着做；儿子未完成，孙子接着干，祖祖辈辈终有穷尽。虽然我不能确定槲包出现于那一年，第一只槲包又出自何人之手，但我知道，槲包定是华夏先人们在这一片山水苦苦求索的必然结果。

槲包是人类附加了手工劳作的第一款谷类供品、食物，我们从槲包里可以追寻华夏饮食文化中最古老的饮食样式和烹饪方式。因此，包食是厨艺创世之作。由于炊具的现代化，在中国现代厨艺界，煮与蒸是完全分开的。

槲叶、黍米都是熊耳山的馈赠，并且融进了远古先人的灵性。展现着远古先民智慧的槲包，像植物中的桫椤，动物中的熊猫，成为中国饮食文化中的活化石，与山岳江河共存于卢氏这片大山之中。乍看是一次邂逅，其实是命里注定，槲叶与黍米近万年前在卢氏拥抱在一起，这是华夏族群的福报。当然，黍米也很乐意被槲叶紧紧抱在怀里。故此，我们今天才能够在槲包原产地卢氏美美地享用华夏祖先在饮食烹饪上创造的成果，大块朵颐地满足爆发的食欲，让味蕾在舌尖上尽情地舞蹈。

在后厨，我带着迷惑问老板：“这食物是粽子吧？”老板笑着叫出来一个干净利亮的乡村大妈，对我说：“她是卢氏小有名气的槲包传承人，叫山春花。你问她。”我向她重复了自己的疑问，山春花听了就笑起来，说：“咦！你恰说颠倒个个儿，它可是粽子的先人呢！叫槲包！”

我以为她糊弄我，随口问道：“胡乱包的胡包吗？”

山春花“咯咯”笑得前仰后合，缓了口气，才回答说：“你们外乡人都这样猜。槲抱，知道不？槲抱树的叶子包酒米。就是黏小米。”

当我将槲叶一层层剥开来，槲包便展示出中国饮食文化的久远印记，今天人们品尝到的各种包式饮食大抵发端与此。从中你会发现，今人的每一项智慧都基于祖先的托举之上。我们的民族能有辉煌的今天，其实是从击石取火、槲叶包黍米跋涉而来。

亚里士多德曾经把科学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就是经验。虽然彼时华夏先人并不知道黍、槲包、煮蒸饪被发现、发明的丰富性，但客观上它们却为后人发现、发明、创造积累着生命经验。

华夏族群最早的崇拜一定是食物（谷物、动物）崇拜、生殖崇拜，很久之后才有了精神上的宗教崇拜。我们的精神上崇拜神灵初心也是祈求它保护谷物丰收和族群繁衍。于是，槲叶和黍米战战巍巍地将华夏先人的一片赤诚献祭于神灵面前。这是小米最庆幸的时刻，也是中华民族至今最应庆幸的时刻。原始祭祀以牺牲为供品，虔诚的先人们就参照牛羊角包成“牛角黍”，后世称作“角黍”，作为祭祀祖先和神灵的供品。从字源结构上探究，“槲”字或来源于槲包之形。据记载，夏至日祭祀，黍是重要供品，周代已形成礼制。槲包开创了璀璨的饮食文化，引导了人类文明的走向。

尊卢氏部落因为有了槲包作军粮，省去了造饭时间，从而赢得了更多军事先机；槲包营养、耐饿，一餐顶两餐，大大提高了将士的战斗力。卢氏方国军队曾是那个时代著名的精锐之师，参与了周朝联军出战殷商讨伐纣王。

槲包走出卢氏的大山，历史上两次较大规模的传播值得书写。一次是尊卢氏部落大酋长出任大伏羲氏族联盟帝时期，农耕、制陶、槲包烹饪得以在大伏羲氏族联盟区域推广；一次是末代炎帝姜榆罔失去帝位，游走南方，将农耕、槲包和制陶等文明传带到南方。槲包就是华夏文明长河源头的第一掬泉水，我们今天常见的美食粽子、南方的“籺”等食物皆滥觞于此。

到了春秋时期，槲包已经广传于世。不少地方有了用菰叶(茭白叶)包黍米成牛角状的食物，标志着“角黍”走下神坛，人神共享了。为了显示神灵有别于人的神秘性，于是，供人食用的双扇槲包与籺先后出现了。然而，槲叶不是到处都有的，在槲叶稀缺的广大平原河川地区，槲叶“角黍”只能满足于祭神，菰叶等替代品包的“角黍”则供人食用。晋代是槲包、角黍、粽籺并存的时代，唐代粽子才从中突出出来。

