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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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什么活着？每一个正常的个体似乎都没法回避这个根本性问题。当然，不管是否理性思考过，也不管是否心口合一，回答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目标。作家李晁的小说《集美饭店》，反映的就是一群小人物在实现“目标”过程中的关系问题。在这篇小说中，部分人的目标程度不同地集中在“集美饭店”里，少数人与饭店无关，个别人绕了一个迂回后又跟饭店“关联”起来。总体看来，在这篇小说中，人际是散的，人情是淡的，氛围是冷的。
《集美饭店》并不以叙事见长，但这不影响我们通过人物及其彼此关系对小说主题意义予以挖掘，哪怕不一定切合作家的创作初衷。
一、“集美饭店”
饭店的定义自不待言，其功能扩展后依然称作“饭店”。“集美”，结合小说中的相关背景交代来看，涵义自然是“集美（女）之大成”。但是，读完全篇，我们可以发现，那里非但没有任何“美”的内涵或品位可言，反而是一个乌烟瘴气的地方，诸般该有不该有的功能它都具备了。
从地理位置来看，“集美饭店”也较为特殊，那就是远离集镇，一则不会对居民造成干扰，二则方便客人“情急”之下跑路。然而，作为各色人物的活动平台，并没有谁真正从这里获益，守法也好违法也罢，概莫能外；延伸到小说情节之外，骆可可的民宿改造或许可以例外——仅仅是或许。
二、饭店的“关联”者
集美饭店的“关联”者并不多。在小说涵盖的主要时间段，它先是由“男人”（父亲，骆老大，骆明生）与孱弱的妻子一道经管，后来则由“女人”（姑姑，骆幺妹）实际经管。相处并不那么融洽的兄妹二人，前者将它作为提升生活境遇的契机之一，后者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情感。在这个时间段之前，它曾经属于“爷爷”（那时只是土坯房）；在这个时间段之后，它将属于“她”（骆可可），由“她”全权支配。
辛苦奔忙的“男人” 因为生活境况不佳而被人特别是岳父小看，“男人”是憋屈的，甚至可以说是窝火的。他很想打个翻身仗，为妻子打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于是四处辛苦忙碌，无所不用其极。“男人”可以说厄运接踵：妻子病逝，养鸡遭鸡瘟，承包工程亏本（付不起工资被手下人“绑架”，“女人”凑了二十万现金远赴外乡好不容易才“赎”回来），工厂出事故，赔偿后再次被人勒索，弄得家无宁日，最后又因经营饭店涉及非法项目而遭举报，坐牢五年，出狱第二年又遭车祸身亡。男人是失败的，他的失败不仅表现在没有呵护好妻子、照顾好孩子，还表现在长期被岳父看不起，同时还表现在没有处理好兄妹关系。
苦心操持的“女人” “女人”是男人的亲妹妹。从名字“幺妹”来看，她在弟兄姊妹间的排行应该最小。为了经营好那间饭店，她付出的心力和时间未必比“男人”少，但一定比“男人”的妻子多。“男人”的妻子长得娇小，性格比较温和，却做不得重活。这让长得比她高大的“女人”有了用武之地，于是饭店的采买、劳作，包括后来对“男人”的儿女的照料，都成了她的日常。“女人”也是失败的，她的失败突出表现在婚姻被耽误，成了“老姑娘”；好不容易嫁出去，转眼间男人又死掉了。另外开有一家粉店，使“女人”的失败不那么抢眼，然而没有儿女的事实，又让这“优势”打了折扣。侄女表态不向“女人”索要父亲的二十万死亡赔偿金，她也表态不要这笔钱，那笔钱终归还是属于她。即便如此，依然难以弥补“女人”的失败。
