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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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李麦宁先生，现在许多人都未必了解，但他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不寻常经历，以及在黔省诗坛的领跑地位，并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本文试图对麦宁先生做些简要介绍，同时表达缅怀之意。
不寻常的家世与出生
麦宁先生祖籍河北宛平，寄籍贵州开阳。先生之父李立成，字洛耆，号乐济，一八七二年生于贵阳，光绪辛丑优贡，京师大学堂首届毕业生，后任贵州都匀府教授；一九〇五年由贵州巡抚林绍年奏准，被派往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因贵州要建立高等学堂，经巡抚林绍年再次奏准，李立成先生再赴日本考察，回国后任贵州高等学堂教授。经历一系列家庭变故，一九一八年之后，李立成先生先后出任过河北省宣化、蔚县和淮安等县知事，后来弃政从教于北京大学，任法律系教授。其间，他与京师文艺名流如书法家杨沂孙、金石家陈师曾及贵州籍名诗人兼画家姚茫父等交往甚密，时常聚会于家中。耳濡目染，麦宁先生自小受到的教益可以想见。
一九二二年，麦宁先生出生于杭州西湖边的清泰旅馆，因出生时系难产，在德国女医生麦丽的帮助下才得以存活。先生后来将自己的名字杭生改为麦宁，就是为了纪念那位女医生。
艰难的求学之路
一九三六年秋，麦宁先生随父亲从北京到贵阳，办理家族事务和为先生的前母谢氏修葺坟茔；由于天气等原因，事情未如期办妥。直到一九三七年春，先生仍随父亲淹留贵阳，为了不耽误学业，就进入贵阳私立达德中学第十四期初二下插班学习。同年夏，卢沟桥事变爆发。为了生计，李立成先生应邀担任贵州省建设厅的主任秘书。年末，由于非常担心陷于战火中音讯不通的北京家小，他决定返京，然而路途烽火连天，只好把麦宁先生托付给贵阳的亲友照料。朱自清先生有父亲的“背影”留念，麦宁先生却没能跟父亲见上最后一面，哪怕只是背影。
在达德中学的时间只有一年半，但在校长谢孝思、国文老师黄齐生等先生的悉心教诲和学校人文氛围的感染下，麦宁先生受到了极好的进步思想影响和人文精神熏陶，尤其是在孤苦无助的情况下得到的关怀，更加影响着他后来的成长。
随着日寇的大举进犯，作为后方的贵阳，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也在积极开展。麦宁先生此时年仅十六岁，在南明高中上学，但已加入了贵阳地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民先队”一百多名成员在贵阳民教馆举行成立大会，遭到军警的压制，年纪最小的麦宁先生甚至遭到毒打，跟其他参会者一同被关押。
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日寇对贵阳实施了野蛮轰炸，给人民造成惨重的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受“二·四”大轰炸的影响，麦宁先生在贵阳的亲友都先后疏散下乡，他自己则因为家乡沦陷，被战区流亡学生安置处安置去湖南省安化蓝田师范学校继续求学。一九四〇年，先生考入湖南大学文法学院。此时湖南大学已经迁至湖南辰溪，教职工不足百人，学生不足五百人。一九四一年暑假，先生按照《中央日报》上刊载的文章留下的线索，到湖南芷江找到了只身给该报当副刊编辑的九哥李白凤。兄弟相见两月之后，李白凤就离开了芷江，但来自这位兄长的关怀和激励，使麦宁先生增强了对逆境的坚忍：烈日炎天到江边给人拉纤，天寒地冻到山上砍柴卖钱。他跟几位流亡学生一起，艰难地维系着自己的学业。
一九四二年秋，湘桂边境战事告急，湖南大学奉命采取紧急措施，毕业班学生全部提前毕业，麦宁先生又踏上了流亡的迢迢征途。
黔省现代诗的领跑人
