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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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万物，只要具备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便可视之为“生”；反之，其逆过程，则可视之为“死”。从“生”到“死”的过程，便是本文所谓的“存在”。物质世界，就在“存在”中消涨、整合、重组，概莫能外。
看过戴冰先生小说《非死不可》的读者，自然也会明白，小说的主人公罗安田就属于后面一种情形。但他的“存在”，他所面对的“死”，与绝大多数人有着显著的不同。本文试着从如下几个方面，略谈一些读后的感想。
一、罗安田的世相“坐标”
罗安田是艺术学院油画系的一名教师，他的“影响力”足以左右“天之骄子”的毕业走向，应该算是社会精英的一分子。他无论学术造诣还是思想情操固然都跟“大知识分子”沾不上边，但也决不是一些读者为他定位的“小知识分子”。
根据小说中的一些线索，我们可以发现，罗安田的“影响力”除了学生之外，有时还可“辐射”到学生的亲属中去；比如省医那位内科主任，就是他的一个学生的父亲。仅凭来者口述，内科主任就可以不管病情、不查病因，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除了影响力的辐射，不会有别的原因。但在另外的各色“主任”那里，罗安田显然仅仅是一个被他们漠视甚至于无视的“存在”。在他的直接上司油画系主任那里是这样，在学院教务处副主任那里又岂能例外？
简单而论，罗安田虽然有着外人歆慕的职业，却只是一个孤独、怯懦、“无聊”而略显“多余”的“存在”，这种状态不会因为他的职业而有所改变——这就是他的世相坐标。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审视，罗安田都不是“主流”，在其所处的环境中，他都只是一个无足重轻、可有可无的“存在”。
二、罗安田的人际关系和生活处境
罗安田的人际关系，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冷——冷清，冷淡，冷漠；他对别人没有热度，别人对他也没有兴趣。好在他对这一切早已习以为常。与艺术学院京剧专业和油画系一些女生的交集，并不属于罗安田正常的人际交往的范畴，充其量是一种各取所需的交换，他是没有动心的。倘若因此认为罗安田是一个滥情者，显然误读了他，他对那些女生和那些女生对他，在相互利用之外，最多只能说没有恶感。
雷曼“闯入”罗安田的生活，看似意外，实则是一种必然：他的年龄和心态，都需要他正视“另一半”。雷曼是罗安田唯一动了心倾注了情的人，恰好正是这个人缩短了他“存在”的进程。
罗安田的生活处境，可以用一个“糟”字来形容：放浪形骸，延误治疗，身体糟；交游缺乏挚友，感情生活糟。“要命”的是，导致罗安田身体糟的原因不是他忘我工作所致，而是不爱惜自身的结果，这就注定他后来的死亡，任谁也发掘不出积极的意蕴。当然，作家也并不试图朝这方面努力，这是需要特别注意到的一点。
三、罗安田的性格与心理
罗安田这个“存在”除了作为艺术形象在小说中有些分量，在小说之外是没有多少价值的——他不值得誉美和效法，甚至也不值得嘲讽和鞭挞。
罗安田的性格是自私，怯懦。
通观小说全文，我们似乎从罗安田身上找不见一点利他主义的痕迹，也许会有人觉得他对雷曼是个例外——罗安田在这个形象面前是有些“利他”举措的。实则不然，这依然是利己主义主宰下的一种潜在意识的呈现，并非罗安田主观意志积极支配的结果。他有自己的母亲和两个姐姐，但她们在小说中只是一种工具式的角色；唯一的一次提及，是他想象出来的她们为他找雷曼“报仇”的场景：
……他想起他的母亲和两个姐姐，她们都是那种既精明又强悍的女人，她们不会坐视他的死亡，她们会找上门去把雷曼撕成碎片。
似乎可以这样“界定”：罗安田是不在乎亲情的，除了危难时候。试图倚仗亲人的报复获得一种心理安慰固然无可厚非，但与雷曼的“爱恋”及后者的移情别恋，与罗安田的死亡并没有证据上的因果，也就没有法律上的因果——他对法律的认知明显与他的职业身份不相称。
