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乡村影事

夜幕沉沉，冷雨霏霏，深秋时节的村尾大院里阒无一人。远道而来的放映员可不管这些，依然按部就班地摆弄放映机，罩上雨布；不远处，银幕绷在墙壁上，洁白如新。只见他有条不紊地连接电源、调试机器，银幕上出现画面的同时，音响里的声音也破空而去，清晰而洪亮，足以穿透整个村庄。为了不“扰民”，放映员没有放任电影的声音持续，很快关掉了它，于是，银幕上的精彩搏击，便有影无声，给人一种滑稽感，更给人一种困惑感。

同样在乡村，那些年人山人海拥挤着看电影的景象不再，青壮年们跑到二三十里之外去“追”电影的热闹，也已成了历史陈迹。

“那些年”的时间涵盖，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主。这不是一个具有精准可统计性质的界定，而是记忆深处一种渐趋模糊的感性认知。

那时正处于农村人民公社最火热的时期，不管主动还是被动，人们的政治热情都格外高涨。与此同时，则是精神生活内涵的苍白和物质生活质量的寒碜。幸好每个公社都有放映队，每隔两三个月一场的电影，会不定期地巡回放映到每个生产队。生产队社房所在地，有较为宽敞的场坝，成了放电影的不二之选。

两根碗口粗的木杆在适当距离内用绳子和抓钉固定起来，白底黑边的长方形银幕绷直在其间，就成了“档子”；在其中一根木杆的适当高处，还会挂一个军绿色的木质音箱，被称作“留音机”。这是人们视觉的汇聚之处，也是听觉的汇聚之处，总之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档子”处。根据地势不同，“档子”有时可以挂在墙上，不足之处是小孩子们没法从背面去观赏画面内容。

在“档子”前面大约七八米的正前方，会临时搭个台子或放置专门的脚架，放映机就放在上面。调试的时候，“档子”上只会显示精准的长方形白框，黄昏时候，比“档子”的布料白亮多了。留音机跟放映机之间，会用一根导线连接起来。为防止被踩断，导线多半会被悬空，比成年人略高，每隔一定的距离用竹竿支撑起来。

电影在那些年的存储介质，全是胶片。安在放映机上的两个大圆盘，上面一个是满的，下面一个则是空的。两个圆盘同时转动，当满的变空、空的变满时，就该换“片子”了。换“片子”时放映机上方的白炽灯打开，全场变亮，观众则可以借机歇一口气。打口哨的，逗笑的，嗡嗡声不绝于耳的，大多集中在这时候。

一般说来，电影放完已经夜深，因此重新“倒片”，往往是第二天放映前的工作。这个毫无美感的环节，孩子们却看得津津有味。除此之外，他们偶尔间还会有意外收获：得到放映员丢掉的一两截断掉的胶片。将这窄长的胶片对着亮处，会发现上面有许多相同的画面。那时我们不知道这断掉的胶片上除了画面之外还有声音信息——现在后来知道了也无用，只有规格相同的胶片放映机才能“读懂”它。

电影正式放映之前，会有生产队长例行的讲话，除了国际国内形势的，还会有防火防盗的，甚至还会有本队农业生产具体安排的。队长的讲话沾了放映队的光，免费扩音，不讲白不讲，只是苦了早已等得火冒的一应观众，特别是那些晚饭也来不及吃的孩子。

放映开始了，也许是注意力容易转移的缘故，低龄的孩子们热衷的却是在人群里穿梭、追逐。有的在大人的呵斥下会暂时安静下来，不久后又闹腾如故。我自己也是当年的低龄孩子之一，在与电影有关的记忆中，却没有追逐打闹的成分，因此那些年的电影，直接看过的，听人转述的，都分别记得一些。

记忆中看过的最早的电影，叫《红灯记》。除了电影名称，我还记得几位主角：李奶奶，李铁梅；特别是李玉和带着镣铐大义凛然的模样，至今依然不忘。但宛如梦境般，那画面的“动感”只剩不到三秒钟，其余的一切，人物也好，情节也好，都很模糊了。后来得知，这个电影上映时间是1970年。那些年的电影产量低，放映内容存在时间先后，但不会有城乡差别，因此我们观看这部电影的时间，估计最晚也不会迟于1972年。

看过《沙家浜》，但除了记得郭建光是个英雄、阿庆嫂是个支持革命的好人之外，只记得刁德一是个坏人，其他什么都记不起了。看过《红色娘子军》，还记得一个名叫洪常青的英雄，壮烈牺牲了。那时不了解芭蕾舞这种艺术形式，总觉得这个电影太“假”，被敌人抓了还要唱歌，不假么？在小伙伴们私底下的谈论中，李玉和“假”，洪常青也“假”，后来的白毛女同样“假”。多年以后回顾当年的“观感”，莞尔之余，也令人感慨。让当时生产队的大人小孩传为笑谈的，是《平原游击队》。笑谈与电影内容无关，而是电影里的角色高声报告消息时的那句“平安无事罗——”，与电影外面的现实居然形成了奇妙的“互动”：电影里猛地一敲铜锣，电影外的两根木杆和“档子”便应声倒下。短暂的沉默之后，是全场哄笑。有人调笑：“档子”都到了，还“平安”呢！看了《山寨火种》，知道与红军有关，但只记得一个老石匠在山岩上凿字的画面，什么内容，懵然不知。在生产队社房场坝里面看过的电影，还有《智取威虎山》《龙江颂》《南征北战》《黑三角》，等等，只记得曾经看过，电影的人物与情节，早已经遗忘殆尽。

