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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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杨开盛先生的小说《桐花时节》，处于困境中的山村少女桐花的热烈追求和身为下乡知青的“我”的满怀无奈，久久萦回于心，欲罢不能，我索性捉笔，记录些许感想。
《桐花时节》的情节十分简单，简单到通篇忽略主人公姓名的地步，而且全文采用的是单线推进的手法：“我”作为知青从省城下乡到乌江上游一个叫做桐岭的生产队（小山村）插队落户当了一名社员，在这里邂逅并结识了山村少女桐花。在相识相知的过程中，“我”从桐花口里知道了“桐岭”的来历：桐花祖上靠着广种桐树发家致富，其父辈因此被划成地主，她也跟着饱受打击。“我”还得知了父女两代人对漫山遍野的桐树的殷殷情怀，以及他们由此遭到的更大伤害。桐花对“我”的热烈爱恋，令“我”犹豫不定，有时欲拒还迎，有时却又欲迎还拒。“我”虽然下定为了桐花宁愿放弃前程扎根山村的决心，最后还是在桐花的“逼迫”下调回省城，彼此的爱恋只剩下记忆深处悠远的惆怅。
相对于所处的时代大环境和个人的“小”遭际而言，桐花无疑是一位顽强而聪敏的山村奇女子，从《桐花时节》中，我们还可以读出一种值得钦佩的奔放、热烈、脱俗，可以读出一种失落或者说失意，更能读出她内心深处的挣扎与煎熬。总之，在小说中，桐花是一位几乎没有任何瑕疵的淳朴而勇毅的山村少女，有必要强调的是：她的淳朴不是源于无知，她的勇毅更不是出于势利。
以下，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对《桐花时节》中的桐花形象作些简单剖析。
一、对美好生活的强烈追求和对恶劣境遇的深深失望
小说没有对历史背景作过多的铺垫，也没有对叙事环境进行过多的渲染，正是因为这样，读者可以从字里行间的大量“留白”之处，发挥对桐花的主观“认识”。我们首先体会到的是桐花对美好生活的强烈追求，对恶劣境遇的深深失望。当然，对于后者，她并没有轻易流露出来。
“我”是在插队落户到桐岭半年之后，跟桐花在桐林中“偶然”邂逅的。看似“偶然”，实则是桐花精心安排的必然。在这次必然的邂逅中，桐花以“我”答应保密为条件，将内心的期盼和盘托出：一是想嫁给“我”，二是希望“我”想办法保住这漫山遍野的桐林。“我”一无所长，她为何这样直接而大胆？她跟这漫山遍野的几千亩桐林又有何关系？“我”基于“小人之心”作出的种种揣测，都毫无定论。
“这次相逢，或许是一次良机，或许是一次没有结局的相遇。”为了试图摆脱恶劣的生存现状，桐花姑娘不仅巧用心机安排了跟“我”的邂逅，而且放下了一位农村少女应有的矜持、拘谨。尽管行动上积极努力，内心深处，她却毫无把握，对付出的努力缺乏一种乐观的预期。与“我”之间的城乡鸿沟、户口鸿沟、文化鸿沟，她绝非不明了，但这并没能阻止她为追求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哪怕追求中的“美好”无从界定，哪怕些努力未必都能获得别人的理解和认可。
难道山村就没有让桐花心仪的年轻人？难道就没有别人对她动过心？应该都不是事实，但在那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根“不红”苗“不正”的桐花，似乎是没有资格心仪贫下中农的，而贫下中农当中即使有某位年轻人对她意有所属，也缺乏承担巨大压力的足够勇气。桐花的父亲出于关爱上山去看被队里没收后准备全部砍掉用来烧石灰的桐林，因为其地主成分遭到误会（不排除是有意“栽诬”），而被人以“复辟”的罪名打残，她的母亲不堪忍受背着致残的丈夫接受巡回批斗的屈辱，选择了自尽。尽管小说没有着力刻画生产队的社员群众在政治运动中恶的或者盲从的一面，桐花受到的株连，至少是她内心的孤寂，她对恶劣境遇的深深失望，我们是不难想到的。
二、人文生态扭曲之下内心的挣扎与煎熬
《桐花时节》虽然采用了知青到乡村插队的题材，但其主题却并不是为了展示“伤痕”——“文革”带给人们的种种伤害，而是为了刻画那段让人感喟的岁月里面被压迫被欺凌的小人物内心的挣扎与煎熬。因此，我们看不到桐花的父亲遭到毒打致残的细节，看不到她父亲瘫痪在床的细节，包括她母亲的含恨自尽，这一切都是桐花“轻描淡写”地告诉“我”的。
