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里补鞋人家

隔壁村有两个补鞋匠老谢和老卢。

老谢年过六旬，左脚天生不灵活，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因此在乡中学下坡路的对面支起了一个简易补鞋摊子。自我懂事起，老谢的补鞋摊子旁就绑着两个人，一个是他捡来的精神不正常的疯婆娘，一个是他和疯婆娘生的傻儿子。老谢不苟言笑，额头上有着深深的皱纹，胡子很少修剪，喜欢叼着自制的烟时不时的吸上一口，然后戴上厚厚的老花镜做着补鞋的活儿。他的疯婆娘和傻儿子时而在地上打滚，时而把拉的屎塞到彼此的嘴巴里，时而痴痴的望着前方，时而大笑。乡邻看着他一家三口可怜，便经常把自家半新半旧的衣服送个他，老谢看了看送来的衣服说“你这个衣服不新呢，我不要”。

老卢年过五旬，右脚在少年时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听使唤了，后便在隔壁镇上的鞋匠那里当学徒，他为人勤快、不计较个人得失，师傅也乐意教他，不一两年就出师了，在镇上搭起了一个小木棚做起了补鞋的活儿。老卢命苦，结婚不几年妻子得白血病去世，留下一双才几岁的儿女，他自此又当爹又当妈的抚养一双儿女。隔壁镇地处几个乡镇的中心地带，老家的人到镇上去赶集每次都会在他那里等往返的乡际巴士，他总是热情的让椅子、准备茶水，而他的一双儿女便在他自制的干净简易书桌上写作业。每次看见老卢，发现他穿着都很精神，衣服虽然有不少补丁却很整洁。

老谢是政府重点关注的帮扶对象。老谢的傻儿子慢慢长大了，听人讲，傻儿子把老谢和疯婆娘关在家里打的死去活来，幸好被路过的邻居发现，被救的时候老谢和疯婆娘都被关在粪缸里。后来，六十多岁的老谢突然“喜从天降”，因为他的疯婆娘怀了孕，并且生下了一个能被逗弄笑的男孩，这在老谢看来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虽然在这之前有不少邻居劝他不生下来，把疯老婆和傻儿子送福利院，自己也可以住进敬老院，这样晚年也顺遂一点，但是老谢坚持生了下来。但让老谢烦心的事随之而来，傻儿子把这个弟弟当成了玩具，从床上扔到地上、喂尿喂泥巴、冬天丢到池塘里...花甲之年的老谢照顾疯婆娘和两个小孩完全力不从心，在一个清晨他带着傻儿子去了市里，然后一个人回来了。乡下到市里的巴士司机发现了他的傻儿子，便带了回来，老谢暴跳如雷，带着一家四口在巴士司机家住了一个星期后，又在一个清晨带着傻儿子进了城，然后一个人回来了。当然这一回就没有哪个巴士司机敢把他的傻儿子带回来了。后来，有人说在市里的垃圾站那里看到了他的傻儿子，再后来，有人说，在国道下面的桥墩那里看到了他的傻儿子，然后，慢慢的，就没有关于他那傻儿子的消息了。

老卢靠补鞋一家三口勉强度日，他的女儿考上了省重点高中，在重点高中里面的奥赛班，模考成绩排在全市前三名，他的儿子读初中，成绩也名列前茅，慢慢的，老卢的小木棚壁上贴上了越来越多的奖状。老卢的女儿后来考上北京大学，成为了乡里第一个北大学生，这件事成为了乡邻津津乐道的大事。老卢的女儿考上北大后，乡县领导先后到他的补鞋小木棚慰问。后来老卢的儿子在高考发挥略有失常，幸运的是也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从此，小山村便兴起了考大学并且是考名校之风。乡教育组为了表扬老卢的一双儿女，送了“天道酬勤”的匾额，悬挂在他家长满青苔和裂痕的房子里，市电视台进行专题采访，录播的节目为“补鞋棚里飞出的金凤凰”。他的女儿毕业后回报桑梓，目前业以担任镇党委书记。他的儿子毕业后继续深造硕士、博士、博士后，后来赴新加坡做两年研究员，后归国以而立之年担任上海某知名高校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老谢继续着他的补鞋活儿，按他的话讲，“估计要到闭眼睛蹬腿才能停止补鞋，不然一家三口要饿死”，不过他的忧虑越来越重，因为他自己已经快古稀之年了，体力、眼力大不如以前，而他还要疯婆娘和襁褓中的孩子要照顾。他时常自言自语，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老卢的补鞋摊停了，他的儿子女儿都不要他再搞这个事情了。老卢说，“儿子要我去上海住，住了几天，儿子媳妇都很好，但是就是住不习惯，就回来了”。回来后，他不习惯手头没事干的日子，瞒着女儿接一些简单的补鞋活。老卢觉得每天做点补鞋活儿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