一九四三年，桂林迎来了全国各地的许多爱国志士、著名的文艺家和文艺团体。文艺家把自己的爱国思想和热情，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为团结群众、保卫和平、反对侵略、打击敌人、争取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此时的桂林，群星聚集，被誉为“文化城”。
经九哥李白凤推荐，麦宁先生也在桂林中学谋了一个教职，推广国语，在教学遇到困难时，及时得到了抗敌演剧四队舒模队长的大力支持。麦宁先生将国语跟音乐结合，利用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去激发他们学习国语的热情，冷门课由此变成了热门课。不仅如此，他还成功举办了一场有文艺界知名人士参加的联欢会，著名作家田汉和安娥夫妇、李白凤和朱樱夫妇、聂绀弩和周颖夫妇，以及端木蕻良、廖沫沙等等都应邀参加，使桂林中学的这场联欢盛况空前。
下半年，战局恶化，文艺界人士也随着湘桂大撤退而疏散到各方。在逃向贵州的途中，麦宁先生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劫难，最后艰难抵达贵阳。
一九四四年年底，流亡在湖南广西的文化界人士，都被逃难的洪流卷到了贵阳。在贵阳“文人招待所”的简易木楼里，麦宁先生与桂林科学书店的编辑洪青白、《大刚报》副刊编辑姚散生商定，分头用诗歌形式将从衡阳到桂林、柳州至贵阳途中所见的军队不战而逃、给广大群众带来的深重灾难的见闻写成长篇组诗，定名为《人流三千里》。然而，诗稿送审即被没收，理由是有损某些官员的威信。
一九四六年，麦宁先生在贵阳出版了散文集《百合花与诗人》，书稿付印时认识了文通书局印刷厂的张志毅厂长、喜爱文学和美术的张公达与吴剑光，并通过他们认识了大同银行的襄理陈海涵先生，大家共同决定创办纯文学刊物《离骚》。麦宁先生担任主编，负责征稿、审稿、定稿、排版等等事务；张公达负责经费收支管理，必要时请示负责刊物发行和经费筹措的陈海涵；吴剑光负责美术设计。
《离骚》杂志的创办得到了当时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大力支持，包括《中央日报》副刊“前路”主编陈逸檀先生、《贵州日报》副刊“新垒”主编蹇先艾先生、《大刚报》文艺副刊“阵地”主编方敬先生、《力报》副刊顾希均先生，以及《新世纪》晚报社社长杜松竹、主编凌今是、采访部主任黄炜等先生，都热情支持并提供了大力的帮助。
法币贬值，物价飞涨，《离骚》出版到第七期便停刊。麦宁先生不甘心就此失败，用销售两本诗集的全部收入，加上在几所学校兼课的薪金，决定继续出版《离骚》。由于当期杂志临时放进一篇揭露某医院领导贪腐劣迹的文章而受到警察局查处。在朋友斡旋下，先生最终虽只受到训诫，该期杂志却全被没收（后来得知有极少数卖了出去）。
困窘的处境并没能挡住麦宁先生在文学道路上的跋涉，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位爱好文学的朱先生借了五十块银元，《离骚》杂志继续出版了。此期间，他断然拒绝了别人用二两黄金的代价换取杂志登记证、接手《离骚》的要求。一九四八年暑假，银行的朱先生上门来讨债，麦宁先生的夫人暗地里将两枚戒指和几件衣物作抵押，事后才告诉他。
一九四八年年底，《离骚》杂志第十一、十二期在艰难的处境中先后出版。看到复员工厂的印刷工人——一群饱经战乱流离的少年的艰辛，经商量，麦宁先生到中央银行兑换了夫人仅存的一只手镯。最后一次，为了按时支付印刷工人的工资，麦宁先生夫妇毅然把家中仅剩的最值钱的东西——刻有他们名字的结婚戒指交到印刷厂厂长的手里，由他拿去兑换后发放。
随着解放的日益临近，国民党施加的压力也愈来愈大：《贵州日报》的“新垒”副刊被迫停刊，蹇先艾先生辞职；《大刚报》被迫停刊。在此之前，《离骚》杂志则因为前面提到的原因而受到追查，所幸的是，毕竟得以连续刊载了多首反压迫、迎解放的诗篇,谢冰莹、蹇先艾、陈敬容、熊佛西、艾芜、何其芳等知名作者的作品，也有刊载。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山城贵阳沸腾了。在鞭炮声、口号声中列队行进的解放军战士边走边与街道两旁涌上来的群众握手，场面热闹非凡。