轻描淡写不意味着桐花没有痛苦，相反，她的痛苦相当深沉，她缺乏一种可以诉说的环境，更缺乏一个乐意倾听的对象。在“我”面前，她的美是自然的、淳朴的，她的追求是高尚的，她的勇毅是值得钦佩的。然而，如果相信她还是一位有着七情六欲的山村少女的话，我们却更愿相信她的洒脱是装出来的。
“爱我，你就远走高飞。”这是在小说最后，“我”为了桐花决计不回省城、不离开生产队时，桐花对“我”的果断要求。初次邂逅就进行爱的表白，桐花并不是贸然行事的，她“跟踪”我已达半年之久，可谓深思熟虑之后才有意识地设计了这场邂逅。在小说情节发展的高潮部分，桐花因为获得老支书特许，到“我”组织的宣传队扮演阿庆嫂巡回演出获得巨大成功，得到区委书记的接见之后，还有过进一步的努力：以身相许，但并不试图以此要挟“我”。理性决定了“我”的欲迎还拒，也决定了“我”没法告诉她宣传队不再让她参加演出的决定和作出决定的原因。
桐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显见的，她内心的挣扎与煎熬则是隐性的，这不动声色的苦痛相较于涕泗滂沱，其苦其痛何止三两倍？这里不说人性扭曲而说人文生态扭曲，只是相对主人公桐花而言的。作为主人公，桐花的言行和心态都是正常的，至少她凭着巨大的毅力维系着这种起码的正常，然而，她却实实在在地生活在一个扭曲的人文生态之中：黑白混淆、是非颠倒、善恶不分，一切人等都被贴上政治标签分门别类，人们彼此之间互相防范、人人自危……
桐花不是一个心如枯井的古刹高人，她只是一位有着生活追求的朴素而优秀的山村少女。她大胆地、热烈地追求了，但失败了，最大的痛苦不在于失败本身，而在于她对失败本身的心知肚明，在于失败如期来临时的那一份强装出来的镇定与潇洒。在这个层面上，桐花内心的挣扎与煎熬注定超乎常人之上。
三、历史云烟深处遥远的人性美
在人人向钱看、以拥有财富的多寡或权势的大小来评价一个人的存在价值的经济社会，我们可以一方面包容不同的价值观，一方面发表一些隔靴搔痒的微词。当人性再次被打入另册，为达者不屑一顾的时候，我们通过《桐花时节》这篇小说，发现了桐花姑娘在逆境里面表现出来的难能可贵的人性美。
在经济社会，为了实现个人的奋斗目标，一些人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政治路线挂帅的红色年代，一些人在高呼革命口号竞相“表忠”的手势下面，难道不也是同样的个人利益挂帅？桐花没有被当时的恶劣境遇所压倒，她也试图为自己的目标心甘情愿地作出牺牲，但当命运让她知道自己的追求陷入空想的时候，她也能藏掖内心的痛苦成全别人，果断地作出对自己不利的决定。
在作品中，作为一个“有文化，见识多”（桐花语）的知青，“我”何尝不是被命运抛掷的弃儿？“我”的出现让桐花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然而，这“曙光”是那样的微茫，禁不起任何波折，禁不起任何风吹雨打。在小说结尾处，或许是愧疚于桐花的慷慨解囊，“我”向桐花许诺：“我还会回来的。”然而这许诺却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好像会迅速消失在呼啸的山风中。不管有意无意，“我”的许诺都将成为一笔无法偿还的情债。
多年过去，桐花已很遥远，包括她的形象、她的生存处境和她所处的时代都已经渐行渐远。在桐花又将绽放的时节，对于一位愿意把山村装在记忆深处的曾经的生产队社员，“我”的梦里想必会依稀浮现遥远而又切近的桐花倩影，永远萦绕那份牵肠挂肚的桐花情结……
反观现实，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不仅增加了都市人的忙碌、助长了城镇人的“势利”，人口的自由迁徙，也让山村人家从住居到习俗、从物质到精神等方方面面受到各种影响。如今，要再找到桐花那样在逆境中依然淳朴、清丽、善为他人着想的山村少女，可能性相对来说少了许多。历史的车轮固然只会向前，但这不妨碍作者创造跨越时空的人性美，也不影响读者从小说作品中发掘这种美。
概而论之，《桐花时节》凭着简单的人物，简单的情节，简单的环境，足以引起部分读者对那个峥嵘年代的依稀记忆，引起部分读者对主人公桐花跟“我”后来各自命运的隐约关切。桐花耀眼，不得不倚仗于作者的“留白”之功和他对那个让人唏嘘的年代人与事的洞察，包括这篇小说的“纪实性”倾向在内，应该说每个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