除了自私，罗安田的另一个性格特征是怯懦，缺乏一种该有的刚性。最突出的例子是他遭遇雷曼背叛后的优柔寡断。雷曼步态张扬地与另一个男人逛街，在大街上被“抓现”时，罗安田只敢凑到她耳边悄声“说”：“你骚得连肉都露出来了！”这是罗安田被雷曼背叛后最为畅快的遐想和最为愤怒的表达；真相被揭开之后，一个怯懦者无可奈何的精神“胜利”，就是这个样子，滑稽又可笑，无奈又悲哀。
封闭，晦暗，是罗安田的主要心理特征。
罗安田有母亲和两个姐姐，但他跟她们的交流为零；与其认为这是文化隔膜，还不如说是心理隔膜、亲情隔膜更准确些。他有朋友，这是一个基于其职业身份的合理推测，但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找不到多少他经常与朋友打交道的迹象。他有同事、上司，但彼此间缺少必要的互动，从而失去了获得积极影响的机会。他有学生，油画系的，还有同事的学生，京剧班的——但如前所述，无非是一些不带感情因素的“交易”。一句话，罗安田是封闭的。
晦暗，也是罗安田的心理特征，他不仅缺乏健康的体魄，还缺乏开朗的精神。概括地说，罗安田心理晦暗、处境晦暗、前途晦暗，笼罩这一切的，是罗安田整个“存在”的晦暗。
四、雷罗的交集与罗安田的苦肉计
雷曼是加速罗安田死亡的助推剂，我们可以这么认定。经人介绍之后两人结识，初次见面时雷曼过分“坦率”让罗安田诧异；第一次约见她便向罗安田“交代”了自己，让后者迅速掉入了情网不能自拔。因为雷曼的移情别恋，罗安田自暴自弃，使他本来就极为糟糕的体质每况愈下，最后因绝症加绝望而选择了割腕。
梳理二人半年多的交往，我们会获得有趣的发现。
初次谋面，雷曼的坦率可以理解成尚未受到太多濡染，本色略在，还可理解成她采取了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不管是哪一种，这时的罗安田在雷曼心中应该都是有些分量的，至少以她作为中学音乐教师的寻常身份和罗安田作为艺术学院油画教师的专业身份，她此刻还没有将罗安田作为跳板的念头。这时的雷曼，还有一些淳朴值得肯定，这自然提升了罗安田心动的强度。
但这突如其来的“缘分”相当短暂，在经历了冬天和春天之后，出人意外地中止于夏天。雷曼来找罗安田的次数变少，而且每次离开时都会带走一些东西。见异思迁，移情别恋，都是人情之常，何况罗安田的魅力相当有限。然而，我们还可发现雷曼的另一面：贪财，为一些小东西不怕损自尊。
当雷曼身上朴素的因素消失殆尽，开始用脂粉武装自己的时候，其改变就由渐变转为速变、量变转为质变了。罗安田对这也有所察觉，但真相被揭穿之后，他只敢凑到雷曼耳边压低声音“说”了一句怕人听见的“浑”话，求得一种虚妄的精神“胜利”。雷曼的“背叛”——他们之间其实没有牢固的感情基础——使得罗安田饱受煎熬，但他没有寻短见的意思。长时间的失眠加重了罗安田的病情，请假治病，证明了他具有求生的积极意愿。但服用安眠药无异于饮鸩止渴，除了加重罗安田的病情，便是让他梦游般起居。他希望引起雷曼的注意，但不是为了向她展示阳光的一面，而是展示病态不堪的一面——为了让雷曼因歉疚而回头。曲线救“爱情”，这无疑是一种病态心理，因为缺乏牢固的情感基础，注定碰壁。
听朋友说“吞火柴头能让人能让人浑身发烧、脸色蜡黄，就像急病发作一样”，罗安田就不顾虚弱之躯，冒险试验。在雷曼家门口，他居然为火柴头未能发挥药效、未能引起雷曼的注意而“焦虑”不已。其实，从罗安田的视角去看，雷曼家的境况也颇为寒碜，但这却不意味着他与雷曼的“较量”能占上风。从“脸红”这个微妙的表情可知雷曼还不是脸皮奇厚的人，然而，接下去的“对阵”，罗安田的容忍，或者说懦弱，反而让雷曼大获“全胜”。罗安田挽回“爱情”的第一招苦肉计遭致失败。
艺术学院一个离异女教师坠楼身亡引起了围观，罗安田在人群中发现了雷曼，又燃起了新的希望。第二招还是苦肉计，由吞火柴头升级为超剂量服用安眠药。因为是做给雷曼看的，罗安田制定了万无一失的计划，既可保证自己“惨不忍睹”，又可保证雷曼会及时知情。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人白白遭罪不说，这第二招还是失败了。小说接着是这么写的：