低龄的缘故，我没有机会跟年纪稍长的青壮年一道“追”电影，但短距离“跨界”，也是有的。在长坎大队社房场坝（其实更是大寨生产队的社房场坝）看过的电影，记得叫做《平鹰坟》，黑白色，还记得当时曾经对正方形的“档子”感到奇怪。电影叙述了一个恶霸欺压贫民的故事，恶霸的暴行让人气愤填膺，贫民的遭遇则让人悲伤落泪。电影的结局是什么，当时就不清楚，因为我睡着了，回家都是父亲背着。追看《卖花姑娘》，是在相邻的暗流公社光明大队的场坝里。“光明”的真实地名，叫做阳山（寨），因为革命热情高涨，这个公社的许多大队连同附设的小学，都改了名字，如“胜利”“光明”“东风”之类。虽然跨了公社，距离却只有三四里远，比去本大队还近。这次追电影的观感，愤怒的是白地主的狠毒，他居然把卖花姑娘的眼睛烫瞎了。还没等到剧终，突然下起了雨，观众一哄而散，我同样半睡半醒地被父亲背着回家。多年之后才知道，“白地主”系朝鲜语翻译过来的，叫做“裴地主”。乡村人不懂普通话，把“裴”听成了“白”。

看《闪闪的红星》，有一段令人欷歔的记忆。我的外婆家，曾经是一个成员众多的大家庭。在时代洪流面前，这个大家庭因为被划为地主，遭到致命一击，沦落到家破人亡的境地，母亲也在五岁那年成了背井离乡的孤儿。成年后的母亲没有“娘家”可走，只好“认亲戚”，我们便有了另外的外公外婆。父亲行走江湖，每遇到跟母亲姓氏读音相同的人家，觉得家风好值得信赖的话，我们便会“新添”一家同样的亲戚。电影《闪闪的红星》，就是我们初次登门时在新认的外公外婆家看的。从我们大队往东，是同一公社的岩上大队；再往东，是同一公社的穿洞大队，其东部边界，已经是猫跳河了。新认的外公外婆家在穿洞大队的西北部，到达他们家的那天晚上，三舅是打着手电带我们去他们大队社房看电影的，回来时我再一次在父亲的背上睡着了。电影内容，能记住的除了熊熊燃烧的大火，就是潘东子盼来了他的父亲。电影插曲充满了忧伤和期盼，但是好听极了。

有的电影印象不深，有的只知道名字，在我上学之后，以阅读连环画的方式，得到了部分弥补。如《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南海风云》《黑三角》等等，都是通过阅读连环画的方式获知或重新感知具体内容的。那时的连环画，图画分两种：一种是电影画面加文字解说形成的，另一种是画家绘制后加文字解说形成的。前一种都是曾经放映过的电影，不管看过与否，读起来都格外亲切。

那些年的放映队，是每个公社专设还是还是几个公社共有，已经不得而知，我只知道我们公社的放映队由三人组成，后来才知三位分别是朱成亮、赵世友、聂少忠。三位都很随和，因此每逢他们到来，寨子里的孩子们比过年还要高兴，因为过年没有悬念，没有突然性，看电影则相反。我至今还记得初见时他们的分工：一人背放映机，一人背胶片，一人扛发电机。他们最初用的发电机，我称之为“脚踏式发电机”——两个金属材质的三角支架隔一米左右平行放置，中间用三根金属管连接起来，便是发电机的主体结构。每个三角支架的顶端都有一个座包，其下有链条和踏板，当然还有发电组件。电影放映开始，两个人坐在座包上，像并排蹬自行车一般，两脚交替踩踏板，链条带动发电装置，放映电源就有了保障。后来技术改进，他们用上了汽油发电机，也是一个人就可以背起来，不过声音很大，一般都是安放到房子背后，通过较长的导线与放映设备连接。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以后，三位放映人都回归本业，成了正儿八经的庄稼人。因为迁居，我成年后和他们相继成了熟人，对他们敬仰有加，不仅仅因为年长我二十多岁、属于长辈，还因为他们曾经为乡村人单调的岁月，带去了难得的片刻开心。因为这个缘故，我与他们的子女，也成了熟人，和有的甚至成了好友。其中一位去世，我曾经撰写了一副没有发出的挽联：

七十年人生耆老谁人偶记开心事？

三四米银幕新奇我辈常思放影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曾经和朋友朱平妖在朱成亮老人家中见到过他保存起来的放映机，但没有胶片，也不知怎样连接电源。带着一份失落猜想：那台以电子管为主的设备，应该不会随便坏掉吧！

进入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有关方面对农村人的文化生活再次重视起来。随着科技的革新，放映设备已经远非昔日能比。在空旷之处随便找一面墙壁，银幕一挂，一体化的放映机往架子上一放，从任何一家人接来电源，放映便可以开始了。特制的大容量内存卡，完全的自动化，不需要倒片子，更不用担心“片子”会断裂。放映员只有一人，先是用摩托车拖运放映设备，后来改成面包车。

和寂寞的放映员简单交谈时，我没有吝惜自己的佩服：一个观众都没有，还要坚持放完。他的苦笑中有一种释然：拿了报酬就要做好，没有观众不能怪他，因为他无法决定放映内容。我同时了解到的还有：放映设备上装了“监控”，放映的内容、时间和地点，都实时发送，做不了假。

我曾经思考过电影近些年在农村遭逢“冷遇”的缘由：人们的文化生活已经相当丰富了，“玩法”多样化了；而巡回放映的电影，全是些“过时”的“老”电影，很多人早已坐在家中电视机前面观赏过了。经济社会，要想让电影的投资者免费“城乡同步”，无疑是很不合情理的事情。

于是这些年的乡村影事，冷清就成了别样的风景，与那些年乡村影事的热烈，形成了有趣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