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枚红五星

院子里没有一个人影，只有颜色错杂的满地落花，显得寂寥而冷清。院坝前面兼做人们出入寨子的要道，由于没有围墙，五爷家屋门的开与关，就在人们的视线之内。

下雨的落花天，冷意依然强劲，乡村没有事情忙的人，大都蜷缩在屋内，有的还在烤火——多是在地上挖坑而成的简易火塘，被称作地炉火。五爷家烧的称作平地火，就是直接在地面上生起煤火堆。这种火的缺点是燃烧不旺，优点则是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改变位置。那年月，寨子中家家都是泥土地面，不怕火烧。

我是经五爷家院坝前回家的。坐下不久，母亲就告诉我说五爷病了，很老火，恐怕活不了多久了。我问五爷得的什么病，母亲说肝硬化腹水，晚期，听医院说已经医不好了，叫回家休养，其实就是坐起等死。母亲说完，接连一阵叹息。

深感突然的同时，我陷入了无边的怅惘之中，关于五爷的诸多往事，从记忆深处联翩而至。……

五爷年长我十来岁，按邻里关系，算老辈子。这老辈子却从来不摆老资格，谈天，嬉戏，游玩，几乎成了我和同龄伙伴们的忘年之交。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五爷的那些书刊，有小说，有连环画，有杂志；有段时间，还有报纸。五爷的那些书报，大大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我偶尔将心中的郁闷倾诉给他，总能获得一些鼓励或安慰。

五爷的心思并不全在那些书报中。他家厢房后面有一片竹林，竹林中开辟了一块二十米见方的空地，干净，平整——那是五爷的隐秘世界。我们不知道五爷有多少武术功底，直到多年以后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师承，但两手握拳拳心向上贴在腰间，蹲下后单腿支撑可以缓缓站起来，直到一腿直立，一腿向前平伸。寨子中能做这个动作的，除了五爷，我们没发现第二个。他还可以并拢双脚突然向前扑倒，毫发无伤。在竹林空地的边上，有许多密密麻麻的细小的竹签，那是燃香的灰烬。五爷也不避讳，告诉说那是他夜间锻炼的“定时器”。那年月，寨中难觅钟表的踪影，公鸡打鸣便是五爷的闹钟，被掐得长短不齐的那一捆捆的香，就成了五爷锻炼不同“功法”的定时标准。一边练功夫一边瞟那燃香的微光，难道还能凝神静气？有疑却不敢问，虽然我知道五爷一向随和。

五爷借助器械苦练的极限，是自己打造了两个石磙子，可以双手举起来摆出多种有难度的姿势，偶尔间甚至可以用单手。用我成年后的标准反过去揣摩，两扇石磙子的形状都不太标准：仅仅是两个厚度三四厘米、直径二三十厘米而中间各凿了一个圆孔的粗糙的扁圆柱，用一根一米左右的棍子连起来。后来才知道这东西与被称作杠铃的那种健身器材有着更近的“亲缘”关系。这“东西”曾经在我家院子里摆过起码几个星期，当然是五爷慷慨出借、我像挑水一般“挑”回家的结果。除了更小的伙伴们或推或拉在院子里滚着玩，没有谁能够举得起来；后来还是五爷自己把它举了回去。

读过中学、会练武的五爷，那时成了我的偶像。因为关系密切，我还发现了一个秘密：五爷居然有一套红五星红领章。红五星是五爷用一个笔记本的塑料封皮剪的，很软，但很鲜艳；领章则是用纸壳剪的两个平行四边形，用红色绒布粘起来，朝外的一面非常漂亮。这东西我见到过两次：一次是在五爷的箱子里，我找他借书时，偶然发现并捧到手上仔细观赏过；一次是五爷把它们粘到自己帽子和衣领上照镜子的时候。

那是一个有趣的场景，我至今记忆分明：

推门而入，我骤然发现五爷一身“戎装”，帽徽领章齐备，正站在穿衣镜前，举着右手给自己敬礼，一丝不苟，表情严肃。见我闯进来，五爷略微有些不自然，旋即恢复常态，把那套红五星和红领章收了起来。那年头，浑圆型的解放帽在全国“大一统”，蓝色和军绿色几乎平分秋色；后者形制与军帽几无差别，并不僭越，佩戴红五星却不可以。至于衣裤鞋子，包括皮带，情况也基本一样。“民装”的上衣甚至比军装多了一项优势：没有级别，谁只要乐意就可以穿四个兜的。