夏商之际出现了“陶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过“三联甗”，用来配合陶鼎蒸食物。春秋时期的鄫国发明了陶质蒸锅，“曾”字字源即来自于此。根据甲骨文和金文的解析，“曾”字是蒸锅的象形字，下面是个可以搁食物的“箅子”，上面是“两道微微升起的气雾”，后来的金文底下再加上一口“锅”，锅内一“点”，表示有水，就更形像化了。因为这种炊器多为陶制，后世加“瓦”为“甑”。真正意义的创世的烹饪方式——蒸饪的“蒸”发音也来由此而来。陶“甑”问世之后，蒸作为一门厨艺才独立出来，但陶煮实际上还是煮蒸合一的。蒸饭在先秦时期已经很流行。《诗经·大雅·泂酌》中写道：“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意思是说小米饭还是蒸的好。

商周时期王室有了青铜鼎式炊具，出现了比较纯粹的煮饪；而在民间，由于青铜炊具的昂贵，直到汉代，加工食材的烹饪之法仍以陶器煮蒸为主；一直到宋代有了铁锅，煮蒸才彻底发展成两门不同的烹饪技艺。蒸饪促进了包裹形食物的爆发，毕竟多数包裹形食物不适宜煮蒸。蒸饪位居烹饪三十六技第三位。今天，煮蒸合一的厨艺除了在做槲包、粽子时可以见到外，我们使用电饭煲做米饭时可以感受它的存在。很有意思啊！最现代的炊具，却是最古老的煮蒸合一的烹饪方法。

槲包传出卢氏的大山，甚至传到国外，不断演化，于是就有了角黍、粽子、籺子，甚至菜叶饭团等众多包裹形食物，他们都是槲包的直系后裔；而扁食（饺子）、馄饨、元宵、艾窝窝、麻团甚至包子、月饼、米饭团、日本寿司等食物，也或显或隐地留下了槲包的雪泥鸿爪。看着这些或远或近的孝子贤孙，槲包应该感到欣慰。因为再怎样千变万化，包式食物在万世演变中总会散发出槲包的魅力，因为它们都隐含着槲包的基因，被打上了槲包的烙印。

日本文献中就记载有“大唐粽子”，在日朝韩三国，他们来大唐的留学生带回了粽子的加工制作工艺。这也反证汉唐时期都城西安、洛阳的粽子还是槲叶包制。在韩国和日本，槲叶被称为柏叶（或因槲叶背面呈白色），象征着吉祥如意、长命百岁。日本人深为中国人的智慧而折腰。日本在槲包的基础上发展出“和生果子”，包裹物以使用槲叶为最经典样式。日本韩国每年都要从中国主要是卢氏周边山区进口大量槲叶包装熟食。日本人宁肯远隔重洋也要从中国进口槲叶，他们这是崇洋媚外呢还是对人类文明尊重的自觉呢？

在南美洲，秘鲁人在圣诞节是一定要吃粽子的。全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边欢庆圣诞节，一边吃粽子，甚至连一些已经出嫁的女儿，也要在这天赶回娘家，再来尝尝母亲亲手制作的粽子。这似乎有卢氏民俗的遗风。在卢氏山区，就有送端午的传统风俗，即父母给出嫁的女儿送端午。送端午时，除了拿些点心、馒头外，还要装上六抓儿槲包。女儿的婆家，也要拿出自家的槲包来招待他们。人类学研究认为，有三支中国族群曾在一万五千年前、一万年分别通过白令海峡，以及商代航海先后迁徙美洲，华夏早期文明可能由此扩散到美洲。我相信那异域吃粽子的古老风俗来自于中国，来自于卢氏。

粽子也是印第安人的传统食品，他们用香蕉叶包粽子，食材主料则是玉米粉和菜豆。深受华夏文化影响的越南、缅甸、泰国、老挝等东南亚国家都有粽子，而在东南亚的菲律宾，那里的粽子也是长条形的，形状与槲包极其相似，风味则与我国浙东的粽子相同。槲包——粽子——包裹形食物，饮食文化的传播中或可以发现人类迁徙和人类文明发展传承的原始路径。

（五）槲包、粽子与端午节

作为生活用品的陶器，烹煮食物的印纹陶鼎是百越人族群的标志之一，而端午节就是百越人创立用于祭祖的节日。在湘西深山区怀化有一种叫“枕头粽”的食物，虽然也是用竹笋叶包裹而成，但依旧保留着华夏先人留下来的传统的棒型。南越地区的先民还有用杂粮做成的一种包裹形食物——“籺”，通常也是长条形，几乎是槲包的翻版。“籺”放进陶鼎煮熟，在五月初五献祭于神灵和祖先供台上。这是粽子与端午节发生交集的来源之一。现今岭南地区还有“籺”这种包裹形食物，并把它也归于粽类，称粽籺。在大陆南端的广东茂名，“籺”还是远近闻名的地方名吃。

