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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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我来到中国稻作学家丁颖的故乡，追寻着丁颖出生、学习和工作的足迹。
站在六位岭上的丁颖纪念亭，放眼四望，山上层林叠翠，树木葱茏，山下民楼簇拥，掩映林中，田野一片金黄，稻浪涌动，收割机轰鸣着，刚脱粒的饱满谷子正在打包、装运……秋风送来阵阵稻香……
这里，丁颖的故乡，高州市谢鸡镇石塘村。此刻，我自然而然地追寻起丁颖与稻作的故事。
丁颖，我国现代著名农业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中山大学农学院、华南农业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前身）教授，院长；1957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周恩来总理誉其为“中国人民优秀的农业科学家”。1989年日本学者渡部武主编《中国的稻作起源》一书中，尊称丁颖为“中国稻作学之父”。
1927年，他第一个创立南路稻作育种场。1933年选育的“中山1号”是世界上第一次用野生稻种与栽培稻自然杂交育种的成功尝试。1936年，他选育出世界上第一个“千粒穗”水稻新株系。他还主持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水稻生态研究室，第一个系统科学地论证了中国栽培稻种起源于华南……从稻种分类、稻作区域划分等理论研究，到稻种系统选育、栽培、灌溉等具体应用技术，他都取得了卓越成就。
丁颖培育的“中山1号”优良水稻种，自20世纪30年代起推广超过60年，累计推广面积1亿多亩。时任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就曾经题诗一首，“稻作精研十数年，居然成绩著南天。农人争种‘中山白’，我自乡间听互传”。
1888年11月25日，丁颖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丁颖七岁那年，父亲深感穷人受苦的根源在于没有文化而借债送子上学。后来，丁颖从私塾考上县城“洋学堂”高州中学。那天，校长拿着一支钢笔站在讲台向学生演示说，这支美国生产的派克笔，它吸饱墨水可以连续书写多天，不像我们的毛笔点一下墨只能写几个字……校长最后说，你们谁能考上大学，我就把这支笔送给谁……这让丁颖感到神奇又神往……几年后的毕业典礼上，，丁颖说，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
丁颖本想报考广东公立农林试验场的农业讲习班，不巧毕业时错过报名期，便考取了与农业相关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博物科。他得到了校长送的那支派克笔，抚摸着漆黑透亮的笔杆，他想，作为写字工具的毛笔太落后了，远不如派克笔……列强入侵就是中国太落后……从此，丁颖便有了出国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念头，他向往日本先进农业科技，于1912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日本。从1912年到1924年间，他三度远涉重洋，辗转三所日本高校求学11年之久，因时局震荡、家境拮据等故曾两度辍学回乡任教，最终在36岁那年获得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学士学位，成为该校第一位研修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
1924年学成回国的丁颖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中山大学农学院前身）出任教授。由于官场腐败，国力贫弱，资金短缺，加上战事频繁，研究工作屡屡中断，特别是丁颖关于“每年拨出1%的洋米进口税作为稻作科研经费”的提议石沉大海，让他深感失望。但是他并未放弃志向。面对广东农村水利长期失修，农田缺水少肥，谷种低劣的现实，丁颖便选定专注水稻育种这唯一可行有效的增产方法。
1927年3月，丁颖在广东茂名公馆用奔走凑来的260元，租下60亩长年干旱的贫瘠“望天田”和一间民房，仅有两名助手和几名民工。就这样，一个怀着百姓填饱肚子希望的南路稻作育种场就建起来了。丁颖带领他们不避寒暑，不顾劳累，以那块“望天田”为阵地开始选育稻种的研究，培育寻找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水稻良种……白天，丁颖和民工一起下田劳作，夜里油灯下整理资料研究写作……这位留洋教授的居住、伙食、衣着、肤色与几名民工没有两样。有一回，有人来找丁教授，却无法分辨哪位是要找的人。