孤独的姐弟 未成年的姐弟缺少大人关爱，长期陷入孤苦的境地。母亲在世时给过他们有限的呵护。后来母亲生病去世，姐弟俩由“女人”代为照料，但恋母的排他性，让姐弟俩很不适应，尤其是弟弟。有意思的是，弟弟最爱母亲，居然率先接受了姑姑。这段时间，姐弟俩的目标简单而统一：父亲不要“再找一个妈妈”。尽管时时担惊受怕，苏小妹“事件”对姐弟俩来说还是有惊无险，他们的担忧最终没有成为事实。“女人”出走，“男人”被迫与她达成协议，一个月后返回。“家里出了叫花子么，你看你们的邋遢样……”从“女人”的责备中，我们不难看出姐弟俩处境的糟糕。
三、紧张的人际
因为程度不同地以饭店为目标，饭店的“关联”者之间，也就有了血缘之外以紧张为特征的交集。
上一辈兄妹
“姑姑是之前出现的，在这栋歇业半年的小楼。可这挽救不了什么，高大健壮的姑姑看上去和母亲那么不同，她的出现宣告了屋内女主人的更替。”这是小说中的一处细节，那时候母亲处于病中，还没有去世。母亲去世后“好景”不长，一次玩牌不欢而散之后，“男人”表示要掌管饭店，“女人”听后负气离开（如前述，一个月后重新回来）。多年后“女人”告诉“她”，那是为了阻挠苏小妹进他们家而走的一步“险棋”。“女人”的婚姻被饭店拖累，她有无悔恨不知道，不过没有人强迫她。在乎兄妹之情，关心侄子侄女，都是“女人”不离开饭店的理由，但“饭店”为什么只能毁在她自己手里而不是“男人”手里？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饭店的权属问题，也就是继承权的问题。姑侄对话反映了她的强势：
女人看着她，一脸肃然，你应该知道，这些事我也不想带走，你爸坐牢是我去告的，我知道这里告不倒他，就去了区里……不是我狠心，是你爸做在前头，饭店不应该毁在他手里，要毁也应该是我。
下一代姐弟
这一代之间，先是“她”因为母亲喜欢幼小的弟弟而心生不满，母亲病逝后为弟弟“不争气”（爱哭）而愤怒。进入初中后“她”离开了家庭，自此极少回家。及至成年，及至事业各有所成，弟弟在“她”面前依然怯怯地满怀忌惮，生怕冒犯。像上一辈兄妹那样，这一代的男性也处于弱势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弟弟的“弱势”引起了“她”的思考，“她”应该不会重蹈姑姑覆辙。顺带说一句，与丈夫老高处不下去，揣着钱回故乡重新创业，“她”的婚姻也是失败的。
父亲与儿女
很显然，对子女的照顾，包括关心与交流，“男人”全都交给了妻子；妻子病逝之后，他又将他们“转”给了“女人”。“男人”并没有冷漠和嫌弃，他只是忙碌，但在客观上却给孩子们这种感觉。他的具体目标，至少包括让妻子过上像样的生活，同时逆转岳父的敌视。然而，因为眼高手低、不择手段，他失败了，非但没有获得子女的认可，甚至到死也没有得到妻子娘家人的谅解。更令人感慨的是，姐弟俩特别是“她”，对父亲也没有多少亲情可言。以下两处细节可以佐证：
她试图保持镇定，她确实不清楚离开这里后饭店都发生了什么，对于父亲，她多少有些愧疚，她初中就出去念书，很少回来。可眼下不同，她不希望任何人打乱她的计划。她坚定地说，我可以重新开始的，姑姑，你要相信我。
女人盯着她，目光开始变冷，一星一点都射进她心里。可可，不是姑姑说你，你真是狠心啊，说走就走，一走那么多年，说回来就回来，从不顾别人感受。这一点，你倒像你外公。这些年，你要是常回来，你爸会那样吗？
骆明生与岳父
二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多做分剖，引述如下两处细节就足以表明：
父亲和外公更不来往，两人在小镇碰面也是尴尬的。父亲人立定，冲着外公的方向，也不上前，仿佛等着外公召唤似的。外公呢，从来只顾走路，对男人和男人手里的她视而不见。那份骄傲她看在眼里。
关于外公，她确实没什么好讲的，儿时的芥蒂还在，父亲的葬礼，外公也没能出现，她这才发现外公对父亲其实敌意很深，他还是怨父亲毁了母亲的前程，拐跑了他的掌上明珠，更别提母亲的早早病故。母亲的死直接切断了两家的联系。
