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话语权”

母亲没有进过学堂，识字量大概仅停留在认识自己名字的起点上。七十多年风风雨雨的侵蚀，让母亲逐渐衰老，成了一位年届八旬满身病痛的老人。妇女节来临之际，我忽然想起母亲的“话语权”。对母亲来说，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由沉重到欣慰的话题，在时代大环境中，没有谁能够离得开，却不是谁都能幸运地拥有。

一九四五年腊月，一个数九寒天的日子，母亲出生在鸭池河西岸黔西县磨老坝街上一个还算殷实的人家。但这殷实，并没有惠及母亲这位最小的家庭成员：出生半年之前，外祖父就已经去世，外祖母先是神思恍惚，后来患上了抑郁症。幸好外曾祖父和外曾祖母的悉心呵护，使得母亲在动荡不安的岁月里，能够活下来。一九四九年秋，随着黔西县的解放，母亲一家被划成了地主，包括年迈的外曾祖父和外曾祖母在内，也包括当时年仅四岁的母亲和比她年纪稍长的两个舅舅和两个姨母在内，全被“扫地出门”，连换洗衣物都没能带走一件。另类的身份使他们走投无路，也没有亲戚敢收留。不得已之下，外祖母经人介绍改嫁。外曾祖父带着一家六口人，住进街背后别人弃置在野地的一个窝棚里。还没等到这年秋天，外曾祖父和外曾祖母相继去世，到山上砍柴割草到街上跟人换食物的“生计”骤停，两位舅舅忍不住饥饿，相继出走，从此下落不明。族中好心人怜悯母亲孤苦无依，将她送到鸭池河上游东岸清镇县给一个条件较好的人家放牛，这时母亲才五岁。两年之后，族中人得知母亲在那户人家经常挨饿受冻，于心不忍，又将她送进鸭池河下游东岸的飞观寺给一个老尼姑当“长年”。十年的“长年”生活，带给母亲的不是老尼姑的善待，而是狠毒的咒骂和殴打。活命之恩母亲没有忘怀，老尼姑去世后为“他”操办一切后事，包括造坟立碑，一样没少。——从童年到少年，母亲对自己的遭遇，对自己亲人离散后的人生走向，没法选择，甚至没有丝毫的“话语权”。

父亲童年的遭遇跟母亲差不多，在他刚满一岁时，我的祖父就被国民党的一个地方官僚污蔑通匪而借机杀害，时年二十九岁。房屋田土短时间“归零”，父亲随祖母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也有太多的苦难和辛酸。也许应了那句“祸福相生”的古话，解放时父亲的阶级成分被划成了“贫农”。不幸的遭遇使父亲母亲同病相怜，走到了一起。白手起家，家徒四壁，毕竟拥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但是，母亲并没有迎来扬眉吐气的日子，那顶“地主子女”的帽子，压得她抬不起头来。也许是她早年的悲惨遭遇引起了人们的同情，也许是她的善良和父亲的仗义获得了人们的赏识，还可能是父亲头上“贫农”的光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总之，母亲从来没有像别的“坏人”那样勾着九十度挨批斗，也没有在生产队每次开大会前被安排提前做义务为社员群众生活。因为劳动积极，母亲还曾几次被社员推选为“劳动积极分子”，但在父亲担任生产队班长期间，每次都把表彰名额让给了别人——父亲的理由，都是因为“地主子女”这顶帽子难得服众。直到父亲不担任班长了，母亲才终于有了一次进入公社“光荣榜”的机会，奖状也第一次贴到自己堂屋的香火旁边。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母亲带着“地主子女”的帽子被善待，不知该否定群众的革命热情，还是肯定乡村人情的淳厚。——从青年到壮年，可以明确的是，母亲依然没有多少“话语权”。

因为不识字，父母经常拿自己每天的工分和表现相当的群众比较，每当发现与别人差别较大时，总是心存疑问。面对那一组组陌生的数字，他们却又只能束手无策。长大后帮着算工分，免得吃亏，成了父母供我们上学的初始动力。但父亲时常不在家，这项“话语权”，就责无旁贷地由母亲来具体落实。也许是管束严格，也许是都不太懒，我们长大后都没有像许多同龄人那样沦为“睁眼瞎”。除了被严厉要求勤劳节俭、守规矩和懂礼貌之外，我们基本没有从母亲那里受到学习方面的严格要求，其间可能包括了力不从心。母亲并没有因此放弃，对我们“学业”之外的关心足以表明。还记得初入校门时母亲为我缝制的那个草绿色的书包，虽然极为普通，相较于班上同学直接拎在手里，却已是莫大的荣耀了。我读二年级时，母亲给我买过一本名叫《李四光》的连环画，那正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重困窘的时期，春季学期我们甚至连语文课本都没有。如今四十多年过去，我依然记得当初阅读这本书时产生的好几处困惑，可能要算历史与现实思考的出发点，尽管我是多年后才陆续弄明白它们。在后来的某一年，母亲和当年的许多“坏人”一样，幸运地“摘帽”。尽管物质处境没有根本的改观，母亲的精神面貌依然改变了不少。——从中年开始，“话语权”，渐渐偏向母亲这一边，直到完全掌握，持续了很多年。

时间以一种近乎恒定的速度流逝，母亲也渐渐走进暮年。这时我们都已经成年，虽然没有谁跻身富贵者之列，却也不再需要母亲的拳拳告诫。“话语权”不经意间，已经转移到了我们弟兄头上。对童年家破人亡辗转流离，母亲后来一直想不通她那位当县长的舅父为何不肯相助。遍数多了，我也不免好奇，于是托鸭池河西岸的一位好友帮忙查找。不久后消息反馈回来：母亲的那位舅父，仅仅当过一任镇长，还是国民党的，当时也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从资料复印件上见到自己未曾谋面的舅父的照片，母亲联想起被饿死的外祖母，感慨欷歔，但也从此释然。

如今，打电话或者回家，都是我们发挥“话语权”的契机，按时服药、衣物增减、劳逸结合、保持开心之类，成了长盛不衰的“主题”。母亲唯一保留的“话语权”，更多地表现为感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句是：“唉！现在政策好了，可惜人又老了。”

母亲一辈子生活在边远乡村，很普通，很平凡，默默无闻，与世无争。然而，从母亲身上，我们分明可以见到千千万万普通又平凡的母亲的影子。她们通过各自的“话语权”，在家庭间，在社会生活中，在时代风云里，艰难而执着地支撑起一个个不同的“家”，主角承担起未必引人注目的“半边天”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