微薄的经费远远不足试验的需要，就靠“卖青苗”来维持试验。有时又从自己不多的工资中拿出钱来勉力支撑……
丁颖的想法是，按自然生态区建立水稻育种中心，就地选育推广优良稻种。因此，1930年春到1937年，又先后在广州石牌、东莞沙田、梅县韩江、惠阳东江建立四个稻作试验场，并成为解放前我国南方的水稻育种中心。丁颖在试验中创立“区制选种法”，以地方品种原种为对照，采取小区种植法选育良种，从搜集各地栽培的7000个稻种，采用穗系选种法，利用个体变异所产生的特性不同的穗系来选育良种。十几年间，几个试验场选育出优良稻种60多个。其中“白谷糯16”、“黑督4号”等十几个在广东、广西推广种植。这些易生长、抵抗恶劣环境强的品种，一般比当地原有品种增产5――25%。要知道，在那个饿殍遍野的年代，增产的粮食成为千千万万人的救命粮。丁颖因此写成并发表的论文《水稻纯系育种之理论与实践》、《水稻纯系育种法之研讨》广获赞誉。
那些年，丁颖没有利用所育良种求名获利，常常赔本推广。假期，就送给学生拿回农村家里种植推广。又与农户订合同，凡种植他的新品种，付给农户比往年产量多的稻谷。农民来换谷种 ，他就每担只象征性多收一斤谷子，或用两斤良种换回一斤一两谷子。对此， 农民感激不尽而亲切地称他为“谷种佬”。
我国种稻子历史悠久，种类繁多。但所种稻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稻种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后来又是怎么演变发展的呢？在我国，这个问题一直未有人能够回答。1926年，丁颖在广州东郊的一个叫犀牛尾的沼泽地里发现野生水稻。这引起了他对水稻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这一重大悬案课题的研究兴趣。之后，丁颖花了近十年时间，着重研究野生稻的形态特性，它和栽培稻的亲缘关系。1933年写成论文《广东野生稻及由野生稻育成的新种》，令人信服地证明中国是比印度更早的栽培稻原产地，否定了“中国栽培稻起源于印度”之说。并认为中国稻种 不仅起源于中国野生稻，而且是世界稻种传播中心之一。又经过30多年的潜心研究，把几十年来的研究结晶整理成论文，1956年发表《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及其演变》引起国际轰动。丁颖根据我国野生稻的分布，从历史、语言、古生物、植物及地理等进行系统的探索研究，确认我国的栽培稻种起源于我国南部地区。又根据我国栽培稻的起源和演变把稻种区别为籼粳、早晚、水陆、粘糯四大稻种类型。丁颖的这一发现是其分量最重的学术成果之一，这不仅是学术问题，更关乎民族尊严。
丁颖对水稻的选种育种也有卓越贡献。首先利用野生稻与栽培稻自然杂交，1933年利用野生稻与农家稻种自然杂交选育出著名的新品种“中山一号”，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野生稻血缘的新品种。“中山1号”及其衍生品种在世界上破天荒第一次把野生稻在恶劣环境中能旺盛生长的种质转移于农家栽培稻种。中山1号”及其衍生品种“中山红”、“中山白”、 “包胎矮”等长期保持稳定，在国内推广六十年不衰，推广面积1亿多亩。
1936年，丁颖又用印度野生稻与广东农家栽培稻杂交，得出很多大穗系统，并用人工抑制分蘖，培育出结子1400多粒的“千粒穗”稻株，轰动东南亚稻作学界。他是我国在水稻方面采用杂交育种法的第一个尝试者。日本 《农业及园艺》杂志立即刊登照片，不少外国专家多方寻找他所用的杂交材料。
中山大学迁校粤北期间，已是农学院院长的丁颖常常要走一段山路来往于农学院与校本部，又夹着一个鼓胀胀的公文包。这就引起了土匪的注意。有一天，他正在山区路上行走，突然闯出一个大汉挡住去路，声称打劫，要丁颖留下公文包……丁颖知道遇土匪了，一个文弱书生怎能敌过彪形大汉，丁颖恳求取出包中资料，把包留给土匪。土匪不允说，你当我傻瓜，东西取出了，这个包包值屁钱……土匪挥舞闪亮的刀子，“要命快滚……”无奈，丁颖只得弃下装有研究资料的公文包离去。
丁颖遇劫的消息传开，村民说，谁吃了豹子胆，竟敢抢劫“谷种佬”，就不怕老天报应。土匪得知自己抢劫的是为农民廉价提供良种的“谷种佬”，心里很后悔，便把抢劫的衣物、资料寄还给丁颖，并附一封道歉信……
1938年秋，日本侵略者将攻占广州，国民党军队已退至粤北。中山大学决定迁校到云南澄江。那天中午，突然听到敌人在大亚湾登陆的消息，市民纷纷逃难。广州城内炮声隆隆，浓烟四冒，教职员工正在慌乱收拾行装转移……这时，丁颖想起稻作试验总场还有夏天收获的400多个水稻品种……不行，我要带上它们。他不顾家人劝阻，丢下正在收拾的行李，冒着敌人的枪炮声匆匆赶到试验总场，接着，将400多个水稻品种一个个细细包装，一直忙到深夜……