“籺”还以另一种面貌在中国北方的厨房餐桌被沿袭下来。现在北方农村还有用冷面皮或烫面皮包韭菜、苋菜、南瓜馅的“菜籺子”，还有了牛羊肉籺子。籺子有条形、角形两种，有些地方叫作“菜蟒”“菜角子”，或把籺简化作“盒”“合”了。

关于端午节，还有一种说法称起源于上古时代的“兰浴”。《大戴礼记·夏小正》里有载：“此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可见端午节并不是始于祭祀屈原。

公元前340年，楚国大夫屈原不堪亡国之痛，满怀悲愤于五月初五抱石投汩罗江而死。为了不使鱼虾损伤他的躯体，传说当时人们用竹筒装大米投入江中，竹筒米后世发展成为竹筒饭。足见祭祀屈原最初并不是糯米粽子。由于屈原投江日期与端午之日重合了，汉代增加了端阳节祭祀屈原的内容。《初学记》有载：汉代建武年间，长沙人晚间梦见一人，自称是三闾大夫，对他说：“你们祭祀的东西，都被江中的蛟龙偷去了，以后可用艾叶包住，将五色丝线捆好，蛟龙最怕这两样东西。”于是，长江流域就有了“艾叶粽”，那是专门用于祭祀屈原的。

粽子到晋代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中原夏至祭祀与百越端午祭祀走向统一，此后粽子得以在大江南北民间更加广泛的传播。彼时，“端午为持龙图腾崇拜民族的祭祖日”。这时，包粽子的原料除糯米外，还添加中药益智仁，煮熟的粽子称“益智粽”，时人周处《风土记》记载：“俗以菰叶裹黍米，……煮之，合烂熟，于五月五日至夏至啖之，黏黍一名‘粽’，一曰‘角黍’。”“仲夏端午，烹鹜角黍。”可见到晋代角黍与粽子已经有区别了。

到了唐代，粽子的用米 “白莹如玉”，说明食材已是糯大米了；其形状出现锥形、菱形等。唐韦巨源《食谱》记载有西安的蜂蜜凉粽子，就是剥开槲叶，拿糯小米团蘸着蜂蜜吃。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端午节上午，唐玄宗在上阳宫举行朝会，并接见各国使臣，中午在上阳宫举行盛大国宴招待群臣和外国使臣，国宴就上有多种粽子。唐玄宗赋《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诗中有“四时花竞巧，九子粽争新”的句子可证。长安城里甚至已经有了卖粽子的店铺。可见唐代吃角黍成为一种风靡朝野的时尚。没有槲叶，没有糯小米的地方，各种替代品应运而生，包式食品随之大行其道。

今天，你若有吃上原生态的粽子的强烈念想，请跟随一粒小米走进卢氏。岁月长河里，仅仅包裹着糯小米的槲包，原米原味，却是流行上万年的人间美食，它通体飘散着黍米灵魂的香味和槲叶颐养生命的精华，融入了华夏先人对万世子孙庇护的深情，激励着炎黄子孙勇往直前。

（六）槲包香浓岁月长

说尽槲包，其实它也有官名。明清时候当地官方仍称作“食角黍”。作为传统特色美食能够传承至今，恐怕要感谢巍峨险峻的熊耳山、伏牛山的屏障，挡住了一只只叫作“时尚”的猛兽的冲击。可能是受了曹靖华老先生的影响，也可能是因为疲于给外地人的反复讲解，现在在卢氏的城乡，人们大都叫它“槲叶粽”，名字似乎通俗易懂了些，听来却总觉得少了原生态基因，失去了槲包厚重的历史成色。

我始终认为，北方的糯小米最好的吃法非槲包莫属。而品赏槲包最好的季节在四月下旬和整个五月，这时的槲叶成熟适度，香味、养分、柔韧度都是最好的叶龄；因而这个季节的槲包也必是用新鲜槲叶包制蒸煮而成。其他季节，槲包只能用蒸煮后风干储存的槲叶，槲叶那勾魂的本色香味儿就略逊一筹。