根据贵州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新闻出版接管处、贵州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处布告的规定，在贵阳解放后的第三天上午九点钟，麦宁先生雇了一部人力车，将家中剩余的第一至第十二期《离骚》杂志，连同自己的其他集子约两百册送到省军管会新闻出版接管处接受审查。由于是第一个主动去，结识了态度严肃而和蔼的刘子毅处长。几次相处之后，刘子毅对麦宁先生的情况加深了了解，并有意让他留下来参加即将成立的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工作，然而他此时已经接到通知并参加了中学教师学习班。刘处长打电话给文教接管处的黄颖处长，得到的答复是学习班结束之前教师的分配就已经确定，不好变动，只有等下一学期再考虑了。分到惠水民族中学之后，学生贫寒的家境，师生交融的感情，使麦宁先生下定了为兄弟民族的教育事业献身一辈子的决心。他把自己的想法汇报给了刘子毅处长，得到了他的支持。
一九四九年年底，参加教师学习班结束后，麦宁先生被分配到七十多公里之外的惠水民族中学，不久，举家迁至惠水。一九五三年之后的两年间，他在北京的《民间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三篇关于布依族传说的文章，这是麦宁先生的名字在建国初期的报刊上为数不多的几次“亮相”之一。
一九五五年，麦宁先生夫妇被分别调到龙里中学和龙里小学任教。一九五六年九月，麦宁先生夫妇先后调往清镇工作。文革中，麦宁先生受到一系列不公正待遇，后来得到了平凡，并重新走上了讲台。一九八八年，麦宁先生在清镇一中退休。一九九七年，他才又被早年的文化故人辗转找到，缔结了新一轮交谊。
四、浩歌晚唱《麦宁集》
《麦宁集》于二〇一一年出版，不是先生著述的全部，只是他早年出版的作品中幸存的部分诗歌和译作，以及晚年部分回忆文章的集合，但不妨碍我们或多或少地体悟先生的感情、走近他的思想。
乱世的歌吟与怒吼——《草原的恋人（诗歌）》：
结合一些诗作后面的注解，我们可以知道《草原的恋人（诗歌）》这个标题跟先生早年的同名诗集在内容上是不能划等号的。先生早年的诗集非止一部，《草原的恋人》仅是其中之一，它的正文部分收录了诗作18首。而《麦宁集》中的同名部分，诗作数量是十九首，且原同名诗集中的作品只占了六首，其余的十三首都是当年散见于别的报刊等处，这次才增补进来的。
阴霾下的弱者群像——《百合花与诗人（译作）》：
这部分是先生的部分译作的汇编。作品数量不多，全部的正文，除了法国作家F·嘉尔荷的《百合花与诗人》、V·G·柯罗连珂的《梦的夜境》这两首散文诗和S·裴多菲的诗《给诗人》之外，其余的六篇都是小说，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阴霾下的弱者群像。
岁月峥嵘——《往事（回忆录）》：
这部分，是先生晚年创作的纪传性文字。溯时间的长河而上，我们可以走近他颠沛流离有家难归的少年时代，走近他在文学道路上苦苦跋涉的艰难时光，走近那段万众噤声却又万众同声的荒诞岁月，以及后来重获肯定的欣悦晚景。
五、黔省文坛耆宿的呼应
限于篇幅，这里仅摘录戴明贤和刘学洙两位先生的评价：
一个翻译过雨果、裴多菲、波德莱尔的诗人，一个现代派诗人的亲弟弟，在一种不能谈诗、无人可与谈诗的环境氛围中，度过了大半辈子，那种长夜失眠式的寂寞苦熬，那种强制深锢在心底的痛苦，该如何才能形容！……
贵州新诗创作，四十年代已臻于成熟，在全国毫无逊色；而五十年代戛然而止，再从幼稚的“小放牛”体学步。此卷（按：指《贵州新文学大系·现代文学卷》，里面收录了麦宁先生的三首诗）作者，后来几乎全部绝迹于文坛，不知所之。进而一想，贵州并非孤例，全国何尝不是一样。（戴明贤《麦宁集·序一》）
自古文人每每悔其少作。依我看，麦宁的少作无愧天地良心，至今读之依然那么动人、纯真、率性、激越，字里行间闪现着人性魅力与才情魅力。（刘学洙《麦宁集·序二》）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七日，麦宁先生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享年九十三岁。省城贵阳的许多文化人都赶来送行，或撰文纪念，寄托各自的哀思和惋惜。他在黔省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席之地，也将永远定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