第二天清晨，中山大学教职工撤离的船只汽笛鸣叫，人们正在焦急地等待丁颖的到来。这时，又传来消息，一队日本军正往码头追赶……无奈，航船只好起锚徐徐徐徐滑动驶离码头……这时，人们惊喜地看到丁颖扛 着“宝贝”匆匆赶来，就差一点误了撤离……后来，他冒着生命危险抢救的稻种，被播种繁殖到抗战胜利。
丁颖教授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研究室、试验场和实地考察上度过的。60年代初，他亲自主持的“中国水稻品种对光、温反应特性研究”，组织12个协作单位，选用代表性品种157个，在8个省（自治区）的10试点历时3年试验，取得空前浩瀚的科学数据，并部分整理成专题论文在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宣读。
丁颖教授常说，一个农业科学工作者，要深入农村和农民在一起，研究改进农业生产。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把赤脚 下田，亲自种试验田当作科研工作中的一件最快乐的事情。他1957年出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长已年近七十岁，可到各地考察时，总要深入田间，脱掉鞋袜，挽起裤腿，用脚踩踩泥巴，检查田土肥不肥，把稻子拔起来，看看稻子的杆、叶是黄是黑，颜色是否正常，稻根发育发不好，闻闻根的味道，了解田土是否通气……
75岁那年，他带队考察西北稻区，在尘土飞扬的黄土高原一跑就三个月。从张家口到山西、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陕西……那时，冰雪刚消融，他脱去鞋袜，光脚踩田，亲身感受雪水灌溉对水稻根系的影响。当他上田时，通红双脚几乎站立不稳……这些日子，丁颖身体虚弱，日渐消瘦……每天仍然坚持工作12个小时。有时肝区疼得直冒汗，但因害怕耽误工作，仍是私下买药，不去就医。后来，组织安排他去无锡太湖“疗养”三个月，可他仅仅停留37天又瞒大家跑到南京考察全国劳模陈永康水稻高产试验田……
1964年8月，同事陪同丁颖赴山西省太原市郊区和陕西省宝鸡、郿县等地进行水稻生产和品种情况考察。每到一个地方，都要亲临实地调查，听取当地人员作汇报。他一边细看、询问、记录，详尽掌握第一手资料。在山西省农科院大吴农场观察水稻时，发现稻田中间一小片稻株枯黄，他蹲下身又要脱掉鞋袜下田，同事赶紧下去，把整株水稻挖上来让他察看。他却对同事说：“不亲自下去用脚踩一踩周围土壤，手摸一摸稻根分布，感触土质的松软度和透气性，观察周边稻株的情况，怎能判断受盐碱为害的程度，间接观察和自己下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一年，他带领助手到广东潮汕总结农民经验，虽然他年事已高，但仍卷起裤脚，走到田间检查土壤的深、软、肥质量，他还拔起秧苗，观察叶色、根系发育、闻闻根系的气味，通过这些项目，了解土壤氧化还原状况以及整田的质量。他赞赏潮汕老农的精耕细作，叮嘱助手好好地总结当地经验，又对助手说，“要有科学家的头脑，耕田人的身手”。
也是这个8月，丁颖病倒入院，但他念念不忘山东省委要在当年梁山好汉转战的水泊栽种上百万亩水稻计划……几个月前就约定要去那里视察。9月初，病稍有好转，他又来到山东临沂考察盐碱地水稻种植情况，后又给临沂地区干部作学术报告……这时，他感到肝部剧痛，豆大汗珠在他那瘦削苍白的脸上流下……但他拉起座垫紧紧压住疼痛部位，坚持将学术报告讲完。随后被急急送回北京医院……
医生查看病历后问：“丁老，十几天前您验血转氨酶300多，怎么没来看病呢？怎么可以出差呢？”丁颖在前往化验室过道上悄悄对女儿说，在察看稻田里，我的腰痛得像刀割一样……经诊断，丁颖患晚期肝癌。
医生在紧张地进行抢救，丁颖喃喃不断地好像说院里要做的工作、水稻的光温试验、盐碱地的改造、水稻的增产和推广……
1964年10月14日早晨，丁颖抢救无效去世，终年76岁。他走得很匆忙，弥留之际，说了一句让女儿丁和筠终生难忘的话――“我这辈子都没有懒过”。父亲去世后，丁和筠在一封写給天国的家书里，用了一个比喻，为父亲的一生画像 “一头不怕狂风暴雨、烈日寒冰的牛，默默地、永不停息地耕耘，直到生命的终点。”
丁颖身前留下的几十张黑白照片，绝大部分摄于五六十岁之后。多数时候他神情平和，而笑得最明朗的几张，要么是和孩子们在一起，要么是和禾苗在一起。他戴着白通帽，挂着黑框眼镜，或站在稻田中观察秧苗叶色，或蹲在网室的稻种盆栽前，用父亲般的目光凝视着破土的新芽。
几套洗得发白的布中山装，一双布满皱折的黑皮鞋，一个用了几十年的皮公事包，一个放大镜，一支国产钢笔，一只表面玻璃已磨得斑斑驳驳的怀表，这就是丁颖全部的日常生活用品。然而，他的屋子堆满的却是书籍……
丁颖如同他自己一手培育的稻种一样，耐寒、抗旱、坚韧、高产。像所有米粒饱满的稻穗一样，他的腰杆很硬，头却埋得很低、很低。
“真诚的科学工作者，就是真诚的劳动者!”这是丁颖的一句名言，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