明清之后，槲包类饮食的主食材已经开始变了，有糯米、糯小米、豆沙、香芋泥等等；并且开始添加花样繁多的馅料，如红豆、绿豆、花生、红枣、板栗、莲子、腊肉、火腿、蛋黄、蟹黄等等，这些配角让人对黏糯食品更加喜爱。今人为追求适口的滋味，味道除了最原料的本色味儿，花样翻新，陆续有甜味儿、咸味儿，现在甚至还有桂花、玫瑰花、茉莉花香味的。众多主辅食材各自表述着自己的味道，加上主妇恰到好处的配比，其香气和谐地混合在一起，组合出万般味道，咸酸麻辣甜，穷极了个种滋味，总有一款黏住你的味蕾。

今天，槲包类食品外形更是出现无穷变化，如长条形、圆形、三角形、菱形、筒形、金字塔形、方锥形（九子粽）等等；包裹材料也是五法八门，除了槲叶，聪慧的华夏后裔们就地取材，竹笋叶、箬叶、芦笋叶、茭白叶、荷叶、芭蕉叶、柊叶等等都能用来包制粽籺。说实话，糯米粽子哪有小米槲包香浓且更益于生命康健。今世的槲包，形色美味，是三皇五帝、唐宗宋祖都没见过，更没有福气享用过的。这些，你是看作变异还是进化呢？我总觉得粽子比槲包少了那么一些历史沧桑的魅力。

地球上有一百五十多万种动物，三十万多种植物，十余万种真菌，能吃的食物也有一百多万种，都需要有人敢于吃第一口来证明它的安全性与可食性。明代朱橚贵为王爷，还亲自试吃选择了四百一十四种可食用植物，编印为《救荒本草》。先人们用生死换来的数百种美食佳肴，让今天的人们坐享其成；今天寻找新食源，不会再用人或家畜作牺牲，实验仪器可以轻松辨别毒性，而我们大都已经失去继续探寻新食源的兴趣。抚今思昔，不禁让人嗟叹。一日三餐，八大菜系，煎炸炖炒蒸煮烤，三十六种烹饪；米面馓饼籺粽包，一百零八样饮食，任你选任你挑，你不能就此以为理所当然：人在家中坐，饭从天上来；而要“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柏庐）

毫无疑问，槲包是粽籺类食物的始祖。一槲一粽，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多的是祖先的恩赐。有人可能已经觉得衣食无忧了；也有人以让七十亿人吃得更精细名义，在先人发现的食物种类上大搞转基因为能事。其实庇佑我们的，不是上帝神灵，而是先人们前赴后继的奋力开拓。端详着盘中剥开的槲包，我对华夏先祖们的艰辛创世历程禁不住心生敬意。粽子可能不记得祖宗了，人忘了祖宗则不可饶恕。

今天的包式美食，首先是包裹材料，除了卢氏周边山区，大江南北没有用槲叶的，倒是日韩两国作为先进的厨艺在唐代从中国引进后至今还保留着。包裹的主食材，最原始的，除了卢氏及周边山区是糯小米，全国各地多是糯大米。当然，有“包食”的时候也还没有那么多提味或增加养分的辅助食材。随着生产力发展和食物的丰富，粽类食品改良一直没有停步，人的味蕾也越发进化；但唯有槲包的香味和营养价值仍然居于所有包裹形食物之冠。

卢氏当地有人甚至不无夸张地说，没吃过槲包的人不能算是真正的美食家；还有人说，到了卢氏不尝尝这独特的槲包，那就不能算真正到过卢氏。甚至有人专为吃槲包来一趟卢氏。人们管来卢氏逛山水的叫游客，管这类专程赶来卢氏品尝槲包的人叫“食客”。

小小槲包，乃至更小的小米，都不过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大浪激起的一滴水珠，人类文明的沧海之一粟，却启迪着人类的无限智慧，成为催生人类文明的重要动力。槲包创下了几个世界之最：地球上最早的包裹形谷物熟食食物，最早的糕点类祭祀供品，最早的节庆食物，最早的方便食品，最早的军粮。现代包装工业起源也会一直追溯到卢氏的槲包那里。槲包值得中华民族子孙万代与之不离不弃。

咀嚼的是美食，品味的是文化。留下最后一口黍米团细细品味，让槲包万般绵长的香气在口腔里回旋，从舌尖延绵到远古，但是，你一定能从那金黄的糯小米和丰富的馅料中品味出丝丝历史的味道，你也一定能够从槲包中体味到它包裹着的饮食文化古老密码；你甚至可以从一枚槲包里找到华夏民族，你也可以从中找到中国。这时候，咽下槲包里最后一团糯小米，让华夏文明慢慢融进你的心底。但凡过去，皆是序章。槲包的浓香仍在吸引我们去追寻先人创世的历史，勇敢地开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