……几个小时之后，罗安田在市一医的急救室里恍恍惚惚地醒过来，听到四周都是闹哄哄的声音，但声音毛糙，像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他当时以为自己终于捱过了暑期，而学生们正扛着行李返校。直到有人朝他的嘴里挤了些甜得发苦的汁液，又用毛巾擦他的两个嘴角，他这才回想起发生的一切，相信自己重又回到了人间。狭小的病房里挤满了学院的老师，副院长、系主任和教务处的两个处长也在其中。罗安田仔细看了一遍在场的人，没有如愿以偿地看到雷曼的脸。刚开始时，他以为是雷曼不肯到医院来，但在老师们重三遍四的议论中，他始终没有听见老师们提到那张函头纸和塑料药瓶。罗安田估计当时那三个老师只顾手忙脚步乱地把他往桑塔纳上搬，没有注意到他手心里的东西。函头纸和药瓶可能在去医院的途中被弄丢了。真是太危险了！他心有余悸地回想起过去几个小时里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那种仿佛所有时间都同时向他涌来的晕眩感，就像坐上了一架让人绝望的时光机器。但庆幸的是这一切总算是结束了。的确，他没能见到雷曼，但他和雷曼之间的那点臭事，跟他的肚子曾经遭过的罪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接下来的日子，是罗安田去医院检查后，找人冒充家属，辗转查知自己患上了绝症，而且只有三个月的活法，万念俱灰，更加“糟践”自己。他心有不甘、不无哀怨地向介绍人诉苦，数落雷曼的种种不是。罗安田得到了介绍人第二天一定会带着雷曼来看他的郑重承诺，他还是在天明之前按计划割腕——这是第三招。
罗安田或许真有结束“存在”的想法，他是怀着一种绝望中的快意——等待家人“收拾”雷曼——然后有条不紊地“结果”自己的。
毕竟不是外科大夫，罗安田未必可以“速死”，但医生三个月内必死的预判，不会有悬念；悬念在于介绍人是否会在第二天早上陪着雷曼前来看望他。从雷曼在她自己家门口的表现看，前来探病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换个说法，罗安田之死对雷曼而言没有任何意义，渐死速死等死求死，都改变不了这一点。
罗安田不死又如何？就整篇小说来看，他“存在”的价值对社会也基本为零。
五、自戕女教师的“存在”在小说中的意义
小说中有个两千七百多字的“插叙”：一位艺术学院的女教师，离婚后因隆胸失败而坠楼身亡，引起了人们的诸多反应。这个形象并不多余，她“存在”的意义，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
第一个层面，是从小说整体的层面。罗安田的人生已如上所述，晦暗，怯懦，无聊，缺少动力，看不到曙光。在现实中，这并不是特例，也不是孤例。除了有名姓的罗安田和未知名的女教师之外，那些热心的看客、无聊的围观者，又有几人能够完全彻底地摆脱这样的境地？
第二个层面，自然是从罗安田的层面。前面说到罗安田心理封闭，然而在这个自戕的女教师身上，罗安田却颇有一种找到“知音”的感觉。他不太乐意理解活人，也没有几个活人愿意理解他；只有这个没有任何交集的死者，才是罗安田的“知音”——他的生活圈子很狭窄，亲人朋友同事，知心者似乎都相当少。简言之，女教师的自戕强化了罗安田这个“个案”的普遍意义。
从众多热心看客、无聊围观者的种种表现，我们似乎可以进一步得出一些未必是结论的看法：（小说中的）这些人多数呈现出美丑观的某些畸变，普遍怀着对畸形、庸俗美丑观的苟同、迎合；再如盲目，迷信，失礼，没有公德，等等。他们不希望女教师的死亡悄然“结束”，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对女教师想当然地鸣“不平”——这无疑也是一种病态心理。
六、“非死不可”的隐喻意义
小说标题“非死不可”，并不意味着主人公罗安田“该死”，虽然对他而言几乎没有了“生”的可能，要么渐死，要么速死，要么等死，要么求死，但作家自始至终没有评判、没有说教，只是呈现。罗安田求死是否“如愿”，也交给了读者，让读者各自去“左右”他黯淡地“存在”的长度。
雷曼是罗安田走向死亡的第一助推剂，自戕女教师则属于第二助推剂，她们不约而同地缩短了罗安田“存在”的时间。罗安田必然的死，女教师已然的死，至少有一层隐喻意义：引起读者对“存在”价值的叩问——这是就个体而言。
就小说中众生的“存在”状态而言，其主题又何尝不是对麻木晦暗空虚无聊之类病态“存在”的总体考问？这种病态“存在”既然没有意义，让其“死”又有何不可？不过这“死”并非希望其毁灭——个体的毁灭固然不可逆转，但更高层面上，却蕴含了将病态“群体”置之死地、冀望其向死求生的隐喻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