姑姑与侄女
“她回到这里，在父亲死后第三年，她离婚后的第二年，原以为再也不会回来，可时间改变了什么。她重新面对了召唤——父亲终于离开，她可以独自支配这里。”“她决定回来，姑姑震惊，长久地望着她，仿佛她在外间遭受了什么比待在小镇更糟糕的磨难。”“……女人跟着问，你回来到底做什么？上次找你把饭店卖掉，现在这里火了，人家都出了那个数，你有什么犹豫的？”
从上面，我们可以明白“女人”与“她”——姑侄之间，至少在信任方面是存疑的。
母亲与“女人”
母亲瘦小柔弱，“女人”高大强悍；母亲介意形象，“女人”无所顾忌；母亲懒散、讲究衣着，“女人”勤劳、不拘小节；母亲心灵手巧，“女人”大大咧咧。二人之间反差明显。在对待饭店的态度上，母亲是随遇而安（这不等于她就满足于现实状况），没有过多追求；“女人”则具有“主人”心态，竭尽所能。这二人之间没有过节，内心里互相轻视却大概率存在。
此外，饭店主事人（“女人”）与胖三、金丽之间，工厂老板（“男人”）与死者吴老七家属之间，融洽的时候都很少。
造成人际紧张的缘由是什么？答曰：目标。置身晦暗的处境，不同人的目标存在着方向同一性、利害相关性、因果制约性，要想调和几乎不可能。小说背景层面的“爷爷”“外公”与其他人，在“饭店”之外，都有各自的“目标”。以“外公”为例，在“母亲”身上，他倾注了极深的关爱，目标是希望她有个好的归宿。母亲被条件不好的“男人”拐跑，“外公”的目标落空，他的愤怒和记恨可以理解，这是小说中敌意最深的一组关系。然而这个责任又该归到谁的头上呢？分头审视，他们谁实现了目标？设身处地，他们又有什么错（违法受惩另当别论）？
四、生活的出口
小说总体氛围偏向压抑、黯淡，一应角色直到最后也没有找到生活的出口。这当然不意味着他们未来的发展走向就不乐观，生活的出口，或然地存在于他们各自的打算和奔忙里，也在时代的关切与呵护里——那自然是一个或然的理想化的境界。如果说“为什么活着”从目标角度容易作答的话，“怎样活着”就成了一个较为考验人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除了苟延岁月者之外，人们的生存与目标之间，未必有明确的对应关系，还有人甚至找不到方向感。
不管是精神，还是物质，相对于不同的个体，“目标”固然有难易之分，从旁观角度去审视，却未必有高下之别。在这个前提之下，作家将目光投向不起眼的角落，关注其间不起眼的群落，展示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不很常见，却值得充分肯定。媒体热衷关注成功者获得的掌声和鲜花，文学喜欢反映社会的进步与成就，都无可指摘，然而，困窘中的人们在实现各自目标的同时，基本上都是各自为阵，罕有协同前进的时候。这种情形，不是也不该是文学的禁地，因为现实中，大奸大恶与大圣大贤都极其罕见，多的只是地位卑微的普通人，很难套用善恶或好坏的标准去衡量他们。欣赏《集美饭店》，包括作家李晁的其他类似小说如《傍晚沉没》《婚礼》等等，我们同样会从人际之间的少有融洽，获得不一样的认知。——生活的本相其实就是那样。这篇小说获得“首届贵州省文学奖中短篇小说一等奖”，表明了小说视野多元化拓展的可能与可行。文学奖项回归文学的“本位”，其间隐含的导向意义，是令人欣慰的。
还是回到前面的话题。某些目标实现后，当事人往往会发现不过尔尔，甚而大失所望，不甘心者又尝试着朝新的目标努力。个体目标的不断更替、升级，构成了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基础。至少在《集美饭店》中，“她”的目标不再像父辈那样是开办饭店，而是将其改造成顺应潮流的民宿。不管这个目标能否实现，或者实现后是否因为不满意而又另立新目标，都不违背社会进步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