由五爷搁架上的《杨家将》《说岳全传》等等书籍，我似乎明白了他心中那份英雄情结，也似乎明白了他刻苦锻炼的动力所在。

正当我把五爷视作偶像，愿意无话不谈的时候，骤然之间，南面的邻国恩将仇报，屡屡犯境，广西和云南两地的边民深受其害。忍无可忍之下，党中央发出号召，国家发力，自卫还击战打响。征兵的消息传来，五爷立即应征入伍。

五爷如何到公社报名，如何到区参加体检，如何通过政审，如何参加新兵集训，如何分配到部队，如何冲锋陷阵，如何成为杀敌报国的英勇战士，我全都是后来通过别人的转述间接得知。在南方丛林潮湿的猫耳洞里，五爷和战友们如何艰难蛰伏，我军炮弹又是如何飞向敌阵，还未成年的我无从知晓，自然也无法想象五爷和战友们在炮火连天的阵仗中如何奋不顾身，更无法想象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如何巧妙迂回。

五爷服役期间，边境上惨烈的死伤时时发生，报纸上不时刊载战士们浴血奋战的照片。伯奶思念加上担忧，神思恍惚，不小心跌伤了腿，骨折。那时我正读二年级，帮忙写信的差事自然轮不到我。寨子中和五爷差不多的一位熟人帮忙写信到部队，我的便利是可以在一旁看着他忘了某个字的写法时冥思苦想。发现“甩断”的“甩”用错了，我说应该用提手旁那个。写信人盯着我看了半天，一言不发，也没有改。

旁观写信，使得我时隔一年左右有机会凭桌上的那摞照片重睹五爷的丰采。照片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张是彩色，是在相馆里照的。照片上的五爷似乎有些拘谨，但机敏和英武，就不是“似乎”而很明确。室外拍摄的都是黑白照片，有做瞄准动作的，有头戴伪装的，有站立的，有匍匐的。除了彩照之外，其余照片尺寸都很小，而且看得出来全都是在营房附近拍的。后来我总算明白：猫耳洞里那些现场感很强的战地照片，是战士们侥幸遇到战地摄影记者的结果，而这样的机会，对具体的连队或班组来说，概率非常之低。五爷居然没有一张那样的照片，多年后我才释然。

伯奶的伤病不算很严重，也基本没有影响到生活起居，但与二老一同生活且在弟兄姐妹中年纪最小，五爷在战争稍微告一段落的时候，还是复员了。复员后的五爷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共青团员。鲜红色和金黄色交错的团徽经常被五爷用湿毛巾擦得锃亮，别在胸前。虽然串门和下地干活一如既往，五爷却是寨子中举止最为干练、衣着最为得体的一个。有人曾开玩笑说五爷你的衣服恐怕洗烂的比穿烂的多。五爷回答说打仗期间战场上经常有伤亡，也不干净，但在部队受的影响、养成的习惯，都改不掉了。

退役军人爱穿军服，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更是一种时尚，不过都摘掉了帽徽和领章，以示与现役的区别。那时的帽徽和领章都鲜红耀眼，与后来设计的在颜色和亮度上截然不同。五爷带回来的那套崭新的帽徽领章，就属于那个年代的红五星和红领章款式，他告诉我是退伍时特地找连队首长要的。这应该不是五爷最贵重的什物，却是他最珍爱的物件之一，翻出来擦拭、把玩时，我就不止一次见到过。

时光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也从生产队教学点升入到大队小学继续深造，不知不觉就到了五年级，该毕业了。某次去五爷家中玩耍，见五爷正在整理箱子，配套的红五星红领章依然放在显眼的地方，熠熠夺目。

五爷，把这个红五星送我吧！脱口而出的同时，我立即后悔了：红五星和红领章是配套的，岂可分开？尤其难堪的是我没有军帽，也没有军装，怎么佩戴？五爷闻言也是一怔：你拿去做哪样？保存。这是个难以成立的理由，我回答时不免惴惴。行，只要能保管好，就送你！五爷说罢，立即将他曾戴过但已不适合继续佩戴、而我始终没有资格佩戴的那枚红五星送给了我。

那枚鲜艳的红五星，背面银白色，应该是铝质的，它的外缘是五条线交叉形成的五个四十度左右的尖角，因为交叉的五条线都从中部向外略微牵拉成“折线”。每个角中间都有一条凸起的直线朝向中心部位，聚成一个点。角与角之间则是五条凹下的直线，与五条凸起的直线在正中心汇成一个重合的点。别针在背面，以一个朝上的角为准，在大约三分之二高度的地方，呈水平方向。

拥有了红五星，我爱不释手，经常翻出来观赏，阳光下，灯光下，甚至月光下。不同的光线环境，红五星的色泽也不完全一样，但烁烁诱人，却是相同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农村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相继展开，回到寨中的五爷，干活之余一如既往，在屋后的竹林空地上施展拳脚。竹林外面，五爷到过哪些地方，做过哪些营生，持续多年在外上学，我就不甚了然。那时没有通讯设备，联系的迫切性也不强；上班后在别的村庄定居，我和五爷的交道更是逐渐少了。某年夏天一个阴雨天气，五爷与一位清秀端庄的女士路过我居住的村庄，来家中逗留了大约一杯茶的工夫，就离开了。这次我才知道五爷有了自己的家，小有遗憾的是，五爷的妻子手部有残疾，只能做少部分简单的家务活。

伯公伯奶相继谢世后，五爷也有了自己的子女。另外的村庄离老家只有不到二十里路程，但爬坡下坎，每次徒步，单程就得经历至少两小时大汗淋漓的奔波，于是我回去也就只能一二月甚至三五月一次。生计的原因，五爷常常拖家挈口在外奔忙，我们在寨子里邂逅的时间，更少。随着儿时玩伴的星散，玩具的无踪，还有小人书的迷失，那枚我曾经珍藏了多年的红五星，也跟着不知所终。五爷从来没有问过，或者是送了人的东西，他不便过问，也或者是对我过于信任，又或者是本来就没相信我能长期保存。……

返回到五爷家的院子，还是没有一个人影。我拾级而上，推开虚掩的屋门，发现暗黑的房间里，只有五爷一个人坐在右侧的门背后，烤着燃得不旺的平地火。火光照射到五爷的脸上，给我一种红光满面的错觉。我喊了一声：五爷。啊，是你？五爷有些惊讶，好久没见了，你还好吧！我说，还是老样子，听说你病了，过来看看。适应光线后我才发现，五爷的脸上有一种连火光都无法映红的黯黑色。五爷从来不胖，但他这时肚子膨出，就像抱着一个硕大的坛子在烤火。因为“坛子”非常大，与五爷的瘦弱的身躯大不相称，以致于他不得不后仰腰背来保持重心平衡，这个姿态让他说话更加艰难。找不到安慰的话，也明白过多的交谈只会耗损五爷的精力，扯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野话”后，我摸了两张纸币，站起来弯腰递给五爷：这不成敬意，先收下，我过几天再来看你。五爷坐着，仰头看着我，握着我的手想要推拒，使出了与他的病体很不相称的力气，直喘粗气，却说不出话来。

我使劲把五爷的手推回去，握住他的手指，让他捏住我递过去的钱，而后迅速回头转身，在满地落花中黯然返回。母亲知道我去看了五爷，说那种病会传染，不该直接去看他的。我不知道那种病传染的烈度，只知道五爷是寨子中我最敬重和崇拜的人之一，造化弄人，怪不得他。我不直接去，委托别人去，岂不一样危险？母亲明白我的话，也就不再多讲。我并没有因为看望过五爷而染病，五爷去世后为他理发和擦洗的寨中人也没有。这是后话。

再一次回寨子，是在秋收之前，我一来就听说五爷已经去世好些天了。与同龄伙伴闲谈，他们的话中令我惊讶的，不是五爷去世前强忍病痛的顽强，而是他居然保留了一对新崭崭的领章；更令人意外的是，竟然还有一份没有交出去的早已发黄的入党申请书。依照乡村惯例，这些曾经被五爷珍视的物件，连与他相关的其他东西，全被付之一炬。但那份没有交出去的入党申请书，却开启了寨子中一些年轻人的觉悟，使他们通过努力终于成了党组织中的一员。

闲来想起五爷，不免感慨系之：要是晚去世二十五年，活到今天，凭着退伍军人的身份，他一定会获得许多发展的机会；退一步说，生了重病，得到救治的渠道也一定会多得多。经济也好，文化也好，国防也好，今天的国家实力都不是二十五年前的境况所能比拟的。个人力量，在时代洪流中微不足道，能用一副开朗而坦然的胸怀去面对、一颗虔诚而执着的心灵去追求，得与失，又有什么必要过于介意呢？

我常常想起五爷送我的那枚红五星，它的物质属性已经无从捉摸，也不具有镰刀斧头的耀眼光芒，其精神寓意上的家国情怀，却会长期照耀，让我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风雨兼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